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中研所     陳雅純

背景介紹

七七事變後的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基地化」的「治臺三策」。「皇民化運動」內容包括:改姓名運動、取消漢文教育、禁用漢字漢語、更改服飾、廢除寺廟神祉；禁止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及與漢民族有關之宗教、民俗、演藝活動。同時在「皇民化運動」下，臺灣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實施志願兵制度，一九四四年八月進一步推行徵兵制度。在皇民化運動的風潮下，臺灣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成立一二四名委員組成的「皇民奉公會籌備委員會」。「臺灣文學奉公會」即是在「皇民奉公會」之指導下成立的組織。「臺灣文學奉公會」和「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從事宣揚日本皇國文化，樹立臺灣皇民文學的工作。

「日本文學報國會」為確立日本主義的世界觀，連續召開三次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次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在東京舉行，在臺作家參加者有：西川滿、龍瑛宗、濱田集雄、張文環等四人，張我軍則以「華北」代表的身份參加大會。一九四三年，臺灣文學奉公會於十一月十三日在臺北市公會堂（今之中山堂）舉行「臺灣決戰文學會議」，以「確立本島文學決戰態勢」和「文學者的戰爭協力（其理念及實踐方策）」為中心議題，目的在動員全臺灣的文學工作者，展開思想戰，建立決戰文學體制，以配合武力戰爭。出席會議的全島文學者六十餘人中，臺籍作家有：郭水潭、黃得時、吳新榮、周金波、張文環、張星建、陳火泉、楊逵、龍瑛宗、呂赫若等人。

大會在頒發該年度臺灣文學賞第一回受賞者呂赫若賞金五百圓後即進入議案討論。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文學奉公會要求創作「如實的描寫要塞臺灣戰鬥之姿，以資啟發島民，培養明朗豐潤之情操，振起對明日之活刀，並作為對產業戰士鼓舞激勵之糧」的文學作品下，選派了中、日作家十三人到各生產工廠或工作場所，去寫作實地採訪所得的報導文學。

文藝團體

1931.6 台灣文藝作家協會

別所孝二、井手薰等29名日本作家

王詩琅、張維賢、周合源等10名台灣作家

發行機關雜誌《台灣文學》

為日本政府所查禁，嗣後雖出版至第四期仍不能繼續刊行，遂告中輟。

1932.10.25 台灣文藝協會

郭秋生、廖漢臣、黃得時、王詩琅、陳君玉等人組成

發行《先發部隊》，全為白話文。

創刊號有「臺灣新文學出路之研究」的特輯，其他創作四篇，翻譯戲曲一篇，並有詩歌、隨筆等篇。

《第一線》：《先發部隊》發行後因受日政府干涉，故自第二號起，改題為《第一線》，僅出一期

1934.5.6 台灣文藝聯盟

張深切、賴明弘倡導的第一次全島文藝大會。共有百人以上參加。

但台灣文藝協會的成員並未加入。

發行《台灣文藝》

*1935 風月報：臺北風月報社創辦，簡荷生編輯。白話文言並用。發行至1941（昭和十六年七月一日）改稱「南方」。1937年後以中文刊行，在當時實為異數。

1935年底　台灣新文學社

楊逵

發行《台灣新文學》

成員包括賴和、楊守愚、吳新榮、郭水潭等人。

台灣詩人協會

西川滿、北原政吉、黃得時、楊雲萍、龍瑛宗等人

發行《華麗島》

1939.12.4改組，組成台灣文藝家協會

成員包括西川滿、郭水潭、黃得時、楊雲萍、龍瑛宗、張文環等人

發行《文藝台灣》

1941.3 《文藝台灣》改由西川滿主導的文藝台灣社編輯。

1941.5 啟文社

張文環、王井泉、黃得時等人脫離《文藝台灣》

發行《台灣文學》

1943.11.13 台灣決戰文學會議

西川滿提議撤廢結社。《文藝台灣》廢刊，《台灣文學》亦是。

1944 文學奉公會

編輯委員有張文環、西川滿等台日作家

《台灣文藝》八期

討論：

決戰時期下的台灣文學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日本在台灣推動一連串加速日化的運動。在文學上的要求，也隨之緊迫。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張文環在1943年「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中，宣稱「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假如有任何人寫出非皇民文學，一律槍殺」。在政治強烈的干預之下，文學想要自由的發展，似乎是不可能的。「皇民文學」是一個「屈從」，還是一個「自發的事實」？

另外一方面，「皇民文學」在後來的文學論述裡，也是蠻有趣的現象。皇民文學始終是備受歧視的。評論者批評當時的作家為日本帝國效勞；亦或是極力的從日據時期作者作品裡，「反覆苦讀」找出其「微言大義」，以為作者「辯駁」。前者的情緒化反應，自是受限於自身的國族認同意識，然而後者的評論不也是如此嗎？日據時期的作家竭力的辯護自己身分與過往的寫作經歷，是可以理解的，但後人聲嘶力竭的批判或是苦吟，又是為什麼呢？

那麼，且不管後人如何給予評價。皇民時期的台灣文學究竟呈現了哪種的國族認同意識呢？在面對日本內地的強烈積極的同化政策，台灣作家的國族認同是為如何呢？是認同日本文化與精神？還是認同大中國的漢民族意識？不管是哪一個，都免不了疑慮與不安。但前者在皇民化過程中，不斷經歷疑慮與不安，但其目標仍以成為「皇民」做為個人與台灣光明的遠景。後者在面對事實上是陌生無比的祖國，加上現實上的地理、歷史隔閡，導致不知何處認同？前途何在？而產生孤兒意識(例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不管是前者或是後者，這兩種國族身份認同的傾向，都表露出台灣人對國族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感。那麼對於「台灣」斯土，又是抱著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呢？

西川滿與文藝台灣

島田謹二在《文藝台灣》一卷一期定義「外地文學」為：「捕捉外地特異風物、描寫外地生活者之特殊心理」的文學。西川滿的《文藝台灣》即自我定位成日本南方文化的建設者，以「外地文學」來爭取日本讀者，並獲得日本中央文壇的重視為主要目標。西川滿這樣的策略在當時的日本文壇是否如願？以其身為日本人的身分，何以要做這種努力？難道他不可從身為日本人的身分發聲嗎？而外地文學這樣的文學主張，又帶給台灣文壇何種影響呢？

而西川滿的唯美浪漫主義與當時的超現實主義又有什麼樣的關聯？

西川滿的角色，除了他身為《文藝台灣》的重要領導人外，更令人好奇的是，他在皇民化裡的角色扮演。西川滿的文藝主張標榜藝術至上，國族問題是在藝術之下。然而他對周金波陳火泉小說中對皇民化運動的樂觀--「大表感動」。 以此觀之，審美的準則於西川滿而言，似乎並沒有脫離他的「身分」。在葉石濤的訪談中，他曾提到：

隨著日本的戰爭失利，以致於有流言說一旦美軍進軍台灣，日軍當局可能先虐殺台灣的知識分子，或將他們驅使前線以供美軍屠殺。又傳言日本軍部有「最後處置」政策，要將各鄉鎮所有指導份子監禁起來，最重要的是政府的黑名單人物。黑名單上列的是台灣政界、文化界的知識份子。在這樣緊張的氣氛下，有一日，同屬於「文藝台灣」作家的龍瑛宗，私下來告訴他︰西川滿擬了一份黑名單給總督府，名單上是一旦美軍登陸台灣時，日軍將要槍斃的台灣作家。

葉石濤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他想到西川滿是日本人中的法西斯派，有極右派思想，由於是台灣文壇的領袖，他也許無法拒絕總督府所下擬黑名單的命令。這件事使葉石濤頗為震驚，他覺悟到日本人終究是和台灣人處在敵對立場，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皇民化」根本是騙人的口號。他也是一名被欺騙的可憐台灣人罷了。時局的變化使他意識到自己的民族立場，民族意識漸趨明確，就對過去的浪漫主義文學觀有所反省，反省產生了批判，他和西川滿開始有磨擦與齟齬。基於以上的原因，他辭去「文藝台灣」的職務。結束和西川滿之間一年又兩個月的師生關係，時為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不曉得這份黑名單裡，有沒有隸屬於《文藝台灣》的台籍作家？

張文環與台灣文學

張文環，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起人之一，《福爾摩沙》雜誌同仁及重要作者，1941年，復與王井泉、陳逸松、黃得時等人組「啟文社」，創辦《台灣文學》。原隸屬於西川滿集團的張文環，終於因著理念的不同而另組《台灣文藝》，其標榜的寫實主義與西川滿的浪漫主義恰好為台灣文壇的兩個鮮明的旗幟。張文環的《台灣文藝》儼然成為台灣作家的場所。

張文環，1909年出生於嘉義梅山太平村。他的作品有濃厚的家鄉味道。 「梅山經驗」，無疑是張文環小說裡最原始、最深層的意識根源。張文環的小說，有意把梅山山村世界，當作台灣社會的縮影來看待。他的小說，看不出來鮮明的立場。具有寫實主義的風貌，卻似乎沒有什麼批判性，反而較接近自然主義的客觀呈現。如果單純想從這些作品去瞭解張文環，得到的恐怕只是「謎」一樣的困惑。不管是從日本人的觀點，想要找作品裡「反日」的隻字片語，或是想從台灣人的觀點，找出他是「抗日作家」的證據，都同樣令人難以捉摸。

雖然，他曾經在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大聲說出「皇民文學」，但卻沒有人替他冠上「皇民文學作家」。這也是蠻有趣的現象。

龍瑛宗─悲哀的浪漫主義者

龍瑛宗本名劉榮宗，明治44年（西元1911年）8月25日生於新竹州北埔庄。他的首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1937年獲得了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回小說徵文的「佳作推薦」獎。當時獲選的只有兩篇文章。龍瑛宗的獲選除了代表他的作品已有一定水準之外，也成為繼楊逵〈新聞配達夫〉、呂赫若〈牛車〉之後，第三位站上日本文壇的台灣人。在得獎之後，龍瑛宗寫了許多的小說、詩篇、隨筆。1940年，他加入了台灣作家文藝聯盟，並應聘為《文藝台灣》的主編。1945年戰爭結束。1946年1月《中華》創刊，由陳國柱發行，龍瑛宗主編，共發行二期。1946年3月赴台南編輯《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並附設「名作巡禮」介紹世界文學。同年7月25日增闢「文化」欄，與「文藝」交互登載，另設「知性之窗」評論時政；龍氏並時常發表文章於「家庭」欄及其中的「每週評論」，倡議婦女解放言論，8月26日任《中華日報》日文組主任。1946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廢除報紙、雜誌日文版，遂辭去《中華日報》工作。其後龍瑛宗的作品即逐漸減少。

在龍瑛宗作品的角色，幾乎都承受了現實的重壓而顯得茫然無所適從。林瑞明在分析〈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時亦說：

以小鎮為象徵，捕捉、描繪台灣社會的整體象，具有寫實的風格；透過一群小知識份子的挫敗心靈，剖析了在殖民統治下的沒有出路，這種殖民地社會的精神荒廢，令人怵目驚心！

除了挫敗型的小知識份子系列作品之外，龍氏以「杜南遠」命名私小說系列，已可察覺有漸漸浮現的希望，羅成純：

一九四三年四月所發表〈崖上的男人〉，以及一九四四年一月的〈海之旅宿〉，可以說是與〈白色的山脈〉屬同一系列之作品，二者均與〈白色的山脈〉同樣，以感傷的私小說方式描寫，主人公的名字甚至是相同的，作品中庶民的樸直、溫暖的心靈以及豐沛的生活力，均成為在懷疑與感傷之境中近於絕望的主人公生存下去的慰藉，甚至是啟發。

而相對於以男性為主角的小說，龍氏在幾篇以女性為主角的小說中，如〈黑妞〉、〈不知道的幸福〉、〈一個女人的紀錄〉，皆是透過女性角色鮮明的生命力，都展現出截然不同於以男性主角小說的徬徨、恍惚，而是開朗、健康的積極態度。林瑞明：

〈不知道的幸福〉充分表現了與宿命相抗的精神，如此硬朗、健康的女性角色，在龍瑛宗以男性為主角的小說中，是從來未曾見到的。在男性世界的構圖中，因時局的關係，不容他有所發揮；女性世界構圖中，可以隱藏於美感經驗，而傳達出「堅持與反抗」的潛在意圖。……。如果再將養女（媳婦仔）的角色，擴大為象徵台灣的宿命，那麼這些女性角色，某一意義而言，不也正好印證了前言中葉石濤的說法：「龍瑛宗是心懷民族解救美夢的台灣人作家之一」。他在女性角色裡傳達出勇於追求台灣人幸福的理想，從而也說明了周旋於日本人作家之間的龍瑛宗，內心深處有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

在私小說系列中，龍氏隱約的透露出他對生活的理想。而在上述以女性為主角的小說中，龍氏更將他另一面的生活理想放入其中。那麼除了蘊含自己對生活、社會的想法在小說中之外，龍氏是否曾實際的實踐過他在小說中所建構的以女性為形象的完整夢想呢？

翁鬧 ─ 純文藝的忠實信徒

楊逸舟在〈憶夭折的俊才翁鬧〉一文中說，翁鬧喜歡追求日本女性，在台灣任教員時如是，到了日本依然如此，他對日本女性幻想的美感，不斷地為他自己惹出禍端。楊氏舉了不少他恃才傲物的事例，好像也始終不解翁鬧的感情「癖性」，對他愛寫情追求日本女子，在東京時和大他十八歲的女子同居，以及翁鬧考取內閣印刷局的校對員，月薪九十五圓，比東大畢業生的初任級七十圓高出許多，有著這麼優厚待遇的職位，不知珍惜，卻因為寫情書糾擾陌生日本女子而丟了飯碗的行為，尤其不以為然。翁鬧終至窮苦無著，典當完書籍，又當掉衣服、被單，「冬天氣候奇冷，翁鬧睡在亂七八糟的報紙堆裡，就這樣凍死了。」楊逸舟說，死時二十八歲，應是一九三七年前後。和先前各界推測他病死於一九四○年的說法，有很大的出入，不論何種說法，翁鬧的身世都是異端。

翁鬧的作品，有淡淡的鄉土情，卻不做捍衛鄉土的鬥士，故事也都取材於下階層的小人物，卻不做他們的代言人，刻意使自己沒有土地與人民的負擔，在日治時代文壇獨樹一格，儼然「為藝術而藝術」，走的路線是「純文藝新感覺派」。的確，翁鬧對人事觀察刻劃的敏銳，注重心理分析，在在顯示他對現代小說的技法，頗具心得。

王昶雄 ─ 為黑暗時代點燈的詩人

王昶雄：「〈奔流〉是描寫日據末期在皇民化運動下的本土知識分子的苦悶與掙扎。」小說中的三個青年，同樣都是皇民化運動下，充滿徬徨、困惑、苦悶的一代，雖然各自有不同的求生手段，卻同處在一個黑暗、沒有光的時代，作者試著呈現他們的內心樣貌，描寫他們心的奔向和流動，仍然牢牢守著台灣人的立場。

附錄:

標題: 葉石濤：西川滿對台灣文學有貢獻

出處: 中國時報 日期: 880226

　【記者陳文芬台北報導】台灣文學耆宿葉石濤，昨天在高雄聽聞他的文學啟蒙老師西川滿於日本病逝的消息後表示：認真講起來，西川滿並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台灣人的事，他對台灣文學也確實是有所貢獻的。

　西川滿一九四○年主持「台灣文藝協會」，主編「文藝台灣」，是大東亞戰爭時期推動皇民化運動的文學據點。他網羅當時台灣最優秀作家楊雲萍、龍瑛宗、張文環、周金波、邱永漢等，葉石濤十八歲投稿「林君寄來的信」，在「文藝台灣」刊登後，曾為西川滿工作。一九八七年兩人再通信，葉石濤說，我們曾想過邀西川滿來，但他老了，身上有糖尿病，日後只要台灣有人去看他，葉石濤就託帶烏龍茶、肉鬆給西川滿。

　葉石濤回憶十八歲時認識的西川滿，夏天穿著麻質白西裝，英俊瀟灑。西川滿父親西川純是台灣煤礦鉅子，家境富裕，西川滿天生貴族氣質，喜歡做限量版本，裝幀美麗線裝書，葉石濤以前就給這些書做校對。西川滿戰後在日本成立天后會，變成媽祖教教主。葉石濤說，他真奇怪啊，用台灣卜卦方式算命，把媽祖當做聖母瑪利亞來崇拜。

　葉石濤說，兩年前，「台灣輿論對西川滿已經沒那麼反感」，台灣文學基金會出版兩本西川滿小說集，分別由葉石濤翻譯他戰前、陳千武翻譯他戰後作品，陳千武、趙天儀專程去探望西川滿，陳千武說，這個浪漫主義老人非常親切。

　葉石濤分析自己在戰前戰後看西川滿作品有不同心情：十八歲懵懵懂懂的，讀他小說，只好奇他如何看台灣人的生活與異國情調；戰後讀他的小說，卻佩服起來，因為台灣是在戰後逐漸形成台灣意識的，西川滿卻在五十年前就注意到台灣歷史的微妙之處。

　針對西川滿個人在皇民文學的定位，葉石濤說，文學家做為世界的知識份子如若不反戰，那就失去知識份子的職責，在這種立場下，西川滿不過是適者生存罷了。

年表--皇民化運動 1937-1945

1937.7.7

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後，全台進入戰時體制。台灣總督府禁止使用中文，廢止各中文欄，中文雜誌停刊，漢書房（私塾）被強制廢止，並且縮建寺廟，禁止表演中國語劇等。早在1913年，日人已禁止一切官方命令，文告附譯漢文。

1938.1

台灣總督小林發表關於台民志願兵制之實施，謂此制與皇民化徹底同為必要行動。

1939.5

台灣總督小林發表談話，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政策為施政重點。

1939.10

台灣詩人協會成立，發起人為西川滿，龍瑛宗任文化部委員。

1940

2月修訂戶口規則，規定台灣人改換日本姓名規則，強迫實施改姓名運動，並公佈發止陰曆年。8月於嘉義設置「皇民化模範部落」。

1940.1

西川滿等組織「台灣文藝家協會」，發行刊物《文藝台灣》（共三八號）。

1941.4

設置皇民奉公會，各地分會陸續成立。1994年1月台灣總督依「皇民練成所規則」，決定設立50處皇民練成，強制執行皇民化政策。早在小林總督時代（1936.9-1940.12），就要毀台灣人的寺廟及神像，命令台人拜祭台灣神社及日本神社；又要各家庭拜大麻奉祀（取代祖先）。在娛樂上，又禁止傳統的歌仔戲、布袋戲。長谷川總督時代（1940.12-19 -1944.12）更不准學校及官府講台語，要台灣人成為「國語家庭」。

1941.5

張文環、王井泉、黃得時等組織「啟文社」，發行《台灣文學》，與西川滿《文藝台灣》分庭抗禮。

1941.12

日軍偷襲真珠港。

1942.6

日本文學報國會派久米正雄、菊池寬等作家來台，召開「戰時文藝講演會」。

1942.11

西川滿、演田隼雄、張文環、龍瑛宗到東京參加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1942.11

張彥勳等人在台中組織新詩社「銀鈴會」，第一個由台籍詩人所創辦的現代詩社。光復後，1948年「銀鈴會」發行中日文混合的油印詩刊-《潮流》，共發行二十餘期。

1949年「銀鈴會」在成員遭受政治迫害的情形下無形中解體。

1943.4

「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成立，宣揚皇民文化。《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停刊，改由台灣奉公會發行《台灣文藝》。11月「台灣文學奉公會」在台北市公會舉行「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日台作家六十餘人參加。隔年，

又派作家分赴各地農場、工廠、兵團、鐵道、礦區參觀，撰寫報告文學。

1943.8

長崎浩、齊藤勇、楊雲萍、周金波等人參加第二回「大東亞者大會」十一月台灣決戰文學奉公會在台北舉行「台灣文學決戰會議」。

1944.12

第三回大東亞文學大會在南京召開。

1945.1

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台灣小說集》，收錄戰時作品。

1945.8

日本無條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