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台灣新詩發展評論整理
98/03/18
馮慧瑛整理
版權所有 馮慧瑛
一九九八年春季班《台灣文學史》課程口頭報告
陳明台。〈日據時代台灣民眾詩之研究〉。《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
3-19頁。
I. 陳明台從美國詩人Walt Whitman描寫民眾勞動生活的寫實風格、以及日本福田正夫所主導的民眾詩派詩人開始談論台灣民眾詩的發展。其對民眾詩的定義為「表現民主的生活詩,歌詠人道精神、熱情洋溢的寫實詩,
對大眾、人間滿懷愛情,平易近人的人生詩」(4)。
II. 分期:
- 奠基期(1920~1932):民眾詩充滿了激昂的抵抗、批判精神以及經歷挫折後的悲情與無力感。表現詩人對現實、問題的不滿、暴露黑暗面相的詩。(4)
- 事件詩:透過當代發生的重大、引人側目的事件作為題材,轉化於敘事詩體中,用來表達詩人的發言。(5)
- 社會詩:透過社會現象、特定階層、人物的刻畫來顯示時代模樣或現實人生印象的作品。多是以精神狀態普遍居於停滯中,或不遇、受苦的下層民眾及其處境為抒發的對象。(7)
- 成熟期(1932~1937):民眾詩反映出詩人觀察民眾、人生的「見者之眼」,有受限於時代中,台灣民眾的生活和心境、時代風俗的呈現。詩人冷靜觀察庶民的生活、以及自身存在現實的態度,即所謂「生活詩」。(4)
- 決戰期(1937~1945):民眾詩充滿迎合時局,配合國策的宣傳、口號詩的性格,表現出詩人屈伏體制、現實的面貌。(4)
III. 題材:(12)
- 庶民、大眾自身的形象、感情、心情和生活
- 與民眾相關,周圍存在的事物或景觀
- 風土或風俗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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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笛。〈日據時代台灣詩壇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21-34頁。
- 台灣新文學在其成長過程中的兩個絆腳石:
- 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在文化上蓄意的扼殺與肆無忌憚的彈壓和箝制。
- 表現工具的語言問題(22)
- 日據時代台灣詩壇上的超現實主義:風車詩社:由楊熾昌主導。
- 受日本超現實主義所影響,與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富有行動主義不同,日本超現實主義是以「主知」的力
量來建築自我的美學,富有東洋的「無」的思維和哀愁風格。(25)
- 楊熾昌的論點:
- 詩人不要,也不應該迴避悲劇。
- 「所謂詩的才能就是於其詩的純粹上,非最生動的知性的表現不可」(28)。
- 「詩持有的一種表現就是感性的纖細和迫力,聯想的飛躍成為思考的音樂,而該擁有燃燒了文化傳統的技法的巧妙性」(28)。
- 有鑒於寫實主義備受日帝摧殘,引進超現實主義,「以隱蔽意識的側面烘托,推敲文學的表現技巧,以其他角度的描寫方法,來透視現實社會,剖析其病態,分析人生,進而使讀者認識生活問題,應該可以稍避日人兇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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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俊雅。〈日治時期台灣白話詩的起步〉。《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
35-59頁。
- 主要論點:台灣白話詩並非僅受中國白話詩的影響,不能就此定位為中國白話詩之支流。而且,台灣白話詩自開始即具備了「橫的移植」—也就是世界思潮的影響。
- 起步期詩體的分類:
- 分行詩:自由詩體(free verse)的影響,郭沫若對張我軍的影響。
- 分段詩:主要是楊守愚的詩,散文與詩的界線不明。
- 小詩:以楊華的詩為主,楊華詩作「揉合了日本俳句清雅平淡的風格,以及泰戈爾詩中的人生哲理,和冰心詩中的語法」(44)。
- 分期:
- 1927年以前多傾向於使用中國白話文表達反封建之思想,追求真愛,表達相思之情(偶有對不合理社會的控訴與悲憤)
- 1927年之後,多雜有台灣話文之痕跡,內容以控訴帝國主義之壓迫,同情無產大眾的作品為主。
- 1932年之後,社運受到影響,直接反抗已不是那麼容易,楊熾昌引進了超現實主義,才開始引用含蓄隱蔽的表達方式,詩的寫法才不再那麼寫實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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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天儀。〈台灣新詩的出發—試論張我軍與王白淵的詩及其風格〉。《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67-77頁。
主要論點:藉由討論張我軍與王白淵的詩作談論日據時期台灣新詩的兩種基本風貌。張我軍的《亂都之戀》是台灣的第一本中文詩集,而王白淵的《荊棘之道》是台灣第一本日文詩文集。
- 詩的語言工具:
- 張我軍:以中文白話文創作。
- 王白淵:以日文創作。
- 詩的素材表現:
- 張我軍:環繞著「愛情」的圓周在發展。比較是寫實的
- 王白淵:專注於詩、藝術以及自然世界的探索,不是純粹抒情,而是在抒情中說理。比較是造境的。
- 詩的意識形態:
- 張我軍:現實主義取向。
- 王白淵:非現實主義取向。
議題討論:
- 陳明台認為日據時期台灣的民眾詩,在被殖民的環境中,呈顯出民眾的積極態度,而在討論中他略過決戰期的民眾詩,並認為此時期的民眾詩「充滿迎合時局,配合國策的宣傳、口號詩的性格,表現出詩人屈伏體制、現實的面貌」,實乃提倡「皇民文學」時期,難道在此時期之內,只有配合國策宣傳的詩作嗎?此外,若陳將此時期的民眾詩的主要特色定義為「表現出詩人屈伏體制、現實的面貌」,是否又與他在文中對「民眾詩」的定義有所衝突?在此時期中,民眾受控於日本皇民化運動的箝制,所表現出來的屈服行為,難道不是民眾在不同歷史情境中的不同生活寫照,描述這種生活現狀的詩作,就不屬於「民眾詩」嗎?
- 我們在閱讀翻譯自日文的詩作時,時常發現是其用字淺詞比起以中文直接撰寫的詩作較為細膩,其原因是否可能是因為這些日文詩作都是後輩作家所翻譯的,而這些譯者的白話文書寫已經比當時精緻,以致於經過譯者的修飾之後,日文詩作的文筆通常較為優美、精巧?
- 在台灣白話詩發展初期,發現以中文創作的詩人時常採用寫實白描的手法,而追求詩藝術的開發者,通常是以日文寫作,語言工具的運用是否也間接影響詩的形式、風格、與內容?
- 根據許俊雅的說法,很多當時的台灣作家,一生中仍以書寫舊體詩居多,可能是由於舊體詩文字較為生澀,較不易被日本殖民政府檢視。所以,相較於白話文小說的發展,漢文詩的新文學運動在尚未熟悉文字的運用時,是否較無法受詩人接受/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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