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思考的根本問題是，為什麼人所共處的群體，無論是宗教、族群、 國家，無論是民主社會、共產社會或是自由經濟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總會悖離其原初建立時的理念，而反向壓制在此體制內所聚居的人們？是甚麼動力促使此體制開始朝向僵化的暴力形式發展？是甚麼動力牽動隱藏於體制之下的觀念性壓迫體系，而處處浮現於人們日常生活的態度與感受性結構，或是凸顯於某一些決策或是機構性策略？甚至如同莊子所言，在此感受性結構中的是非判斷不得不如此，而「發若機括」，動靜舉止則有如堅守盟誓，而「留如詛盟」！

這些發展自然不可能是任何體系創始之初便已經複雜而縝密地構想出的階段性目的。但是，面對歷史進程中重複出現的挫折或是震驚我們的事實，我們被迫思索在任何行動──尤其是涉及人群共處的政治行動──背後的立基點是否需要被檢討的問題。在以推翻現行政體並提出理想圖式為基礎而進行的革命或是政體改革，為何會導向長時期與大幅度被合理化的內部體制性管理、監控、鎮壓、肅清、暗殺甚至集體屠殺？或者，退回一步，這些政治概念形成之際，民主議會政治、共產社會、自由主義社會、自由經濟社會，為什麼已經構成了其體系性排擠的效應因素？是否設定排擠與競爭的內外疆界範疇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途徑？被此途徑之貫徹而犧牲的人們，要如何被思考？或者，更根本的，我們要面對概念所構成的疆界範疇具有甚麼暴力？我們是否可以檢視此概念背後的話語結構，進行根本的解構，並且重新思考這些概念的根本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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