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思想的介入

版權所有劉紀蕙

我要討論這些根本概念，因為這些概念在這些積極著述的主體書寫與闡釋中，深深滲透入中文脈絡與感受性世界之中。我們不能夠簡單地說這些知識分子系統性地進行翻譯與介紹，而將啟蒙思想介紹到了中文世界。我們回顧這些著作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又一個深刻介入時代脈動而局勢多變的激動主體。他們的生命在此時而湍急不安時而苦悶窒塞的洪流中，他們的書寫是清楚的主體化行動。梁啟超對於積弱而老成的中國的不耐以及他對於少年中國的激越想像，杜亞泉對於精神救國的熱切以及他對於佛朗都與胡德(Lester F. Ward)之論點的推崇與信賴，以及他們先後主辦的清議報、新民報與東方雜誌，都是時代性大眾刊物的代表，也促使他們以長時間的持續介入，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他們對於時代困境的解決方案。他們的論著穿插雜陳著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流行的不同學科的知識論，其中不乏彼此矛盾的論點，但是這些被大量複製的概念，包括集權專政、倫理治理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卻對後來的政制治理模式建立了合理化的基礎。

本文摘錄自:《康有為到梁啟超的世界與主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