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I:現代詩之傳統、詩社、詩論以及現代詩論戰
98/04/08 江足滿整理 版權所有 一九九八年春季班《台灣文學史》課程口頭報告 壹、趙天儀。〈現代詩的回顧〉,《「笠」詩論選集:台灣精神的崛起》,89-110頁。 現代詩在台灣,三十多年來(1950∼1980),開創了另一個詩史。以「現代詩」、「藍星」、「創世紀」與「笠」為主要檢討的對象。
43年到48年為「現代詩」與「藍星」的抗衡時期。趙天儀認為:「作為現代派盟主的紀弦,主張新詩乃橫的移植,強調知性,雖然有點過火,但是,也相對地造成了格律詩的沒落,同時也刺激了覃子豪從抒情走向知性的思考(93)」。現代派有四種較顯著的傾向:現代主義的昂揚:紀弦、林亨泰,朝向知性的表現,走向立體的追求:林亨泰、白荻,新抒情的傾向:鄭愁予、林泠等。「由於紀弦於「現代化」的追求上,表現得也不夠徹底,也是使他們沒落的原因。對西洋現代詩的翻譯與介紹有限,表現了他們受外來的影響,橫的移植不夠深入的一面(94)」。 藍星的開創者以覃子豪(前期)及余光中(後期)為代表,羅門是現代派的跳槽。余光中自格律的枷鎖掙脫開來以後,造成了一種唯美與新古典派,唐詩宋詞的陰影到處可見,如蓉子,余光中等。 民國45年:「創世紀」提出「建立民族詩型之芻議」直到民國48年革新出刊,由於亞弦與洛夫提出了新銳而有力的作品,再加上現代派的林亨泰、白荻及鄭愁予等的參與,逐漸奠定聲望。事實上,「創世紀」是繼「現代派」之後,走上了現代主義的路向,比較受到西方思潮的衝擊的一個詩社。「很有趣的是以余光中為主的藍星,多半是學院色彩較濃的詩人,卻走向傳統的趨勢;而創世紀的諸君子是以軍中詩人為主,卻反而走向現代主義的取向(98)」。「創世紀」卻受了廣義的超現實主義、以及所謂純粹經驗的美學等等的影響與激盪,跟其早期提倡的「新民族詩型」大異其趣。 現代詩在台灣,三十多年來,前半期是由「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管領風騷,而後半期則由「笠」及「創世紀」以及新生代詩人群而造成群雄並起的形式;「葡萄園」、「秋水」、「陽光小集」等目前正在繼續發展,因此,我們不能忽視台灣現代詩壇多元化的事實。 貳、陳千武,桓夫。〈台灣新詩的演變〉,《「笠」詩論選集:台灣精神的崛起》,89-110頁。 一、陳千武(桓夫)則認為:「我們可以把戰前二十年(也就是民國12年1923年-1943年)的活動,視為台灣新詩的潛伏期,包括開創期的詩型、作品風格、現代精神的萌芽。而戰後四十年的新詩演變實態,是經過一段過渡期的冷靜之後,採取橫的移植,吸收西歐的藝術精神,花費了二十年,後期二十年才恢復縱的傳統,表現本土意識的創作,恢復國民性獨自性格多彩的文學表現,進入世界性文學圈裡豎起一幟(111)」。提出謝春木是台灣新文學的開創者,就其詩研究歸納出台灣新詩的四種原型,可以說台灣新詩是以這種原型延續下來發展的(113)光復前的詩已有知性與抒情之分(115):
二、 民國23-25年之間出現新詩,有以散文形式灌輸了思想,就認定是詩。如此非詩人寫的「似詩」的作品造成了新詩創作的混沌。(119)但在這新詩創作旺盛期,很僥倖地也有純粹詩人出現。那是以水蔭萍為中心的「風車詩社」(120)經過超現實主義洗禮的水蔭萍的作品,偏重於知性感覺,表現對時代的敏感,以藝術手法像徵了(121)。 ***由此可見台灣新詩的現代性並非一定要從紀弦創「現代派」開始,而早在戰前就已揭開序幕。詹冰就是把光復前衛詩精神,帶入光復後開花的第一位詩人。 紀弦的「現代詩社」與「藍星詩社」間有關「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論戰(127)。對抗紀弦的全盤西化,必需脫離舊詩陋習,新詩才能革命成功的主張,覃子豪卻採取折衷主義,寫一些保守風格的詩(129)。 民國53年,藍星詩社導向由余光中掌控,走入號稱「新古典主義」的美文新詞傾向。然而從他的作品詳加分析,不難發現他的詩思係吸收西歐或古典的翻新,比獨創自創新的較多。這又證明「藍星詩派」在創作上要求的原則,不像前衛新藝精神所要求那麼嚴肅、精緻(131)。 創世紀詩社成立於民國41年,初期為了確立新詩的民族路線,對於「民族詩型」的理論,發表了六大目標。強調要繼承白話文學的傳統。但因其中心詩人洛夫、亞弦、張默皆為軍人,不比「藍星」詩社的同仁,那麼深入社會時代環境。因此,於民國48年起,放棄了「民族詩型運動」,引進超現實主義的美學觀,接棒「現代詩社」倡導的「橫的移植」,積極實踐現代知性新詩運動(131)。「創世紀」初期的目標與「藍星」的原則是一致的。「藍星」即堅守本來原則和「創世紀」即放棄「民族詩」,改向現代派,認為詩所表現的已非「情感」、「思想」這麼簡單,而是「當代一種超越時空的意識感受狀態」,所指的是「心象」的補捉。一般認為民國48到58年為其繁花時期,作多方面實驗性的嘗試。 不過另一方面「創世紀」的詩人們,雖學習了現代主義的技巧,但未能徹底吸收新藝精神的真髓,在觀念、意識、內容、詩思上無法融入現實社會環境,以求內心安定。而彷徨於形式與虛無的狀態,致使大多作品傾向於晦澀,缺乏實質,只擺著假設的形式,這種負面的影響了詩壇(132)。以洛夫的「石室之死亡」為例,認為該詩出現缺乏主題的空虛(134)。 民國六十六年,台灣新詩人們,並無直接參與鄉土文學論戰,而受其所惑。因為新詩精神的自覺,早已把詩文學上的一些敝端與以批判糾正,仔細思考了新詩應走的路線,從橫的移植回到縱的鄉土實質來(141-142)。 參、白荻等。〈藍星、創世紀、笠三角討論會〉,《「笠」詩論選集:台灣精神的崛起》,350-376頁。 林亨泰:現代派是現代詩社發動的現代派,後來就變成藍星、創世紀、笠共同支持現代詩運動,應該說除了現代派運動外,還有現代詩運動,現代派的影響至今仍未消失,仍然在持續。即使鄉土文學運動,仔細地考察也超不出現代派的範圍(352)。 詩社沒有共識似乎是我們社會之特色,一般在國外,詩社的集結就是有共同想法而後組社,而我們往往並不是如此;大家只憑詩人的私情而集結,雖然如此,共同在一起又會產生共識(365-366)。 張健:那個詩社有那個特色,恐怕並非取決於在詩刊上翻譯過或介紹過什麼,主要還是取決於詩社重要詩人不約而同有沒有某種表現(360)。 羅青:創世紀所謂超現實主義,我想,吸取一種思潮或主義,不一定要了解透澈,有時是誤解,根本是藉另一招牌而做另一回事,真正超現實主義是一次大戰後從繪畫來,達達主義來的,早期的代表人均是共產黨講無產階級,欲打破學院派,使所有一般人可以用剪貼來畫畫,用剪貼的意象寫詩,而創世紀同仁都是非常愛國、反共的,實在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從社會學的觀點,或歷史的觀點來看就不相同。 此篇文章最重要在補足,因以偏蓋全談詩社全體特色的缺失。白荻結論說:「實際上覺得我們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各個詩社的不同點就在出身而已。…年輕一代更應該混合而吸取三大詩社的營養(375)」。此外,可討論批評與翻譯對現代詩社走向與流變,是否真如張健所言只是次要的角色? 肆、李瑞騰提出六O年代兩場主要的新詩論戰:新詩在進展過程中所發生的大部份問題,諸如新詩與傳統的關係如何?新詩如何向西方接枝?新詩為何會艱深與難懂? 第一場主要是延續五O年代關於現代詩與傳統的論戰。言曦認為「詩必須是讀得懂的,而不是醉漢的夢囈;必須是在造句的習慣上可以通得過的,而不是鉛字上任意的排置。」覃子豪以實例來論證新詩的創造性。余光中則為現代詩辯護:「新詩是反傳統的,但不準備,而事實上也未與傳統脫節」,黃用也說:「所謂難懂,並非不可懂」(267-268)。 第二場論戰:主要是起於洛夫評余光中的〈天狼星座〉而寫的〈天狼星論〉,批評他有些地方「過於可解」,以致造成「可感」因素的貧弱,而余光中則以〈再見.虛無〉回應洛夫提出「明朗可悟」的重要性:「明朗可悟的意象正是分享的媒介」(271)。 ***晦澀難懂與明朗可悟之間一直是台灣新詩論戰的重要議題之一。
225-245頁。 論及男性作家的宏壯文體是一種「垂直宏壯」,而女性文體的宏壯,則是「水平宏壯」。認為台灣女詩人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期,嚮往與追求的應該是「垂直宏壯」文體。但她們即使崇尚及認同陽剛文體,純真與淨化仍是其創作基調。 ***此種陽剛之於婉約,就像「垂直宏狀」之於「水平宏壯」是否落入二元對立的邏輯中? 陸、希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台灣現代詩史論》,247-264頁。 比較台灣超現實主義與法國超現實主義的異同:
有以文學改格作為社會改格藍本的企圖。但是與其視為台灣超現實之不足,不如說當時台灣的情況還不具備以文學改革來帶動激盪社會改革的基礎(253)。 相對於「光明的」反共文學,五、六十年代的超現實主義是「純黑的」美學。相對於傳統的詩意詩情,超現實是異端,是恐怖的無政府主義。台灣五、六十年代的超現實在精神上是與法國超現實相通的,強調以解放個人想像力來跨越社會制約所加給人的種種限制(包括自我設限)。認為台灣超現實詩同樣具有反意識形態話語的潛能(261)。 林亨泰: 〈人類的鄉愁〉 都市的繁榮以酒家的多寡來衡量 在那裡男人以酒精代替了眼淚 在那裡擺設了很多常綠樹的盆景 在那裡有紅佟佟的醉臉說: 「我現在雖然在故鄉 卻有著莫名的鄉愁啊!」 p. 328。 如果說台灣新詩的歷史發展的興衰分合具有密切性的關聯,那麼,林亨泰從戰前的「銀鈴會」到戰後的「現代詩」,再到「笠詩社」的演變軌跡,正好可以作為這種關聯的見證;可以說,林亨泰之「起於批判 ─走過現代 ─定位本土」的創作歷程,正是台灣新詩發展的一個典型縮影(呂興昌,274頁) 問題與討論:
灣的超現實主義是否真如希密所言:「五、六十年代台灣超現實 詩和法國超現實的最大差別在於前者並非有以文學改格作為社會改格藍本的企圖。」?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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