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5/18
紀錄失序的年代 跨越語言的發聲
－－四十至五十年代台灣與大陸的文藝關係
鄭印君
【參考資料】
《台灣文學史綱》，葉石濤著，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9。
《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陳映真、曾健民主編，台北：人間，1999。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游勝冠，台北：前衛，1997。
《新生代台灣文學研究的面向論文集》，林亨泰主編，彰化：台灣磺溪文化學會，1995。
《台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許俊雅，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
《台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林亨泰主編，彰化：台灣磺溪文化學會，1995。
《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北：前衛，1994。
《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岡崎郁子著、葉笛、鄭清文、涂翠花譯，台北：前衛，1997。
《台灣文學研究論集》，陳明台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台灣戲劇發展概說》，邱坤良主編，台北：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
《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舊劇與新劇（1895-1945）》，邱坤良著，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
《台灣劇場與文化變遷－歷史記憶與民眾觀點》，邱坤良著，台北：臺原，1997。
《里程碑》，張深切著，台北：文經出版社，1998。
＜從文化劇到台語片－張深切的戲劇人生＞，邱坤良，《藝術評論》1997年10月第八期。
【報告內容大事紀】
◎大事紀一
1945/10/25 台灣光復
1947/02/28 二二八事件
1947/12/07 國民政府遷台
1949 白色恐怖
◎大事紀二
1942/4 銀鈴會創立
1945/11 新新雜誌創辦
1945/11/18 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
1946/02/20 中華日報創刊
1946/03/15 中華日報日文版園地刊登文學性作品
1946/10/24 中華日報日文版廢刊
1946/11 新新雜誌停刊
1947/05/04 新生報文藝副刊
1947/07/30 新生報文藝副刊停刊
1947/08/01 新生報橋副刊創刊
1949/04/12 新生報橋副刊廢刊
1949/4 銀鈴會被迫解散
◎大事紀三（張深切略歷）
1904 出生於南投廳南投街
1917 隨霧峰林獻堂家人負笈日本
1920 住入高砂寮（東京台灣學生運動之搖籃地）
1923 赴上海。
1924 創始「1925 台灣自治協會」1926
1927 入廣州中山大學就讀，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為台灣獨立革命運動之先聲。
1927 四月返台籌措革命資金，適逢台中一中發生學運，成為學生運動領導者。8月被捕，與廣東革命運動抗日二罪入獄兩年。
1930 出獄，創立「台灣演劇研究會」，並在各地利用戲劇活動從事文化啟蒙與政治活動。
1934 與賴明弘等人倡議組織「台灣文藝聯盟」，主持《台灣文藝》，當時台灣傑出作家幾乎全部團結在此統一陣線旗幟之下，並促成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一個奠基成長期。發表小說「鴨母」。
1938 前往北京，擔任北平國立藝專教授兼訓育主任。
1939 創辦《中國文藝》，擔任發行人兼主編。
1945 8月日本戰敗。任「台灣人旅平同鄉會」會長，擔任聯絡組委員，極力為爭取台灣人權益保障及平安回台而努力。
1946 返台，擔任台中師範學校教務主任。
1947 2.28事變時，因出面協調保護除軍隊外之平民及無辜，被誣指為共黨主腦而避難於南投山中，歷一年方洗清冤屈，從此脫離公職與政治活動，沉潛於哲學、文藝創作與戲劇。出版《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獄中記》
1948 出版《我和我的思想》
1954 出版《孔子哲學評論》
1957 編導台語電影《邱罔舍》，獲第一屆金馬影展特別獎。
1961 出版《遍地紅》。出版《里程碑》。
1965 7月再版《我和我的思想》。
1965 11月8日，因肺癌逝世於台中。享年62歲。
1966 出版《縱談日本》（遺稿）。
1998 《張深切1999 全集》出版（全12卷）
【歷史淵源】
經過日本漫長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殷切盼望的不只是回到一個久違的祖國，更有擺脫異民族統治的下次等國民的地位。但是因為暌違五十年，台灣人對祖國不但陌生，也因為沒有實質的接觸和感情，祖國成為「觀念的產物」，並無實感，僅僅只憑著歷史文化傳統和台灣人的民族精神來聯繫。而台灣人民的平等認知與當時中國政權的臣屬與犧牲想法更是南轅北轍。所以當國民政府接管之時，台人對之期待過分，所以認為國民政府無能；而國民政府對於台灣戰後之亂象與人心之不滿，也未能善加瞭解，皆歸因於日人的殖民遺毒。而台灣與中國之「社會範疇」不同，也造成雙方認知之差異。所謂社會範疇，就是台灣再經過日本五十年之統治後，社會已然成為高度的社會組織，而中國仍還脫離不了次殖民地之性格。所以當中國此一「低級的社會組織，來接收高度的社會組織，當然是不容易的」。
而從戰後至國民政府遷台大約四年之間，台灣與大陸曾有一段較為自由的文化交流。但是當時官方以國民黨的文宣刊物為主，大量介紹中國大陸的歷史、社會、文化狀況，但卻未引介台灣的文化到中國去，而能真正促進中台雙方瞭解的，就是當時兩岸進步知識分子的接觸。而台灣光復一年之後，國民政府為要清除所謂的日本殖民遺毒，就明令禁用日文，本土日文作家因而失去表現的工具，所以從1946年到國民政府遷台，台灣文學運動的主角轉變成大陸作家，台灣作家反而成為配角，再經二二八事件的衝擊，日據時代的本土作家幾乎回到戰爭期的冬眠狀態。不過，光復近三年，台灣文學之所以沉寂不振，語言障礙固然是重要原因，「政治條件與政治的變動，致使作者感到不安威脅和恐懼。寫作空間受到限制」，恐怕才是最難突破的問題。
而從光復至國民政府遷台這四年中，台灣有無文學的空白？
台灣光復不久，楊逵就開始作一連串出版工作，俾能傳授台灣民眾有關大陸的各種知識，包括語文教育等等，以及承繼台灣新文學香火，繼續建立台灣文學。而吳濁流除發表文章於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和「新新」雜誌以外，也刊行了「亞細亞的孤兒」（1946）。另外還有繼續摸索創作之路的鍾理和。
除文學活動外，戰後初期，台灣劇界一度想要重振戰前新劇的景況，但所推出的幾個演出並不順利，演過的新劇僅有十九齣。還有以台灣話演出的話劇活動，例如簡國賢與宋非我組織的「聖烽演劇會」，猛烈批評時政，而王育德和黃昆彬等人也有相類似的演出。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台灣劇界出現和大陸重要話劇團體接觸的機會，1946年上海的新中國劇社曾來台北演出，可惜再短期演出後就因二二八事件受阻，回到大陸，沒有進一步的交流。
而本土劇人也面臨創作困境，首先是語言的問題，之後更大的阻礙是審查制度，1946年8月行政長官公署制定了「台灣省劇團管理規則」，管制言論和戲劇活動等。此時，由於台灣與大陸長期隔離所產生的文化差異終於逐漸顯現，省籍矛盾日益擴大，加上社會經濟的惡化，在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中，許多本土劇人受到嚴重傷害，面臨前所未有的劫難。前述之宋非我逃往中國大陸，而簡國賢慘遭槍斃，王育德亡命日本，終身一方面從事台灣語文的學術研究，一方面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其餘新劇人士在不穩定的時局中就此銷聲匿跡，本土新劇因而頓挫。
＜宋非我與簡國賢＞
【銀鈴會】
1942-1949於台灣新詩史上留下重要的痕跡，彌補了戰中和戰後巨變時期台灣詩壇的空白和斷層現象，以及因為其成員較多，從戰中至戰後一直不斷地活躍著，所以也最能代表那一時期台灣新文學的特色。
發起人為張彥勳、朱實、許世清三人，為台中一中之同期同學。
銀鈴會之三個特色：
1. 繼承傳統、堅韌不2. 拔－3. －4. 繼承台灣文學精神。
5. 放眼世界、立足鄉土－6. －7. 一方面放開胸襟接受世界文學，8. 引用各國文學理論與9. 介紹各國文學家，10. 另一方面又立足鄉土，11. 面對12. 當時台灣現實並對13. 社會苦難表示關懷。
14. 承前起後、彌補空白－15. －16. 於艱苦環境中的奮鬥精神，17. 彌補空白。
銀鈴會前期之活動（1942.4-1945.8）大抵具現於同仁詩誌「緣草」（fuchigusa），為實際作品之創造，而評論之活動尚未抬頭；後期（1945.8-1949.4）除繼續創作發表的活動，發行「潮流」雜誌，作品領域也擴展至各種文類，以及對外交流與活動。此一時期也受到顧問楊逵相當大的鼓勵與協助。
銀鈴會受到楊逵之影響有（林亨泰）：
1. 對2. 殖民地統治的懷疑和痛恨。
3. 現實主義的傾向。
銀鈴會結束之原因：
1. 國民政府之誤解，2. 將3. 其認為是共產黨的外圍4. 組織。
5. 白色恐怖之瀰漫。
6. 語言問題之困擾－7. －8. 在日本人最黑暗時當了日本人，9. 中國人最絕望時當了中國人（林亨泰）。
【「橋」副刊】
新生報「橋」副刊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創刊，出版了223期，主編者為歌雷（史習枚），他認為「報紙的讀者多是本省人，卻沒有本省作家的文章，這是說不過去的」，所以刊登啟事徵求日文稿件，翻譯後刊登。並且在此一副刊上，台籍與省外作家共同合作，展開光復以後最熱烈而有意義的「台灣文學」應走路線的論爭。而「橋」於二二八事件之後創刊，主編史習枚打出新舊交替、從陌生到友情的口號，試圖積極聯絡台灣作家，並且透過翻譯刊登日文作家的作品，以及在各地舉辦之省內外作家聯誼茶會，搭起大陸作家與本土作家之間搭起交流的橋樑。而楊逵在1948主編「力行報」副刊「新文藝」，也起著相互溝通認識的積極作用。可惜大陸軍事逆轉，楊逵、史習枚被捕，隨後兩岸文學交流的「橋」也在國共隔海仇視下被徹底拆毀。
一般說來，在「橋」副刊上出現的台灣作家的評論和小說，都是傾向批判性濃厚的寫實主義作品，共同特色是台灣人意識很強，詳實地反映了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奔慘狀況，有一股抗議和控訴的激情隱藏在字句之間，這種情形是因為由官方的統治意識延伸過來的論調，使得官方以台灣沾滿殖民遺毒，不信任台灣人所造成的社會緊張對立氣氛，之後並致使本土作家與大陸作家激烈衝突的主要原因。而其「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之論爭，不只討論了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的歷史，也討論「五四精神」、大陸三十年代文學、新民主主義文藝，也將台灣文學放在中國文學、世界文學的範圍內討論。除了文學之外，也討論了台灣社會的性質，以及此一社會性質上的台灣文學課題。
1. 台灣新文學的歷史和本質問題
「橋」副刊討論具體的台灣新文學問題，始於發表在1947年11月7日歐陽明（藍明谷）的文章＜台灣新文學的建設＞。主要議題有四：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聯繫問題、台灣新文學的歷史和性質的問題、人民文學論的提出、省內省外作家和文化人的團結問題。議題中也討論了台灣新文學的特質和特殊性問題，主要著眼於台灣文學是否要基於在這特殊性上去發展台灣新文學等等。
2. 關於「奴化教育」的爭論
二月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將事變歸因於台人受「日本奴化教育」，不服光復所致。1948/05/10彭明敏發表＜建設台灣新文學，再認識台灣社會＞強調台灣新文學必須建立在「更深刻的探索和科學的分析」台灣具體的社會的基礎上所引發的爭論。
3. 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問題
歌雷是「現實主義的」文藝工作者，所以「橋」副刊也成為現實主義文學工作者的大本營，所以在橋所展開的討論，就首先是在樹立「橋」的「現實主義」路線，並因此產生一些論爭，而隨著論爭的步入尾聲，「橋」寫實主義的立場也愈加鮮明。
左翼的現實主義創作路線，與台灣在1930年以後左翼色彩濃厚的文學路線頗能契合，兩岸作家在此大致找到立足點。
10. 台灣新文學之名11. 實問題
在國家恢復統一的條件下，有沒有特別以「台灣（新）文學」來指謂在台灣的文學之必要？如果有，理由何在？
12. 關於五四的評價問題
五四運動對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所起的重大啟蒙作用，光復之後的台灣文學是否要承繼與發展五四精神。
將台灣文學放在大陸作家所強調的五四文學傳統之中，以五四所標舉的反帝、反封建，科學民主來評價台灣文學。
13. 關於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問題
「橋」副刊對於台灣新文學各方面問題的爭論，從1947持續到1949初春，這段期間中國內陸發生巨大變化。但是台灣本島卻是作家與知識分子、以及當時滯台的進步省外文學批評家、作家與知識分子的鼓舞、、同情與協助之下，克服二月事變大屠殺之省內省外之芥蒂與隔閡。以楊逵為中心，由「橋」副刊主編之推動下，在屠殺後肅殺的台灣展開一場有意義的有關台灣文學爭論，並獲得相當豐碩的成果。並在文藝理論方面，引進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方法。並向台灣知識圈介紹關於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及其相互關係的理論，以及浪漫主義的差別等等，補白了台灣當代文學史上的空白。
而1949年底的白色恐怖不只催折了台灣新文學、知識分子的生命與青春，也連帶消滅了自日據以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民族解放哲學、社會科學和審美思想系統－－亦即在論爭中出現的左翼文藝理論系統。
【張深切】
張深切（1904-1965），歷經日治與國民政府時代，其出身中部殷實人家，少年時期隨林獻堂赴東瀛求學，其一生飄泊，曾是革命家、哲學家和作家，也是一位戲劇運動者與電影編導。早期的戲劇經驗充滿熱情，與政治理念相呼應，晚其投身電影事業，雖仍帶有社會教育的理想，但也流露出歷經政治劫難之後的自處之道。其戲劇與電影生涯，反映其一生糾葛不清的逆境，不只來自於專橫霸權之統治者，也是個人內心的掙扎與同志之間永無休止的戰鬥。
張深切於1917年赴日，1919年張深切在留學生所住宿的高砂寮之中華會館接觸其生平第一齣戲劇「盜瓜賊」，飾演盜瓜賊。他自己將此次演出視為台灣「文化劇」的起源，也是他從事戲劇的「濫觴」。
1923年結束學業返台，又旋即轉赴上海，投入廣東台灣學生的抗日革命運動。回台之後，與人共組「草屯炎峰青年會」，該會並於1926年成立文化劇團，希望「透過演劇以推進文化運動」。1930年，剛結束牢獄之災的張深切為了「文藝大眾化，需從演劇做起」的理念，組織了「台灣演劇研究會」，希望「從舞台上喚醒民眾和文盲」，以「掀起一個嶄新的演劇運動」，其認為若非以新劇取代舊的戲劇形式，則社會改革無望。
1934年5月6日與黃純青、巫永福等組織「台灣文藝聯盟」，希望「台灣文學立足台灣一切真實的路線上，與台灣社會、歷史一起進展」。
＜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大會 1934.05.06 台中＞
台灣文藝聯盟及其機關雜誌「台灣文藝」主導了三十年代中期的台灣文壇。
張深切戰後由中國回到台灣，擔任教職，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列為暴動首要分子之一，罪名是「協助謝雪紅煽動學生強調排外，推翻國民政府，打倒國民黨，參與暴動，抵抗國軍」，因而逃亡山中，後經人疏通，從此致力文化工作，不再涉足政治。
1954年完成《孔子哲學評論》，打算展開他計劃已久的以科學精神研究中國哲學，但出書不久就被查禁。這使得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電影事業，以能深入民間，完成其社會教育理念。
張深切一生「自由人」的形象熱情洋溢，曾謂「人生劇場中，一切是鬥與賭」。他不但賭個人的命運，也「以生命賭國運」，雖一生充滿鬥志，卻也滿被無奈。張深切在1920年「台灣文化協會」主導的時代中反對文協的溫和路線，而主張國際路線的「台灣獨立」，而在中國的革命經驗，卻使他被同時代的民運人士視為「祖國派」。戰後此一背景並未使他飛黃騰達，反而因為左翼及「淪陷區」的日本經驗使他一生備受牽制，終其一生扮演政治邊緣人的角色。
【議題】
一、銀鈴會解散之後的課題
1. 解散之後，2. 詩人回復到各自的「3. 個的位置」4. 的意義。例如以林亨泰為例。
5. 其存在在戰後特殊的文學環境中所具備的意義。
二、「橋」副刊
1. 其在溝通兩岸作家的努力上之意義。
2. 台灣文學論爭之時代意義及此一課題在今日有何不同3. 的變異。
三、關於張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