阿圖塞的話語理論：從佛洛伊德與馬克思的「對象／物」出發版權所有
劉紀蕙
馬克思與佛洛伊德的交會處
要如何思考阿圖塞所說的唯物辯證(materialist dialectic)呢？他為何強調物質性的辯證邏輯，而反對歷史決定論的辯證邏輯？為何他認為佛洛伊德與馬克思有其最根本的相近性？我們如何從佛洛伊德、馬克思到阿圖塞的方法論取徑中，擷取思考的參照模式？
阿圖塞注意到了馬克思與佛洛伊德都處理了「對象／物」(object)的問題，以及二人在物質主義以及辯證論上的靠近：佛洛伊德討論「我」的內在分裂(spit, scission)以及辯證過程，馬克思討論社會中資產階級(bourgeois)與無產階級(proletariat)的內在矛盾與階級衝突。馬克思所討論的主導意識形態與社會構成中的階級鬥爭，要如何能夠對照佛洛伊德所討論的「我」的分裂以及無意識的自動防衛機制？
阿圖塞指出，馬克思所展現的哲學立場既是辯證的，也是物質主義的。這種哲學立場必然須要處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對立面，才能夠檢視其於社會論述中的廣泛體系以及其理論性的構想，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等。除非與主導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分離，不然便容易被動地陷入資產階級所構成的社會形態中的主導意識形態。馬克思發現當時的「政治經濟學」(Ricardo, Smith)，都出自於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被不同的觀念置換(displacement)，而遮蔽了階級關係以及其矛盾。因此，透過實踐(practice)，「成為無產者」(become proletariat)，成為底層人民，才可能知道「資本」(it is necessary to be proletarian to know Capital)。馬克思研究的不是政治經濟學，而是經濟現象──其歷史物質條件以及內在的階級鬥爭。(“On Marx and Freud” 20-23)我們必須認知此處所謂的階級鬥爭，並不見得是被本質化的職業群體，例如勞工、農民或是白領階級。馬克思對於經濟範疇的擬人化分類，讓我們知道「資本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是抽象範疇，在不同歷史脈絡之下，有不同的替代模式。當今歐陸思想家也持續思考關於「無產階級」的問題，例如洪席耶所指出的「無分之分」(part des sans-part)，巴迪烏所分析的相對於象徵空間(esplace)的不安全而不占空間的「外空間」(horlieu)。在今日的多重階級對立或是畛域化之下，誰是無法出現者，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然而，要如何在可見之處分析無法出現或是不可見、不可思的存在，則要透過以意識主體出現的面貌，探討驅使其如此出現的話語效果以及背後的觀念結構。佛洛伊德對於「我」的分析以及對於無意識結構所銜接的物質世界的探討，便可以協助我們朝向這個問題推進。
阿圖塞已經指出，佛洛伊德所探討的問題也正是衝突與矛盾的問題。傳統政治經濟學所談論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所謂的「有需求的主體」（a subject conscious of its needs），正是社會的基本構成元素。黑格爾將公民社會描述為彼此依賴而「有需求的社會」(society of needs)，而馬克思則針對此「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 以及其倫理與司法的抽象觀念進行批判，尤其是其中的轉變(the dialectic of the mutations of this anatomy of the world)( For Marx 109-110) 透過自我意識而建立同一性的自發性主體，無論是經濟主體、道德主體、法律主體、政治主體或是宗教主體，都是有需求的主體，在特定歷史時空的社會建構之中，以既定方式意識自身與整合社會身分的主體，都已經置身於占據主導位置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因此，自我意識的主體(subject conscious of itself, subject of self-consciousness)正是語言以及符號現實之「效果」(effect)，促使主體依照其所意識到的「需求」(need)而行動。依此說來，「意識」正是統合各種實踐的「功能」(function)，包括認知、道德或是政治的層面。(“On Marx and Freud” 23-25)
佛洛伊德與馬克思的對象自然是不同的。馬克思要探討的是社會形構以及其內部階級鬥爭的問題，他將「個體」(individual)視為受到經濟、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決定之功能的「支柱」(Trager, supports)，執行生產與生產關係的複製。馬克思也強調，關於政治經濟的研究，不要從具體事物出發，反而要從抽象出發，以便探討事物以及個體背後的資本社會法則。因此，馬克思的研究必然是社會個體以及個體的歷史形式，而不會觸及佛洛伊德所探討的心靈機制問題。但是，阿圖塞強調，佛洛伊德所討論的正是「個體」身上所發生的意識系統以及其自動壓抑的防衛機制。佛洛伊德與馬克思相近之處，正是在他們各別指出的系統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佛洛伊德所探討的「意識－前意識－無意識」以及「它－我－超我」心靈機制，這個內部分裂而三層相互扣連的動力空間，說明了無意識並不是物質現實，也不是社會現實，而是介於生理與外界的驅力「再現」(representation, vorstellung)本身。透過客體對象的極限點(limit)，支撐外界社會世界的「物」，同時也指向了另一個不同的現實。這個透露另一個現實的「物」，便須要透過「工作」（Durcharbeit），才可以探知。(“On Marx and Freud” 26－30)因此，當阿圖塞指出，佛洛伊德所討論的驅力(drive)，觸及了極限點(limit point)，扣連了生理現實以及歷史物質面向，他已經說明了歷史物質面向作為支撐理性與滿足欲望的條件，也必然碰觸到了無法被此主導話語結構所涵納的分裂空間。因此，這個極限點同時指向了符號現實(symbolic reality)中發生的幻想（phantasm。 (“The Discovery of Dr. Freud” 1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