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進的方式進行對於「政治性概念」的重新詮釋，是當代歐陸哲學高度關切的議題。六０、七０年代法國思想界展開的解構式思考，其實是持續積極回應時代的難題，尤其是二十世紀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革命、集權、鎮壓、戒嚴等政治狀態所牽引出的對於權力、暴力、全體性組織、主體、權威等問題的反省。

我曾經討論過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關於政治與倫理的概念。當時，我特別注意到克莉絲蒂娃所提出「沒有國家主義的國家」(nation without nationalism)、「過渡性國家」(transitional nation)的基進概念，以及她對於「政治空間」(polis)的詮釋。克莉絲蒂娃的「國家」概念，不是以法律契約為基礎，或是以語言、血緣與土地而連結的民族國家，而是在自由與平等的個人之間建立一種文化與契約的過渡性(transitional) 「國家」。所謂過渡性空間(transitional space)，就如同幫助兒童離開母親，展開自己的語言、遊戲與創造力的過渡性對象所提供的空間。因此，過渡性國家可以提供一個短暫、隨時可以改變、開放、無壓迫而具有創意的認同空間(Kristeva 1993[1990]b: 42)。此外，克莉絲蒂娃強調，「國家」是由各種異質性論述所構成的，是語言的活動 ，是不斷變動的高度象徵體(a highly symbolic body) 。每個個體都透過語言而離開私密的個人家庭空間，進入一個與他人共處而參與的公共空間或是共同體；此國家整體有其凝聚力，卻同時是以不斷接納異質性而自我調整的方式發生(Kristeva 1993[1990]b: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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