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所討論的機械化與自動化操作的「座架」與技術， 傅柯所討論「可見性機制」(regime of the visible)與「真理機制」的認識型，阿圖塞所談論的意識形態的機械裝置(apparatus)、引擎(engine)與發動器(motor)，或是杭席耶所提出的感受性機制（regime of the sensible）、習性機制(regime of ethos)、再現機制(representative regime)與美學機制(aesthetic regime)的操作邏輯，都牽涉了帶有主導性規範與導引的話語結構問題。人的存在無法脫離話語與思想，其被置入的話語邏輯與法則有其內在的結構，此結構之效果便在話語的物質性本身。以阿圖塞的說法，效果的促成有多重因素。他以作為上層結構的意識形態占有主導性決定因素，但是經濟與物質層面的交換（substitution)與替代(displacement)，才是最後的決定時刻(last instant)。我們不能夠僅處理具體的經驗對象，因為這些對象物已經是第一層主觀（想像）知識形態下被給定之「物」(pre-given object)，我們只有透過推出此「對象／物」的觀念或是經濟舞台，才能夠以回溯的方式探討此結構為何要求此「對象／物」以及此「對象／物」所代表的價值。因此，所謂具體分析現存情境(current situation)，意味著分析具體情境話語結構的條件(conditions, circumstances)，以及此條件下的可能與不可能。阿圖塞說，除非我們能夠掌握這些結構，辨識這些決定之條件，不然我們便無法思考政治行動的可能性，也無法討論任何思想與行動如何以及是否曾經從被決定的發展中撤離(retreat)，脫離歷史文化與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下其制約，而重新調整位置(decalage, reorientation) (For Marx 77-78, 207)。

阿圖塞強調，社會原本並不不存在。是如同在空無(void)之中，原子偶然偏移(clinamen)而相互撞擊的事件中造成交匯而成型(take form, take hold)的歷史環節(conjuncture, knot, nodal point)。這個以「無」為起點的社會，卻由於為了防衛自身再度墜落於無的深淵，而建立並擴展了語言與律法，形成契約，引發熱情，甚至進行無止盡的防衛性戰爭。文化結構的認識形態有其極限處(limit situation)，也就是其所無法探索的認識障礙(epistemic break)。這個極限處的空無，正是此社會契約隨時可能崩毀的證明。阿圖塞指出，如何修正佔據優勢的社會契約與語言邏輯之不合理形式，使得Spinoza所說的「獨一性的本質」(singular essence)得以出現，便是思考根本平等的問題。(Althusser, “The Underground Current of the 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 ?169-177, 185-187)阿圖塞說哲學沒有對象 (philosophy has no object)，因為對象已經是在現存而被給定的話語法則與知識條件之下被預先決定的。他強調要以回溯的方式 (retroaction, working backward) 工作，探索其如何被構成，以便思考事件的法則，並且透過此第二度遭遇事件來理解其第一度發生的事件，或是此「對象物」的生產模式。(Althusser, “The Underground Current of the 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 195, 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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