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3/16

異議青年的紅色思考——

從文協改組看台灣左翼與社會運動思潮的文化動向

李  桂  芳

1. 從創立文協到文協分裂的背景考察

1.宗旨

             ◎促進台灣島民民族自覺，並以要求設置台灣特別議會，為啟蒙色彩濃厚的文化運動。

「組織台灣文化協會，以謀提高台灣文化…以謀求台灣文化之提高，切言之，務期藉此切磋道德的真髓，圖謀教育之振興，進行體育的獎勵，更要培養藝術的興趣，以其發達穩健」（台灣文化協會趣意書，1921）

◎促進大眾文化的實現

「增高農村文化、增進商工之知識、培養自治神、獎勵青年之求學、提倡女權思想運動、改良婚姻制度、打破惡習迷信（按：原案有鴉片吸食之廢止）、普及衛生思想、獎勵遵守時間」（台灣文化協會會則，原連溫卿案，1927）

2.集團成員與思想分系（cf.陳芳明，《殖民地台灣》，pp.21-22）

◎民族自決，設立議會：林獻堂、蔡培火（後脫退組織台灣民眾黨）

◎無產階級革命：連溫卿

◎勞動黨：王敏川

◎蔣渭水劃入左派的爭執？

2. 異議文化的論述空間

1.左翼/社會思潮與異議的論述空間

2.文藝組織與文化集團

             ◎1930大量左翼文藝刊物出現

《伍人報》（無政府色彩）、《明日》、《洪水》、《赤道》、《台灣戰線》（楊克培、謝雪紅結合前列雜誌人員作為台灣解放運動的先鞭）、《南音》（葉榮鍾的第三文學論）

◎1931

「台灣文藝作家協會」（日、台人士合辦，有王詩琅、井守勳、劉所孝二等，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文學）

◎1932

「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王白淵、張文環、魏上春、巫永福、黃波堂）—《福爾摩沙》

「台灣文藝作家協會」（郭秋生、黃得時、朱點人、王詩琅、廖毓文、林克夫）—《先發部隊》

◎1934

「台灣文藝聯盟」（黃得時、賴和、張深切、郭水潭、蔡秋桐）—《台灣文藝》

◎1935

「台灣新文學」（楊逵）

3.被殖者vs.統治（民族or階級）

王詩琅提及台人素保漢民族傳統之所謂「易世革命」的觀念，革命運動集中在「官尊民卑」的反動性格上，因此，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到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開始，已經普遍反應台人對於統治方針的抵抗，而部分台人對於時日發動文化運動的反對，反引來輿論界的嘩然#1。這是初期文協創立的社會文化現象。

一九二七年文協的改組，受到留學生集結島外無產階級思潮運動的影響，他們或懷抱共產主義，或傾向無政府主義，因此，造成啟蒙為主的文協在文化運動角色上的轉變。以連溫卿#2為首策動文協改組的主導勢力，在取得發言權後，連主張在對峙「台灣是否有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應該力圖階級鬥爭的解放運動，而不應僅以設立台灣議會為極限，乃因「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工人的利害關係是跟小數地主資本家不能一致的」。

文協分裂之實質意義，與其說是文化運動主導者在思想路徑上的分轍，還不如說是台灣文化契機的展現。誠如蔡孝乾所言，文協改組意謂思想界的轉換，而非分裂#3。思想界的民族自決思潮已退，取而代之的則是左翼思想的革命主張佔了上風，無政府主義者，組成「台灣黑色青年聯盟」，又有王敏川領導勞動黨的組織，而連溫卿與日本共黨理論家山川均亦有思想上的連絡。此後島內瀰漫在左翼思潮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下，使得左翼取得勝利後的文協，正式成為無產階級啟蒙文化運動的團體。此時期的歸旨所趨，則以「促進大眾文化之實現」為目標，對於當時台灣社會的現實處境多所觀照，亦提出正面向上#4的文化躍昇之精神。對於「大眾文化」的思考，使得文協改組後的文化契機，帶來全面性探討「大眾文化」的議題。這也是進入三0年代的文學史，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3. 文化菁英、養成教育與社會期待

1.台灣留學生的養成教育（日/中）

2.日本同化政策下的教育體制（從仕紳階級到新興知識份子）

3.台灣各階層對知識份子的社會期待

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改組，由以連溫卿為首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取得主導。從以作為民族主義啟蒙的文化團體，期能「助成台灣文化的發達」為目標，其初期組成的要員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均為出身資產階級的新興知識份子，其職業分布則率多集中為醫生#5、律師、記者#6、地主，台灣文化協會初期的思想啟迪，展現在以台灣資產階級思考格局為主的知識群，其作為青年導師的領導精神，獲得青年熱烈回響，從學校青年的積極入會，如文協吸收「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台北師範學校」、「台北工業學校」等校的學生，又有全島台籍青年的組織結社，如「台北青年會」（1923），「美麗也會」（1926），「通霄青年會」（1925）的相繼成立。但是，知識階層在日據時代畢竟是人口結構中的極少數者，相對於當時佔全人口多數的台灣人，則是佃農及近代工業初興所帶來的勞動階層，台灣的內部文化生態，產生巨大的矛盾，則來自於日帝殖民主義下的經濟剝削（後進性/早熟性/非全島化），農村社會與新興都市的城鄉差距，經濟利益與勞動生產的傾軋關係，皆非文協章旨中致力的資產階級文化觀，所能一言以蔽之的。

參與意見

1. 試觀台灣新文學在三０年代前後所歷經的左翼思潮與社會運動的影響，文協由原先文化啟蒙的社會角色被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所取代，而對於政治運作空間的思考，也由設置議會到革命陣線聯盟，不過，後來左翼陣營對於革命路線思考的分歧，甚而，台共的激烈革命論亦曾運思以文協的組織作為掩護策略。我們除了注意左翼思潮影響下的路線之爭外，對於這些左翼比重或輕或重的異議份子，當他們在思考左翼主張如何普遍形諸於公共空間的政治運作時，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孰先孰後的路線之爭，更是反映了社會的集體利益應該透過怎樣的政治架構來呈現的問題。但是，日據時期的高壓統治不允許台人有自主的政治空間運作，而依附國家官僚體系權力機構的台人亦無真正的出路。三０年代異議文化的豐富性便在於企圖從國家官僚、資本主義經濟體、殖民地等受迫情境中掙脫而出，這一股異議文化透過組織動員、機關報的媒介、甚而組黨來宣傳理念，所謂路線之爭的分化，除了革命理念內在思考的分歧之外，異議文化分化的外部主因如何與運動主導者自身的階級屬性與社會地位併和討論；或者，就當時政治空間運作的權力分配問題，根本「沒有分裂的本錢」！那麼，當年反對殖民統治的異議文化，在面臨分裂的運作困境，是如何提供我們省思台灣文化在面對公眾利益與社會正義不平等的局面時，動員本身與政治運作的關連為何？甚而，異議介入的可能何在？或者，異議被排除的集體社會力量為何？

2. 「文藝大眾化」的文學思潮成為二０年代末至三０年代之台灣文學發展的一逕路線，可以由當時的文藝社團所宣言的刊物內容為觀察：《南音》（1931），對於「文藝普遍化」的問題，立眼於台灣文學的生產與消費關係，認為文學創作與環境產生不良的循環，導致文學混沌的現象四處充斥，並著力思考如何使思想浸潤大眾苦悶的心靈；《福爾摩沙》（1932）則以創作「台灣人的文藝」為目標，透過鄉土藝術的整理和提高精神文化為實踐；《先發部隊》（1934）則同樣以對現有文化界之停滯，提出積極改造民眾意識為主的文藝觀；《台灣文藝》（1934）則著重實際行動的衝鋒，期能為人生而藝術，為社會而藝術的創造。以上刊物的宣言皆表示其致力於改善當前文學界不良的習氣，並尋求積極以民眾為關懷對象的大眾文藝之思考。以嚴肅的社會意識為改造的現實主義式的人道關懷，可以顯見台灣文學自二０年代知識份子以文化啟蒙者自居，到三０年代的知識份子則以社會改革的文藝觀展現其更深層的使命。如同《伍人報》上刊載了普列漢諾夫所言的：「藝術家是為社會而存在的，藝術必須成為幫助人類意識底發展和社會締造底改善的物事。」台灣文藝界則也同時回應了日人藏原惟人的「新寫實主義」的觀念：「用無產階級的前衛眼光看世界，以嚴正的現實主義態度來描寫。」就理論的初期發展而言，全面就無產階級尋求社會意識的認同與關懷視為此時期「文藝大眾化」的理念雛型。爾後的《台灣戰線》、《台灣文藝作家協會》則延續此理念的型態，繼續在文藝理論的方向朝向「正確的理論」和「文藝革命」的路線上，可以說以國際路線的無產階級文藝觀，在此階段的台灣文藝界獲得迴響。但此理論的基本困境，則來自於文藝作為現實的再現是否還原現實或反映現實？以「文藝大眾化」作思考的文藝觀，強調社會意識的反映。對於跨越階級的內在經驗與認同取向，恐怕不是單純的現實主義的人道關懷所能一一完足寫盡。基於知識份子「大眾化」的曲折心路歷程及依此省思嚴肅擁抱群眾之形象，是否就是寫實主義路線下，非得如此的姿態宣言？其背後的心理基礎是來自激昂的革命理想，抑或小知識份子心靈依歸的虛無寄託？「大眾」是來自共生的族群情懷？還是對生的階級矛盾？或者，有時候知識份子的形象盡像是失血社會上寄存的「多餘的人」（施淑語）？也許，大家願意提供閱讀心得來說明此階段小說中知識份子形象與工農大眾之間的關係。

3. 陳芳明在〈百年來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台灣新文學運動史導論〉一文中指出這樣的歷史分野：「所謂殖民地社會乃是指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時期。所謂後殖民社會，則是指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來台接收後而發展到今天的時期。」（《中外文學》23：9，1995/02，p.44），令我不安的是所謂「後—」（Post—）的史觀及其意義是否過份浪漫化反抗者的姿態？去年陳芳明在「戰後台灣五十年」的研討會上亦發表一篇名為〈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族認同〉（又一字怵目驚心的「後」！），這裡是否普遍映現解嚴後文學史家急於去中心化的思考，在絕地反攻並時時企圖佔據身份位置的重建過程，關於歷史主體論是否就此殲滅舊代爾後新生？最難以圍剿的歷史死角，會以什麼方式再現它的意識基礎？特別是怎樣的後殖民思考策略，可以深入往返於台灣不同歷史階段的殖民經驗，又或者摻雜在當代跨國文化情境內/外含混的新台灣人意識，我們如何反省自身文化的差異性？或者，提供歷史書寫在再現之後可能的政治企圖是什麼？當然，陳芳明在《殖民地台灣》也意識到「大和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的抗衡，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對峙，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交錯，這些都顯示台灣社會還未真正跨入後殖民社會的階段。」（267），這個問題他也仍繼續在思考吧。

4. 綜合回應婉筠與印君先前討論群的提問，有關以「後殖民」理論#7作為現階段台灣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其取決的角度如何可以是「在地發聲」？（婉筠），又或者關於第三世界殖民地文學史的建構論，以去/解殖民時期的歷史夢魘為起點，其間「澄清與再出發的基點何在？」（印君），有關台灣文學正名論的提出，其實一直到八０年代有關中國結vs.台灣結的問題浮現，引致兩相對立的論爭，持續至解嚴後台灣主體意識的突出，因是九０年代台灣文學幾為顯學的主因。受矚目的是1995年再度爆發於《中外文學》的本土論筆戰#8，至今也還是鬧熱滾滾的話題。我們如何檢視台灣文學史中關於主體論、本土觀，甚而國族認同的轉變，其實若能夠自覺研究本身如何不輕易賦予歷史過度的道德判準，也必然會面對台灣文學史發展脈絡在歷程性上反覆出現的本土意涵，究何實指？或者，國族想像止於何處的疆界會是（民族）國家成立的必然條件嗎？當然，希望它不應只能是隨泛政治化的生活情境所對立而出的意底牢結。（當年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對話裡透露國民黨才兩歲，本土論風潮也正式引爆！「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學」一步一腳印，還要兩相傍地走時，「多族群互為主體」（游勝冠語）的台灣立場相互擁抱之際#9，我們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愛』自己心中的敵人？）

2.連溫卿策動無產階級文化啟蒙運動深受日本山川均的思想影響，而日本共黨一向有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福本和夫）之爭，1929年以後掀起的理論鬥爭，福本主張「結合前的分離」，以打垮山川主義。

9.台灣社會對中國發表「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的反感，不知有沒有比現階段選舉熱潮所引致的四個族群，相互表述的立場來得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