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3/23
荊棘之路
─台灣新文學本土論(1931-1937)
潘 薇 綺
台灣意識傾向與台灣文化協會
由台灣總督觀察分析一九二一年展開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思想傾向時的一段論述，可將當時台灣人的意識傾向略分為四，亦即與中國分合所產生的「統一」與「分離」的動向，同時交叉著如何從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台灣的「革命」或「改良」兩種態度。「與中國分合」和「解放路線」的交叉組合產生四種解放構想，主張革命者，有透過島內革命排除日本勢力，再與祖國結合的「祖國派」及主張獨立建國的「台灣獨立革命派」；態度較溫和的改良論者，則有將台灣放在第一位，努力保存民族文化，待機回歸祖國的「待機派」，或根本不考慮祖國存在，只求台灣本島生存的「一島改良主義」。台灣新文學運動因與政治社會運動的關係緊密，也可看出文學上與中國分合的不同意向，主張使用白話文，將台灣新文學定位為中國文學的動向是由「統一」意識所支持，而突出台灣的存在，以台灣文化社會的特質為根據，倡導台灣本土文學創作的動向，則是在「分離」的意識下開展的。《游勝冠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 頁14-15》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設立之初，積極尋求突破台灣總督府藉口尊重台灣傳統風俗習慣，阻擾進步思潮傳入島內的作法，自行在台灣社會進行文化啟蒙運動，它不僅是文學的改革運動，同時兼具文化改革、社會改造和興發民族自覺等多種特質。此時中國留學生掌握了大部份的發言權，是以中國五四模式樹立及發展其文學理論基礎，台灣文學運動被定位為中國文學的支流。但為留日學生或本土知識份子而言，則必須面對台灣的殖民處境，以及考慮台灣這個主體的存在，一旦政治社會運動受挫，受過近代各種政治社會思潮洗禮，有著不同意識型態的知識份子大量投身新文學運動時，祖國意識就無可避免地受到挑戰，同時知識份子透過日文接受日本、西方文學的影響，視野擴大之後，是否還唯五四文學的馬首是瞻也令人懷疑；此外，一九二五年黃呈聰提出台灣有其獨特的自然及社會條件，孕育了獨特的文化，外來文化需適應台灣本土的固有文化等主張。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充滿了變數。到了一九三０年代，這些問題逐一地披露出來。
走向「深化」與「本格化」之路
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即開紿兩種思想的論戰，文化協會的活動方針逐漸由民族主義的文化啟蒙運動轉變為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形態，一系列的文藝雜誌顯示三０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方向是社會主義及其主導的政治社會運動，所以這一階段文學的「深化」與「本格化」的具體內涵，必須放在當代國際普羅文學運動的視野來討論。而文協所提出的有關「大眾文化」建立的議題對當時的文學運動尤其造成深遠的影響，連溫卿在「促進實現」大眾文化的問題時，特別提出以往的文化運動，只限於精神方面，對於產業方面有忽視之感，為教育訓練民眾，養成意識上的鬥士，教育方法須要有組織性而且全體要有一致性，至於「產業文化」的內容，他並未說明．但由他所開出的教材內容來看，則非當時一般民眾既有的文化，而是以未來式存在和出現、虛擬的台灣無產階級文化。他也同時提出世界語主義的思考方向，不過他對世界語改造未來社會的作用持保留的態度。蔡培火在題為〈我對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一文中聲稱：文化是人格做成的結果，是人格辨真偽、別善惡、分美醜、定行止等人的能力的總體，文化運動即是人格運動，目的在使人格解放、覺醒，以做適宜的新文化，他讚美美國的民主政治，使人自由快樂，並相信台灣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武器是「好的文字」，它可以便於汲取新知，發展人格，而那就是羅馬字台灣話。蔣渭水則引馬克思言論期勉台灣工農大眾奮起，反抗壓迫。面對《民報》〈左右傾辨〉一文中不左不右的態度，連溫卿提醒台灣的社會運動者：「須防日本的『赤松』(科學的日本主義)到了台灣，即變做白心底蕃薯」。在殖民地的特殊現實下，因促進而早熟的意識上的先覺者，對當代台灣的文化思想和文學發展起著批判者的作用。
待連溫卿一派失勢後，文協的活動方式及相關言論朝向激烈非法的方式，而且革命組織的意識與統一戰線的觀念也逐漸形成，重視革命戰線、組織領導和要求解放的言論，這反映出受到台共及日共福本主義的影響。到一九三一年初第四次全島代表大會後，文協的性質被界定為：「無論在政治問題或經濟問題上，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從事鬥爭」，從此它已是個旗幟鮮明、思想路線確定的無產階級文化團體，將始於啟蒙要求的台灣文化活動，從本質上改變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一翼。文化界的報刊，也相繼指出當日的社運已經「由抽象的運動進入具體的運動」「皮相的、抽象的政治運動，已經不適合於台灣的現況了，今後非深刻的、具體的從事於養成自力的工作是不行的」，「自力」的工作此處因日本情治單位的挖天窗，而語焉不詳，但左翼人士已一致朝向大眾文學的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下，台灣普羅文藝刊物相繼出現，《赤道》所刊〈我們要怎樣去參加無產文藝運動〉的文章，可視為萌芽期台灣左翼文藝理論的代表（書齋、城市與鄉村 頁58），《台灣戰線》即充滿紅色使徒角色的氣概，而一九三一年成立的「台灣文藝作家會」的主張與活動則較《台灣戰線》更具國際普羅文學運動的統一戰線色彩。「台灣文藝作家協會」是受日本「納普」(全日本無產階級者藝術聯盟)機關報《戰旗》影響而產生的類似《納普》的組織，整個活動宗旨上對於文藝的黨性、國際主義精神，及其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等主張極為強烈。以「J.G.B書記局」名義發自日本的創會賀電，是一份充滿普羅文藝運動
官方意識形態的文件，其中的每個指示，後來都成了左翼文藝工作者間激烈爭執且亟欲克服的理論上與創作實踐上的核心難題。(書齋、城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份子 頁59-61)《兩岸文學論集》由理論到實踐，一九三二年起，以大眾文藝為立足點的雜誌到處是一片「碰壁」之聲。有關大眾文藝的主張引發鄉土文學論戰，《南音》是它的主戰場，堅持以台灣話寫作的郭秋生，把認同中國白話文的人稱為「事大主義者」，認為建設台灣話文是「台灣人凡有解放的先行條件」，這類經常出現在《南音》中的情緒性文字，有其批判的價值和意義，它透露文協分裂後，以大眾為旨歸的台灣左翼文學思潮中，不能忽視且潛藏在大眾文藝內裏的民族主義要求和情緒。他在《先發部隊》的宣言中用一些關鍵性的觀念：如自然發生期的行動、目的意識、文學運動的實際化、內在觀念與表現形式的關係、正確認識等，不難看出日本普羅文藝理論的影子。
相應而生批判左翼陣營的文字，如葉榮鐘以「通俗化」為先決條件的大眾文藝，蛻變為反貴族文學、反普羅文藝的「第三文學」，這是社會主義文藝運動內部矛盾的浮現。他以「全集團的特性」描述台灣文學的根本精神及發展方向。從文學史的角度看，「第三文學」的文學觀較之鄉土文學論調更可為台灣文學「深化」「本格化」發展觀念的證明，其多少揚棄鄉土文學論者的情緒性語言，把思辨提昇到比較觀念化和理論性的層次，為右翼的大眾文學論述提供一個新的視野和幅度。〈文協分裂與三０年代初台灣文藝思想的分化 頁35〉《兩岸文學論集》
《福爾摩沙》的發起人之一吳坤煌則在〈論台灣鄉土文學〉的長篇論文中，指出台灣鄉土文學在面對傳統文化時，應該有吸收、有揚棄、有改造地繼承，應該像蘇聯一樣廢止民族差別的觀念，保存民族文化的特色，在自由競爭中，創造出社會主義的國際文化。在各民族文化將來融合成一種共同文化語言之前的過渡階段，台灣鄉土文學必須以「內容是無產階級的，形式是民族的」大原則，為建立將來共同語言的共同文化創造條件。
一九三四年相繼成立的「台灣文藝協會」和「台灣文藝聯盟」總結了台灣普羅文藝的運動，前者由階級分析和意識形態批評的角度，全面和具體的檢討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創作成果；後者使社會主義文藝思想朝理論化的方展方向，成為日據時代台灣苦悶現實的一股批判與建設的聲音。
本土論的理論特徵
在日據的特殊環境中，台灣以中國的影響否定因政權歸屬而淪為日本文學附庸的可能，以日本的影響及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現實，斬斷因為種族文化關係而不務實地強將台灣文學定位為中國文學支流的動向，在各種特殊條件的推論下，台灣文學樹立了自主發展的必然性，而呈現如下幾種理論特徵：
一、台灣與中國分離的特殊處境是台灣文學本土論產生的主因，台灣文學不再只是中國大傳統中的小傳統，其受到台灣各種自然、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發展出不同於中國文學的風貌，將自己從中國文學的傳統中獨立出來。
二、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特殊性中建構本土文學發展的自主性：因著台灣特殊
的自然條件、社會結構和固有文化，台灣具有台灣各種人文活動的主體地位， 因此確定台灣自主發展的生命。
三、關懷本土、表現本土色彩和懷抱台灣意識所創作的自主文學，因為台灣意識的覺醒，才能暫拋祖國意識，正視台灣與祖國異質的事實。
四、台灣文學是反映社會、批判現實的寫實主義文學：在台灣意識作用下產生的台灣文學觀，既對等於中國意識和中國文學而存在，也是反抗日帝外來殖民文學而提出的。(游勝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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