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關鍵問題：

1. 關於法的問題：to make the law, enforce the law, make it just, judgment, 以及正義之暴力
2. 關於力的問題：Gewalt e power, potential, force; 區別本身之力，或是區別的暴力。力的最初時刻如何以話語 (logos, speech, language) 操作。可以參考Jean-Luc Nancy對於影像暴力的討論：image如何distinct於其背景基礎，或是如何執行區別的象徵暴力。
3. 解構工作：回到force的根本問題，置疑道德主體、法律主體、權利主體等之立法根基。(237-238)
4. 法相對於自然的問題：nomos vs. physis (nature); 法是計算、命名、拿取、佔據 (nomos, rule, calculation; nomen, name; nomare, number)。(244-245) 立法要透過可計算的操作機制(calculable apparatus [dispositive])；不可計算者則是無限性反叛（infinite revolt)的可能性。(250)
5. 正義的問題：justice 無法正面處理。Justice是思考無法計量者的難題。aporia： impassable 這個難以通過的經驗(experience: ex e out; poriri e to go through)，就是justice思考不可能性的經驗，思考無法計量而無法出現者的困難通道。(244) “Justice is an experience of the impossible: a will, a desire, a demand for justice the structure of which would not be an experience of aporia, would have no chance to be what it is—namely, a just call for justice.”(244)
6. 共享語言者理解並詮釋此命名之法，從屬於此語言之法，而成為主體；然而，參與之成員(partenaires, members) 若並不共享此語法(idiom)，則會承受此法的暴力。解構工作便在於解構人類主體建制之分配模式(by deconstructing the partitions that institute the human subject)，也就是以形上學以及人類學為中心的主宰式律法執行的分配模式。(246-247)解構工作不只是對於歷史以及詮釋記憶的哲學與字源學之解構工作，更是面對不可置疑之最高命令(the imperative)， 持續置疑我們的觀念、理論以及常態模式(normative)之根源，基礎與限制。(248)
7. 建基之法的暴力，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國語」。轉換政權之時，國語之執行正是從一種暴力轉到另一種暴力。(249) 建國(founding nation-state)之決斷，進行了分割，並且穩固了主體式的責任、良心、財產、意圖以及司法論述。(253) 警察或是預防性戰爭與國安系統，都是穩固此建基之法的各種保存性活動。
8. 重新思考摧毀固定律法的「法」：每一次都是在既定之法中重新判斷，重新詮釋，創造新的法則。(251) 每一次都重新決斷。(252-253) 決斷，decision，是在感受中的行動(suffered, hyper-active, madness) (255)，以便讓無法出現的可以出現 coming (a-venir)e可以考慮藝術、文學、創造性行動
9. 「人們根據其理念行動」 (act according to his idea)。我們可以繼續考慮關於spirit的幽靈specter的專制：主體如何是某種語言邏輯與意識形態之效果(effect)，而成為行動的主體功能(function)。不同的意識形態機制(apparatus, dispositive)包括宗教、教育、家庭、司法、政治制度、商業工會、傳播通訊、文化。如何分析「效果」或是「決定因素」的指標(index of effectivity)，則需要同時注意到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與底層結構（經濟基礎）(infrastructure)相互運作(reciprocal action)而且相對自主(relative autonomy)的體系的空間結構。
10. 意識形態的觀念性裝置(device, dispositif)使主體自由地依照其意識而選擇作為主體，信仰其所信仰者，認知其所信仰的理念，無論是上帝或是責任、正義，而其所有態度也隨之而成形，因此而祈禱、告解、懺悔，或是控訴、請願、示威。這個根據其「意識」與「理念」而行動(act according to his ideas)，必然以其作為自由主體為前提。他若不如此實踐，則會被視為是壞份子。每一個人都是一種功能(function)。如果一個人不依照其應該執行的方式行動，那是因為他作為其他理念的執行者，也仍舊是一種功能。這些理念甚至會透過各種社會儀式而被實踐，而這些實踐有其不同的物質模式。理念會消失，留存的是主體或是意識、信仰、行動，而代之出現的，則是實踐、儀式、意識形態機制。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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