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文學運動中語言、文本策略與主體意識之間的關聯

吳婉筠 

    延續之前對於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所蘊含的台灣意識的討論，我所不斷思考的問題在於以張我軍為代表的中華民族（漢民族）主義和1930到1931年黃石輝所提倡的鄉土文學之間的關聯性、演進過程以及其背後的推動力為何？而漢族意識、台灣意識、在台灣殖民地的「雜化」意識與大和民族意識之間的多重意識糾葛如何成為當時台灣人民的國族與身分認同基礎？誠然，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本質和形式上我們看到了殖民經驗的創傷演繹與語言文字的變革，但是隱藏在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背後的群眾「集體無意識」何在？與中國新文學運動以文學革命為起點的形成過程有何差異？葉石濤曾經提到：「台灣文化協會採用漸進、溫和、迂迴的方式，以便灌輸民眾以民族精神，打破迷信和陋習，改革台灣社會已造就擁有新知識，有近代性格的民眾」；台灣新文學運動隨著殖民地承受資本主義壓迫的特殊經驗，似乎覆上一層泛政治化的色彩，文學運動好似「民族解放運動」的先聲，與政治改造運動之間的關聯密切卻又曖昧，台灣文化協會甚至被視為台共的外圍組織（那麼它的文藝訴求是根植於政治運動之上嗎？似乎並非如此單純）。

    如果單純就文學藝術層面的創新與現代性來看，在1920到1930年間台灣文學創作界所充斥的寫實主義氛圍似乎很難以「新」加以評價，反倒是在語文上的變革較受批評家青睞，就如張我軍主張的「建設白話文文學，改造台灣語言」乃至於黃石輝所言「台灣在政治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話來支配，為適應台灣的現實社會情況，建立獨立的文化」，這種由融合到分離、由漢民族意識到台灣意識的萌芽，這之間的導火線似乎不能純然用泛政治化的角度去理解，而是雙重（甚至多重）文化及語言所造成的隔閡如何導引台灣意識的抬頭。桂芳曾經討論到龍瑛宗、巫永福、鍾理和等人「在敘述意識之間的精神壓抑與曖昧」及如何跨越語言延續（斷裂？）的問題；在殖民情境中，語言作為權力中介的重要性無庸置疑，如何重置語言以適應殖民地的話語並定義自己似乎是當時台灣作家在尋求身分認同時必須思考的課題，特別是從1937年禁用漢文、1946年禁用日語乃至於1949年以後以迄解嚴對於本土語言的貶抑，語言政策似乎在台灣的殖民經驗史中不斷成為自我意識與他者之間的分際點，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進程由「新舊文學論爭」以迄「鄉土文學論戰」的爭議焦點所在，語言與身分認同、主體意識的密切關聯相當明顯。

    如果語言與主體的建構之間有某種指涉性，那麼當時許多以日文寫作的作家（如楊逵〈送報伕〉、呂赫若〈牛車〉、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其身分認同就頗為複雜，因為其「異議」色彩並不因官方語言日語而稍有消褪；另外在其敘述語境中所壓抑的主體意識又是以何種狀態重新建構？至於文協分裂所謂左、右派的紛爭的說法頗值得思考；首先左、右派的二分法不可避免的具有相當程度的排他性，某些異議文本無法含括在其中，此外，這種排他性的分法似乎過分將文學創作與政治運動作類比的分析（雖然殖民地經驗或許的確無可避免成為台灣文學家的共同創傷記憶），反而在文學的創新及藝術性上缺乏觀照，這是頗值得思索的一點。另外，在1920到1930年代所謂的「左翼」（或許該稱「異議」）政治運動介入文學創作的程度究竟有多深？真如陳芳明指出，當時的台灣文學史就如左翼運動發展史嗎（似乎太過概略？）？還是這種「異議」特質本就深植於當時文學家的意識之中、成為其台灣意識發展及身分認同的基礎？主體意識又如何表現在語言及文本策略中（台語、日語、漢語的運用如何影響其身分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