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台灣現代詩的發展

98/04/15 馮慧瑛整理

一九九八年春季班《台灣文學史》課程口頭報告

I. 現代詩的分期

II. 七○年代的時代語境

III. 《陽光小集》詩刊的重要角色

I. 現代詩的分期：一般而言，七○年代為反省自覺的年代。

A. 一般：50年代—反共文學、60—現代文學、70—鄉土文學

B. 向陽：1949-1956—戰鬥文學時期、1956-1966—現代主義時期、1966-1979—反省時期。

C. 林燿德(23-26)

1. 形式探索時期：1956「現代派」建立到1959年白萩《蛾之死》出版﹑洛夫在《創世紀》第12開始發表《石室之死亡》。
2. 世界觀的重建時期：1959《石室之死亡》開始發表為始，迄林亨泰於1968年出版《現代詩的基本精神》﹑商禽於1969年出版《夢或者黎明》為止。
3. 文化觀的辯證時期：以1969年余光中出版《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為始，迄1985年向陽出版台語方言詩集《土地的歌》為止。
4. 自我指涉時期：1984年夏宇出版《備忘錄》﹑1986年杜十三出版《地球筆記》為始，延續至九○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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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七○年代的時代語境：1950年代開始的「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兩分」的世界冷戰的時代，已經慢慢結束了。

A. 重要歷史事件：
1. 1971年「龍族詩社」成立。
2. 1970年11月釣魚台事件開始
3. 1971年10月25日退出聯合國
4.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平
5. 1972年9月中日斷交
6. 1977年夏天爆發「鄉土文學論戰」
7. 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笠」詩社出版《美麗導詩集》
8. 1979年《陽光小集》創刊
9. 1981年《陽光小集》完成結集

B. 社會現狀與新生代詩人背景：

1. 五○年代土地改革，六○年代快速資本主義化過程，形成台灣新中產階級的興起，知識份子
要求政治改革﹑文化振興。
2. 戰後世代對戰爭缺乏體認，生活空間僅限於台灣，台灣的土地與人民是他們的生活本身，無法認同晦澀年代和晦澀詩。
3. 由農業轉向工商業的形態，鄉村人口大量流失至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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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陽光小集》詩刊的重要角色：

A. 《陽光小集》的特色：

1. 重建民族詩風：《陽光》在創刊號〈序詩——陽光季節〉中特別提出「要尋中國的根，要覓
五千年的傳統」，這種反身傳統，反歸中國傳統的想望，是七○年代新生代詩人的心聲。(313)
2. 訴求古典質材
3. 延續抒情文體：「抒情路線於七○年代仍然為許多詩社及詩人奉行不渝」﹑「當時主倡寫實的新生代詩人依舊存有濃厚的抒情傾向」
4. 關懷現實生活：《陽光》在關懷社會的成就應是「政治詩」的倡行。

《陽光小集》第十三期推出「政治詩專號」，對政治詩有以下的解釋：「最近幾年，現代詩壇出現了一些評論時政﹑反映現實的詩創作，由於其取材範疇蘊含濃厚的政治意味，姑且以『政治詩』名之...」

對政治詩的意義：葉石濤對台灣的政治詩作了兩項解釋和四條意見。兩項解釋為『解釋(一)：政治詩表示某一階段對當時政權的不滿；解釋(二)：為台灣社會結構裡面，農、漁民、勞工階級等低收入者做強烈的發言。』四條意見是：『(一)：台灣寫政治詩的人要有歷史意識；(二)：必須具有正義感；(三)：必須採取寫實主義路線；(四)：必須注意淺白、明朗、注意大眾
化。』

「政治詩本來是指政治性題材的詩，這種詩在歷代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詩中均存在。...對政治詩的正確理解，應該是：正面和反面，頌歌和檄文、歷史的追溯和現實的描繪，描寫時代風貌和抨擊政治腐敗等等，都屬於政治詩的範疇。在創作方法上和表現方式上，現實主義的、超現實主義的、浪漫主義的、鄉土的、現代的、抒情的、敘事的等，皆可成為政治詩成篇的方法和手段。政治本身不是詩，政治詩已是藝術而不是政治。...但目前台灣的政治詩卻與我們上面闡述的政治詩有某種微妙的區別。按照葉石濤對政治詩的解釋和意見，起碼為政治詩設立了這樣幾重限制：1. 是某階級對政權的不滿，只限於批判和抨擊。2. 為台灣農、漁、勞工等低收入者發言，高收入者與政治詩無涉。3. 必須採用寫實主義路線，別的一切創作方法均被排除在政治詩之外。4. 必須是淺白、明朗和大眾化，而除此之外無他。」（古繼堂，22-23）

5. 肯認本土意識：「踏實地站在台灣的土地上，與人群共呼吸，共苦樂」，「方言詩」的出現
6. 反映大眾心聲：「為關心詩的大眾提供一份精神口糧，以詩為中心，嘗試各種藝術媒體與詩結合的可能」，舉辦「詩與民歌」演唱會，座談「現代詩與民歌的結合」，舉辦詩畫聯展，詩畫上街等活動為了推動現代詩的世俗化。
7. 鼓勵多元思想：「不強調信條﹑主義，不立門派，不結詩社，不主張某種來自某時或某空的
『繼承』或『移植』」

B. 《陽光小集》的成就：

1. 建立對傳統對泥土的信心
2. 不斷以各種詩的形式嘗試介入現實生活
3. 重新與斷裂的寫實傳統合流，並上接中國古典詩可貴的文化傳承
4. 勇於透過各種批評途徑，重新肯定現代詩的價值，並與讀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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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重要論戰與論述：

A. 1972年關桀明的〈所謂中國現代詩的困境〉﹑〈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及〈再談中國「現代詩」〉。指出現代詩人以「世界性」﹑「國際性」掩護他們的西化，而忽略了「民族特點」。

「一個民族的想像力和藝術都植根於兩處：他們的過去和他們的現在，由此才能產生他們的未來。」(141)

「我們原該把西方當作『重新發掘』我們中國文化遺產的途徑，然後由這些文化遺產中撫育一個現代的傳統，不幸我們的詩人們都只為了要踏上那條路而犧牲了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藝術。」(142)

B. 1973年「唐文標事件」：〈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與現代詩〉﹑〈詩的沒落—台港新詩的歷史批判〉﹑〈僵斃的現代詩〉。批判抽象化的寫法和超現實的表現，並宣布「二十世紀不是詩的世紀」。

「1956年後，詩壇開始了一個所謂抽象化的寫法和超現實的表現。言語上耍其俏皮，形式上玩弄花招句法，思想以逃避為宗，內容題材卻裝扮超脫、瀟灑面目，新詩愈走愈死，成為人多不懂的怪物。」（唐文標，60）

「然而，我們必要嚴正指出，避世文學、無社會良心的個人呻吟、發狂詩句，以及其他受到新詩腐爛影響的文學，都要一一予以掃除。」（唐文標，60-61）

C. 對唐文標的回應：顏元叔〈唐文標事件〉﹑余光中〈詩人何罪〉﹑周鼎〈為人的精神價值立證〉。

「唐文標的文學觀大抵可說是社會功利主義，這也引起我兩點感想。其一，唐文標是從社會看文學—而非從文學看社會—因此他的觀點背後有一些先行的肯定：譬如，平民優於貴族，群眾優於個人，農工優於知識份子...其二，唐文標的社會功利主義是從文學的多種功用中切出來的一個小塊」(顏元叔，121-122)。

D. 1973.7.7《龍族評論專號》：「龍族」廣納了「藍星的民族抒情風格」、「葡萄園的明朗素僕語言」、「笠的本土現實關懷」。相對於1972年的《現代文學大系—詩》及《現代文學》雜誌《現代詩回顧專號》。

E. 1974年《中外文學》與《創世紀》同時推出「專號」：余光中和洛夫各為其主編，可看出其不同的看法。

「六○年代反傳統的現代主義，曾經盲目的排斥所謂『學院派』。今日回顧起來，這種排他的作風是錯誤的。詩固然不是憑學問寫出來的，但是欠缺學養卻不能成為詩人，至少不能成為生生不習層樓更上的一流詩人。多年來，不少詩人奢言反傳統，一方面自絕於古典，另一方面又無力真正了解西方，結果只有三五知己朝夕相對，交換彼此的短見和傳聞，現代詩怎不日趨狹隘？」（余光中，5)

「新詩受西方影響實為一不可避免的趨勢...主要原因乃在新詩歷史甚短，在其發展過程中，新詩之需要營養，亦如嬰兒之需要奶瓶...飲外國牛奶未必就變成外國人，近年來中國現代詩人較成熟的創作就是最佳證明。至於精神上的虛無、風格上的晦澀、意象語的經營，以及對純粹性的追求，決非『西化』二字可以概括，這是時代使然、當代文風使然，而且中國古已有之」（洛夫，139-140)。

F. 1977年夏天爆發「鄉土文學論戰」

1. 推崇「鄉土文學」者：批評現代文學的西化與脫離現實生活。
a)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

美援以後，知識份子開始吸收西方思想：「個人對集體、自由對極權、民主對專制，這一套思想的二分法。而對於中國在近代歷史上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主義傳統，卻又完全的割斷了、忽略了！」(110)

「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西方文學作家們所反映出來的西方社會，當然不是個人、民主自由的換發，而是個人的失落、自由的可怕、社會的僵化、神的死亡等等。」(111)

b) 尉天驄：〈文學為人生服務〉

「台灣的現代文學，與台灣的現實生活脫了節，不但自己的病不敢去面對，而且小說、新詩，都有意無意地與生活距離很遠。」(王拓，114)

「現代文學最大的任務不是別的，而是在於透過藝術把人們從以往那種傷害、鬥爭中引向一個合乎理性的新社會。」(王拓，114)

一、主張「文學為人生服務」；二、我們要關心我們的現實，寫我們的現實，這就是鄉土文學。它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反買辦、反崇洋媚外、反逃避、反分裂的地方主義。三、雖不僅以農村、工廠下層社會為目標，但是仍應鼓勵農人、工人、軍人努力創作，並多關他們的生活。(158-159)

「我們批評一個人或一部作品，應該看這個人或這部作品所堅持的理想對不對，合不合乎多數人的利益。」(159)

2. 回應：
a) 彭歌：〈不談人生，何有文學〉

「文學作品是作者全人格的反映。因此，作品中不僅透露出他對現實社會的看法，也反映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251)

「文學是個人心靈活動的結晶，不能依公式而創作，更不是因階級成份而劃分品質的產品。」(261)

b) 余光中：〈狼來了〉

「所謂「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264)

「以管管和吳晟同時得到第二屆現代詩獎，說明「階級成份」不是台灣文藝批評的標準。」(266)

*「如果評者願意用心去推敲的話，我想必能體會出現代詩人探求『現實』乃至『社會』之苦心與熱誠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評者之討論往往脫離不了一種『惡習』-即一味地僅以詩人對現實乃至社會所作的外在描寫的多寡作為判斷作品中現實觀乃至社會性之有無的憑據。但，詩人在許多場合必須把自己所關心的焦點從描寫外在的客觀狀況移至表現內在精神的層次上，縱使他所表現的正是有關現實外在的問題，也非得把它當作內在精神的表現問題來處理不可，這是詩人與小說家最大的分野之一。」（林亨泰，118）

**「詩之所以為詩主要依靠著詩中有別於小說的『詩的要素』-諸如『暗喻』、『非連續』以及其他種種手段等-來激勵想像力，使作品本身自成一具體而充足的內在秩序，使生活經驗因而不斷地擴充其範圍，使生命也都能在多元而繁複的牽引中隨時確認自己的位置。」（林亨泰，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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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七○年代現代詩的特色：

A. 新詩社的集團性格：新詩社採用「集團」形式：命名考慮﹑發表宣言﹑進行計劃性的集體評論與活動。

B. 「破壞與建立」的典範輪替階段：批評前行代詩人的西化風格與晦澀語言，強調重回中國傳統與與族意識的重要﹑以及詩作語言的明朗易懂﹑反映各種階層人民的生活—產生如李昌憲的「女工文學」（李豐楙，343-344)。

C. 詩作中呈現城鄉意識：觀察城鄉關係的變化﹑呈現從鄉村遷移到城市的心情與境遇﹑城市工業革命的影響，在詩作中出現城/鄉的原型意象﹑遷移意識與失根感。

D. 向陽由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與社會變遷理論分析，認為在此時期的現代詩壇的改革運動中，「新階級」試探性地由反西化的「民族的」論述，逐步轉移到反霸權的「現實」論述，最後辯證地形成了反中國的「本土的」論述之出現。

1. 「即使在七○年代風起雲湧的鄉土文化運動中，本土論述仍非主流，而是在『民族的﹑現實的』的主流之下隱伏的意識形態，直到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之後，才逐漸受到台灣詩壇的正視」(364)。
2. 本土論述，在七○年代的台灣文學發展上，較少透過詩，但是存在於現代詩壇中的本土論述雖然微弱，但是確實存在，「七○年代高舉『中國』大旗的新世代詩人，在八○年代後多數先後地回到了他們出身的土地認同上」(368)。
3. 1970年陳千武提出了台灣現代詩的「兩個球根」論，即是在強調除了紀弦與覃子豪的中國「現代派」之外，不能忽視繼承日本殖民時代台灣詩人及其精神的本土根球。陳的說法確立了《笠》詩社後來的本土論述基礎。(370)

E. 向陽在〈七○年代現代詩風潮試論〉一文中所列舉的七○年代現代詩之五大特色：

1. 反身傳統，重建民族詩風
2. 回饋社會，關懷現實生活
3. 擁抱大地，肯認本土意識
4. 尊重世俗，反映大眾心聲
5. 崇尚自由，鼓勵多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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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討論議題：

A. 七○年代的新世代詩人批評前世代詩人採用西方各主義流派的寫作方式，而強調注重社會現實的重要，為何採用西方流行的主義就與目前的現實脫離，難道它們之間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嗎？現實生活不應只是與群眾的關係，個人的內省不也是一種生活的寫照?

B. 此時新生代要反歸的中國傳統是五四新文學所批判的中國傳統嗎？是否有所不同？這次的回歸背後的政治策略為何？或是他們所批判的是五﹑六○年代前世代詩人引進的諸如超現實﹑象徵主義的各種西方流派，回歸的是五四運動中所強調的民族意識﹑抒情的文體﹑與寫實的精神？為何中國現代詩人會如此熱愛抒情文體與寫實手法？

C. 雖然許多七○年代新詩社的宣言中都表示，新世代詩人所作的工作是破壞或反叛前世代所建立的詩風與傳統—語言的稠密與晦澀，強調他們與前世代的斷絕，建立新的典範，但是，他們所重建的詩的風格—關切現實生活與語言樸素明朗—是他們自主性的建立？或是承續前世代經過多場論戰後所做的反省與調整？更重要的是順應時代背景的要求，而且，一些前世代詩人的詩作也早已有所改變。

D. 重拾中國意識是一種對抗西方橫移之說的舉動，但是，在此同時，又有所謂的本土意識逐漸抬頭的趨勢，那麼，當這些詩人在提倡「回歸中國傳統」與「強調本土意識」時，他們是否意識到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可能會有內在的矛盾？

E. 七○年代詩人（鄉土文學）強調詩人與土地的關係，然而，在這期間許多詩人（農民子弟）皆從農村出走，遠離家鄉土地到城市就業，而大城市一向較容易受外來各種文化的影響，當這些詩人身處西化的城市中書寫家鄉的景致與人物時，是否也是一種鄉愁式的描述鄉土？如同一些遠離家鄉的前世代詩人在詩作中所表現的鄉愁一樣，也存有對故鄉的懷想與想像成份。

F. 《陽光小集》雖然在第十期〈社論——在陽光下挺進〉中呈現其包容多元思想的特色，但是，由其開闢的幾個諸如「關切現實」﹑「政治詩」的專輯，可見其充分表現此時期現代詩與現實與政治不可劃分的特色，只是詩刊編輯對詩作的選擇是否包容一些較為前衛手法的作品？而其所舉辦的詩畫聯展中，是否只停留在詩與畫個別獨立的特性，或是已經凸顯繪畫與詩作互文運用的可能性？是否預示八○年代詩人的視覺詩以及詩作中採用的後現代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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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鄉土文學討論集》。尉天聰主編。台北：遠景，1978。100-119。
古繼堂。《台灣青年詩人論》。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
向陽。〈微弱但是有力的堅持—七○年代台灣現代詩壇本土論述初探〉。《台灣現代詩史論》。文訊雜誌社主編。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363-375。
---。〈七○年代現代詩風潮試論〉。《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2—文學現象》。林燿德主編。台北：正中書局，1993。327-373。
李豐楙。〈七十年代新詩社的集團性格及其城鄉意識〉。《台灣現代詩史論》。文訊雜誌社主編。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325-355。
余光中。〈詩運小卜〉。《中外文學》。3:1。1974年1月。2-5。
唐文標。〈詩的沒落—台港新詩的歷史批判〉。《現代文學的考察》。趙知悌編著。台北：遠景，1978。46-94。
林亨泰。〈現實觀的探求〉。《找尋現代詩的原點》。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118-137。
林燿德。〈環繞現代台灣詩史的若干意見〉。《台灣詩學季刊》。第三期。1993年6月。3-32。
洛夫。〈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份純淨〉。《詩的探險》。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民68。133-143。
尉天聰。〈文學為人生服務〉。《鄉土文學討論集》。尉天聰主編。台北：遠景，1978。158-160。
彭歌。〈不談人生，何有文學〉。《鄉土文學討論集》。尉天聰主編。台北：遠景，1978。254-263。
楊文雄。〈風雨中的一絲陽光—試論《陽光小集》在七、八十年代詩壇的意義〉。《台灣現代詩史論》。
文訊雜誌社主編。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301-323。
關桀明。〈中國現代詩的困境〉。《現代文學的考察》。趙知悌編著。台北：遠景，1978。137-142。
顏元叔。〈唐文標事件〉。《現代文學的考察》。趙知悌編著。台北：遠景，1978。(1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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