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9
五十年代文藝政策與文學動向的初步分析
潘 薇 綺
…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洛夫《石室之死亡》第一首－
一、多重斷裂與暴力震撼下的五十年代
五0年代避共來台的移民，很多曾是在大陸掌有軍政、黨務、財務、財經及學術界的精英份子，儘管國共內鬥所造成的驚恐未定，但他們有統治的實際經驗，及基於三民主義政治理論的共識，所以很快又建立一套統治模式，雖然從一九五０年三月蔣總統復職視事以後，台灣政局逐漸安定，但台灣內外的各種課題並未解決，國外出現若干給國民政府帶來困擾的理論和主張，如「聯合國托管論」「混血民族論」「台灣地位未定論」等，國內由於蔣總統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強有力政治號召，使得大陸來台人士懷有短期居留的統治者心態，只想短期利用台灣的人力和資源，並無長期居留開發建設的打算，只想憑借統治力量與武力維持短暫穩定的局面，並不想與這土地的民眾同化或交流。（葉石濤 台灣文學史）五０年代前期，政府在台灣進行「清共」和「肅清」，嚴重打擊了台灣知識份子的言論自由，故學者有以「失聲喑啞」及「文化斷裂」來論述這一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苦悶，或者在改朝換代的「暴力震撼」中，有投身社會主義運動作家如：呂赫若，於一九五一年在「鹿窟武裝基地事件」中英年早逝。（見潘薇綺台灣文學史作業〈台灣新文學本土論〉〈歷史命定論者與紅色青年－淺談冷酷又熾熱的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而存活的台灣知識份子則因語言被強迫置換而造成集體失語現象，以致形成台灣文學典型的斷裂；隨國府來台的外省籍人文圈，則經歷另一種斷裂與遺忘，即必須忘掉內戰中的是非血腥，必須與三０年代以前的新文學傳統決裂，在整個政治社會大局勢的影響下，出現文學史上的斷層現象。（楊照《夢與灰煙：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失語震撼」後的掙扎、尋覓—論葉石濤的文學觀〉
二．有關五０年代文藝政策與二度漂流的文學
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始作俑者是張道藩，他一方面承繼三０年代初期民族主義文藝論戰中所提出的三民主義文學概念，一方面為抗衡毛澤東的「延安談話」，即強調政治對文學的統御性，而在〈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一文中，主張「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拿文藝作為建國的推動力」，他的文藝理論在五、六０年代的台灣文壇擁有強固的實力，也影響蔣氏父子的文藝政策。事實是，張氏亦將文藝視為實用的政治工具，認為其負有喚起民眾、組織民眾的積極責任，「不是有閒階級的唯美主義者們在貧乏的內容上玩文字的東西」，他認為各種文藝理論流派及西洋文藝發展的內容皆不足取法，對於「三民主義文藝政策」的具體方向他提出四種基本意識，簡單的說即以全民為對象，以事實解決問題，仁愛為民生的重心及國族至上，透過上述基本意識而推演出「六不」「五要」。（註一）雖然他立意首在反對當時中共的文藝政策，但他本人對西方藝術文化的強烈排斥，以及配合三民主義的治國理念，形成變相的思想管制，識者以為和北宋王安石「文者，禮教治政云爾」的觀念相同。但任何有思想及主張堅定的創作者，都不可能毫不選擇地附和統治者的宣傳口號，他的基本想法在五０年代後的台灣落地生根，使全台灣文藝生存的空間被文化官僚體制與文藝作家組織所壟斷，造成台灣新文學傳統的斷裂。
至於文藝政策的推行方面，一九五０年由蔣經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號召「文藝到軍中去」，及張道藩策劃的中國文藝協會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這兩支政策文學的主幹彼此呼應，喚起蔣中正總統主導文藝的興趣，而於一九五三年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方面確立自己為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繼承者，一方面做為在台國民黨政權在文化層面的施政綱領。
真正在社會上掀起文藝政策狂潮者，是文藝協會本身的成員如：陳紀瀅、王藍、蘇雪林、羅家倫、王宇清等人，其成立「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以響應《育樂兩篇補述》中「務須剷除赤色的毒與黃色的害」的號召。一九五四年八月身為CC團與中統局幹部的陳紀瀅與王藍以正式身份代表文藝協會表明立場，斥責「黑色新聞」與「赤、黃、黑三害」，揭開「文化清潔運動」的序幕。（鄭明俐 當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其將文藝運動視同作戰，把不同文藝主張的人視同敵人，以消彌中共渡海血洗台灣的壓力和恐懼。（彭瑞金 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
平心而論，一九五０年代的台灣文壇充滿許多歷史小說，記載著大多是抗日及與共產黨內戰時期的的生活狀態，這一時期雖有大量劃一思想、口號、粗製濫造的八股文學，但整體而言反共愛國作品卻是豐沛的，如張愛玲、姜貴、潘人木、潘壘等背景資質不同的「來台作家」(張愛玲僅作品來台)，都毫不例外地控訴了共匪的萬惡，在所有反共小說中，出身軍旅的姜貴，其代表作《旋風》和《重陽》受胡適肯定為所有台灣反共八股中僅有的佳作。(胡適先生致姜貴函收錄於姜貴《旋風》一書中)（註二）論者以為，四、五十年代從五四走過來的來台大陸作家，因流離經驗而書寫的詩、小說、散文作品，不該任之「在大陸和台灣都找不到有尊嚴的地位」，必須作為「辭鄉以後的二度漂流」。（註三）同時期台灣作家雖多消聲匿跡，卻出現鍾理和同姓之戀的故事《笠山農場》，不以社會性觀點來處理題材，以美學和人性來安排情節，獲得一九五六年「中華文藝獎金會」的第二獎，奠定他在文壇上的地位（見潘薇綺台灣文學史作業〈鍾理和的人文思想與牧歌情調〉）。五０年代以降台灣政府制定的文藝政策，深深影響四十年來的文藝發展。
三．文化荒漠中的甘泉：
五０年代做為台灣一個「文學歷史時期」，在兩岸所出版的文學史書籍中很少得到正面的評價，或認為其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或認為其失去藝術價值，或認為歪曲現實生活，思想內容概念化及藝術表現公式化。兩岸評論家儘管意識型態千差萬別，但對五０年代的文藝政策的評價確是異口「同聲」，除批評反共文學缺乏藝術性，也否定它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但這些批評與論述的形成，都是將五０年代的台灣文學簡單貼以「反共文學」或「戰鬥文學」的標籤，有學者批評之為「簡化歷史的描述語」（龔鵬程 四十年來台灣文學之回顧）。
亦有學者以為有過五十年被日本殖民歷史的台灣，在現代文學發展的過程當中，形成相當獨特的「問題意識」，即「我是什麼」「我想像自己什麼」，其中不僅存在如大陸現代思想中「啟蒙」的問題，還涉及族群意識、文化認同等「日本殖民主義」統治條件下形成的「台灣現代性」的問題。從「問題意識」、「文化想像」或從「現代性的追求」與建立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研究戰後台灣的文學現象時，戰後台灣歷史中的許多偶然性深深響台灣文學的發展，如在過渡期（１９４０－１９４９）最具悲劇意義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左翼傳統被徹底撲殺，隨之而來的是公共領域的萎縮。進入五十年代，海峽兩岸分別被納入國際性的冷戰結構，在大陸，只聽到左翼社會主義陣營的聲音；在台灣，只聽到右翼資本主義的聲音，這些期待落空的悲劇，並沒有改變台灣文學的文化想像。然而由於兩岸政治分裂的緣故，五０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在逐漸變化的詮釋賦意的過程中，冒出一些新的問題，問題之一即是「戰鬥文藝」或「反共文學」顯然延續過渡期官方妖魔化「二．二八」的手法，亦將大陸的人民政權簡單的「妖魔化」，此岸不能瞭解彼岸所進行的不同於「三民主義」的現代化實踐，彼岸也不能瞭解台灣的歷史和現狀，在相互隔絕的狀態下，台灣文學界無法全面瞭解五四運動以後，尤其是三、四０年代大陸的文學傳統，大陸方面也無法瞭解二十年代開始的台灣新文學傳統，特別是左翼的傳統，因此，從西方尋找文學的靈感和思想資源，成為自然之勢。（黎湘萍 戰後台灣文學的文化想像 2000）以下分就四份當時發行的期刊雜誌，抽理出在文化沙漠期中所透露的文學訊息和荒漠中的甘泉：
自由中國：《自由中國》原籌備於一九四九年初的上海，當時國共內戰方酣，籌創原意是想發動一個「自由中國運動」，以自由主義為旗幟號召反共，國民黨來台後，在美的胡適掛名為發行人，實際的主持人是雷震，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創刊，因宣揚自由主義思想，不斷對國民黨當局的專制統治發出「諍言」，終不見容於當局，於一九六０年九月以後關閉。這一份文藝雜誌橫跨整個五十年代，最為當時知識子所看重，由聶華苓擔任主編，聚集當時一批具自由主義傾向的大陸來台作家，頗具在野色彩，八十年代以後有關《自由中國》的研究論文，討論的不是民主憲政的問題，（註四）就是它有關社會經濟的思想，忽略它在文學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註五）
《自由中國》十年的文學歷程配合雜誌本整體內容的轉變可分為「前中後」三期：
前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２）：此期台灣局勢汲汲可危，美國似乎袖手旁觀，國民黨心存改革，《自由中國》也大力配合宣揚反共，文學作品幾乎全是清一色單刀直入的反共小說，藝術技巧較低，但與國民黨關係良好，屬利害與共的蜜月期，雜誌並得到政府的經費補助。
中期（１９５３－１９５７）：韓戰爆發之後，台灣安全由美國第七鑑隊維護，國民黨的態度愈來愈強硬專制，一九五四年台北爆發「除三害」的「文化清潔運動」，雜誌便也漸漸由支持轉為批判，這一時期雜誌內容著重在內政的改革，尤偏重於憲政的改革，文學部份的數量與質量達到整個十年的高峰期。
後期（１９５８以後）：一九五七年台灣地方選舉的賄選行為引起民眾的不滿，雜誌從批判的角色變為反對的立場，發行人雷震積極結合本省政治精英，參與實際社會運動，導致入獄，雜誌關門，這時期的文學進入「西化」時期，詩或小說都有大量的美國來稿。
文學雜誌：為一九五六年創刊，主編是台大外文系的夏濟安教授，他對胡適所主張的「人的文學」和「自由的文學」極為推崇，這也是《文學雜誌》所秉承的精神，其為當代台灣最重要的純文學刊物之一，與《自由中國》的作者群有極高的重疊性。夏濟安所撰〈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一文，奠定了《文學雜誌》在台灣文壇的地位，對台灣文學思潮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Christopher Lupke 〈五0年代台灣文學的初步分析〉2000)（註六）
文友通訊：這份刊物算不上是正式對外發行的雜誌，是超小型的內部刊物，由鍾肇政在一九五七年以手刻鋼版的方式，每月彙集文友的信，再由印寄給九位文友，一直持續到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其中透露出台灣第一代作家對台灣小說文字的反省和自覺，並且是當時台灣社會中少數想要努力跨越語言障礙一群，其中包括陳火泉、廖清秀、鍾理和、鍾肇政、施翠峰、李榮春等人，他們是五０年代中期，文壇上可以找得到的本土作家的全部，這個刊物的宗旨是「切磋砥礪，互通聲氣」。
幼獅文藝：一九五四年青年節創刊．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支持的中國青年寫作會所等辦，雖然在創刊之初，幼獅文藝的創作指向是戰鬥文藝與共八股，但到五十年代末期開始出現對於世界文壇比較深入的關懷，並有系統的介紹西方名家，以後逐漸轉移到更注重藝術形式和個人思想情感的領域（註七）
除上述文學園地之外，與反共文藝政策有關的「現代詩」也在此時誕生，五０年代引進現代詩的關鍵人物是紀弦和覃子豪，紀弦於一九五三年成立「現代詩社」，創刊《現代詩》，擎起現代派的大旗；和紀弦針鋒相對的覃子豪於一九五四年籌組「藍星詩社」，並在《公論報》創〈藍星週刊〉；同年軍中作家—亞弦、張默、洛夫三人以左營為根據地創刊《創世紀》，其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並提出建立新民族詩型的口號，然其在文字、形式上的前衛性、實驗性作法，則被評為「惡魔主義、虛無主義、形式主義」。學者以為「現代派」在詩主張和詩創作上所挑動的反抗精神，絕不是「反共抗俄文學」的嫡傳脈系，而其與幾乎偃旗息鼓的台灣新詩運動失之交臂，錯身而過，實屬遺憾。（彭瑞金 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
結語
五0年代逐漸形成，到六０年代達到高潮的新知識份子，在以社會的現代化和進步作為基本思考模式時，實際上是以「西方」和「傳統」作為對比的，西方是進步的，傳統則是落後的象徵，他們所感覺得到的「社會」，其實是他們所嚮往、追求的那些知識、思想及物質條件，和他在其中成長的傳統之間的對比，這些新知識份子當然不會知道已被「消滅」的左翼知識份子所認識台灣社會--以「侵略、殖民、階級、剝削、革命」等概念所構成的社會。(呂正惠〈戰後台灣社會與台灣文學〉)
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的理性的科層組織的鐵籠中，對人的自由與解放的追求落空，反而被投入到一個「非人性化」的桎梏中，那少數清醒的人，在一個逐漸世俗化的社會中不斷的面對倫理糾葛中的自我，以及面對自身行為合理性的問題。韋伯提出責任倫理的概念肯定人的尊嚴並維護科學理性，即尋求一「真實的人之存在」的承擔勇氣，盡其作為一個人的天職。
歷史的弔詭是，成熟的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對共產主義產生有力的免疫性，
而在一些非西方的前工業化社會中，出現不少「馬克思情景」--即當一個農業社會轉向「部份工業社會」之際，馬克思主義常成為這個社會最有吸引力的
意理，因為工業化社會早期經常出現巨大的社會解組的痛楚和價值顛亂的病象，以此，浪漫而有道德熱情的共產主義成為最自然的訴求對象，這在亞非洲屢見不鮮。國民黨接收前後的台灣已出現所稱非西方的前工業化社會中的馬克思情景，而國共鬥爭失敗後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痛定思痛，在統治初期以暴力專制的恐佈手段清除日帝所遺留的殖民地思想與「左」的毒素，將台灣強力帶向右翼資本主義社會，但對台灣的作家而言，這是再度的被殖民，這五十年是不折不扣的「中帝」時期(相對於前期的「日帝」和後期的「美帝」)。台灣作家沒有一點的反共經驗，如果說國民黨的文藝政策驅趕或影響本省作家的作品，顯然是寫出日本經驗的抗日小說，如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至於反共文學在台灣的形成，甚或成為主流，反映出五十年代要反抗的中帝其實有兩層，即兩個作家群所面對的是對恃分治的兩個中帝，二者都站在「抗議」的殖民地文學傳統上，因其抵抗文化與批判精神，亦皆可納入「百年來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
韋伯對現代化的態度是曖昧的，對現代性更是帶有悲觀色調的，如伯恩斯汀（R.Bernstein）所言：「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是一種解構而非重構的精神」成為新馬克思主義對現代的「文化批判」的思想核心。現代的危機是「家的一種形上的喪落」(a metaphysical loss of’’home”)，此指生命的飄蕩無根，現代化雖帶來物質與非物質的好處，如生活水準大提高，個人自由理念的普及，但也付出傳統價值與信仰之失墜、制度的解體等巨大代價，然而現代的歷程不能倒轉，只能修正，終止或倒轉這個歷程，將產生不可想像的後果，現代人必須勇敢面對「解魅的世界」(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這正是冷峻的理智與實存意義悲劇感之所在。(金耀基〈現代化與中國的發展〉)
五0年代的文藝政策所導致的文化悲劇，台灣作家在台灣文學現代化歷程中了不可避免地經驗了精神解構的虛無感，而大陸來台的作家則經歷了現代化歷程中生命飄蕩無根的重重危機，如何凝塑整合性的文化想像，使身心靈在逐漸重構的精神中得以安頓，繼續創造台灣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學經驗，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學傳統似乎是一個有待開發的方向。
我只是在歷史中流浪許久的那滴淚
老找不到一副臉來安置
--洛夫《石室之死亡》第三十三首—
一尾涸轍的魚
一度變成作繭的蠶
於今又化作一隻老蜘蛛
懸在一根殘絲上
注定在風中擺盪一生
--洛夫《與衡陽賓館的蟋蟀對話》-（註八）
討論議題
五０年代以降台灣制定的文藝政策，影響四十年來的文藝發展，而八十年代以後政府經濟較前更寬裕，卻缺乏具體的文藝政策，使人不禁要問：一個國家究竟需不需要文藝政策？什麼是妥善的文藝政策？
五０年代的懷鄉反共文學對斷裂之後再生的台灣作家的文學創作是否有所啟發？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定位如何？
註解
註一：「六不」是一．不專寫社會的黑暗。二．不挑撥階級的仇恨。三．不帶悲觀的色彩。四．不表現浪漫的情調。五．不寫無意義的作品。六．不表現不正確的意識。「五要」是一．要創造我們的民族文藝。二．要為最苦痛的平民而寫作。三．要以民族立場而寫作。四．要從理智裏產生作品。五．要用現實的形式。
註二:在論《旋風》專文中，夏志清將這部小說與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著魔者》（The Possessed）相對比，他指出兩者在描寫狂熱的主義信仰者及革命家上，都極盡嘲諷之能事，其對反共小說公式的另一大突破，在於將政治情欲化及情欲政治化看法，他認為欲望，尤其是人之大欲，未嘗不是政治行為的隱晦動機，他將共產革命者與色情狂一視同仁。在經歷逃亡與避難之後，他以一陣旋風來比擬共產黨的將來，並借此作品對救亡與啟蒙的迫切提出質疑，及反思五四以來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希望和迷惘。（王德威〈蒼苔黃葉落,日暮多旋風─論姜貴《旋風》〉在寫作技巧上，夏志清曾指出，姜貴「正視現實的醜惡面和悲慘面，兼顧『諷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溫情主義』的俗套，可說是晚清、五四、三０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夏志清〈姜貴的兩部小說〉《中國現代小說史》1979）
註三：齊邦媛〈二度漂流的文學〉收在柯青主編的《評論十家》爾雅出版社 1993
註四：一九八三年陳映真接受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訪問時，論及台灣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時說：「二次大戰後，從《自由中國》時代一直到．．．《台灣文藝》改組之前，台灣的文學基本上和黨外的民主化運動無關」，應鳳凰則認為從深層看，不論現代主義文學或鄉土文學，都與四十年來台灣社會的民主化相關。（應鳳凰 《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五0年代台灣文學史）
註五：當代台灣文學中的鄉土派和現代派，是人們常談論的主題，但「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學脈流也不容忽視，五０年代這一流派已然萌生，並可導源於《自由中國》在政治理念上由「自由」「民主」追溯到「人」的價值尊嚴和人權的肯定，在文學觀念和創作上，也由「自由」文學的追求擴展到「人」的文學的追求，而「人文主義」是內涵豐富的文化概念，有學者傾向採更寬泛的「人文思想」或「人文精神」的概念來指稱它，以人為中心，著重人生、人性、生命描寫的觀念深入人心，從而形塑有別於大陸文學的一種特殊風貌，自由人文主義脈流在台灣文壇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它本身卻未成大氣候，八十年代以後，這一文學脈流才獲得發展的契機，其焦點由對抗官方文藝政策轉向人文主義反物化的主題，它與《自由中國》或《文學雜誌》為代表的早期自由人文主義也許並無直接瓜葛，但某種精神上的潛在聯繫是不能完全抹殺的。（朱雙一 《自由中國》與台灣自由人文主義文學脈流）
註六：夏濟安營造了一個自治的空間鼓勵作家們，因之整頓了領域內合作的力量，對抗在台灣政府文化羽翼下支配文學舞台近十年的人，也成為發揚反霸權的一個重要人物，現代主義派和本土派的作家將擴大這種自治性，啟蒙者則是夏濟安，他有關中國的洞見和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改變了張道藩的暗喻式觀察，他的論證形式是中華民國時期，印證西方文學風潮在中國的脈絡中可以深具影響力的最佳範例。
註七：八十年代初，曾任中國青年寫作會的詩人亞弦，對戰鬥文藝所做回顧性的歷史解釋中，重新賦予戰鬥文藝廣狹二義的闡釋，認為「戰鬥文藝從近處看是反共抗俄，從遠處看是為人生」，「廣義的戰鬥文藝」事實上是「狹義的戰鬥文藝」在經過對照、反動與超越，「寫出人性的莊嚴．．．激發讀者向上的道德勇氣」，而成長於這一環境的文壇主流作家，日後涵蘊出獨立的藝術人格和自主性的文體風範，如司馬中原、朱西寧、郭衣洞、高陽等人。
註八：熊國華〈「詩魔」的藝術魅力—論洛夫的「詩魔之歌」〉亞弦.簡政珍主編《創世紀四十年評論選—1954-1994》創世紀詩雜誌出版社 1994
參 考 書 目
1.葉石濤 《台灣文學史綱》春暉出版社 1999
2.彭瑞金 《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1991
3.應鳳凰 〈《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五0年代台灣文學史〉彭小妍編《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1999
4.梅家玲〈五0年代國家論述/文藝創作中的「家國想像」--以陳紀瀅反共小說為例的探討〉彭小妍編《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1999
5.鄭明娳〈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鄭明娳主編 《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市：時報文化 1994
6.李敏勇《台灣戰後文學反思》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1994
7.龔鵬程《台灣文學在台灣》〈台灣文學四十年〉駱駝英 1997
8.鄭炯明編《點亮台灣文學的火炬—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葉石濤和戰後台灣文學的「斷層」與「跨越」〉春暉 1999
9.張金墻《斷裂與再生：台灣文藝研究（１９６４－１９９４）》〈斷裂—戰後至一九六四年《台灣文藝創刊前的文學環境》〉1999 南市文化
10.楊照《夢與灰煙：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失語震撼」後的掙扎、尋覓〉聯合文學 1998
11.Christopher Lupke 〈五0年代台灣文學的初步分析〉朱雙一〈《自由中國》與台灣自由人文主義文學派流〉黎湘萍〈戰後台灣文學的文化想像〉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 .2000
12．金耀基 《中國社會與文化》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2 香港
13：熊國華〈「詩魔」的藝術魅力—論洛夫的「詩魔之歌」〉 弦.簡政珍主編《創世紀四十年評論選—1954-1994》創世紀詩雜誌出版社 1994
14 :齊邦媛〈二度漂流的文學〉收在柯青主編的《評論十家》爾雅出版社 1993
姜貴研究資料
1姜貴《旋風》九歌出版社 1999 台北
2.應鳳凰編 《姜貴的小說》九歌出版社 1987 台北
3.童淑蔭 〈姜貴長篇小說《旋風》與《重陽》的研究〉 碩士論文 1996
4.王德威 〈蒼苔黃葉落,日暮多旋風─論姜貴《旋風》〉陳義芝主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6 台北
5.夏志清著 劉紹銘譯 〈論姜貴的旋風〉 中國時報 1972.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