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運動」波濤裏台灣作家的苦悶與國族身份認同問題

98/03/10 簡素琤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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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春季班《台灣文學史》課程口頭報告�

　

從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到1942年成立「台灣皇民奉公會」，這一連串加速日化的運動中，日本人對台灣的掌控，已從政治、經濟層面，轉為全面性的語言、思想、文化的控制。 尤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為培養台灣人成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人力資源，並補充在戰爭中消耗的日軍人員，於1941-1942年間，制定、實施「志願兵」制度，企圖透過「一視同仁」的口號，達到收攬人心、吸收人力的目的(星名宏修 <<台灣文藝>>。133期， 頁5-7)。 這時期，台灣文學界的左翼文人，已遭全面打壓。 如楊逵等所創刊的<<台灣新文學>>，便於1937年遭到停刊的命運。 1940年創刊的<<文藝台灣>>，雖以藝術至上主義集結台灣與日人作家，但仍於次年改組，打出「皇民文學」的旗幟。 而即使在當時與它互別苗頭以寫實主義為宗的<<台灣文學>>雜誌，也無法抵擋皇民文學強大的趨勢，於1943年刊登王昶雄的<奔流>，做為對「皇民文學」的回應。 創刊<<台灣文學>>之一的張文環，在1943年「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中，為怕會議破裂而付出慘痛的代價，宣稱「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 假如有任何人寫出非皇民文學，一律槍殺」(林瑞明，296)。 從他告急的語氣，我們不難想見當時台灣作家所承受的恐怖氣氛。

以這樣的理解，閱讀1937至1945年期間的台灣小說，我們更能添加幾分同情與客觀。 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後，政治風向有了180度急遽的轉變，以往在日據時代急切想洗刷自己台灣、中國血源成為日本皇民的作家，變得不知如何自處。 如，陳火泉便必須為自己以往的國家身份認同做解釋。 而周金波更是改回生父的楊姓，從此封筆隱姓埋名，不再過問台灣文學界的發展。 但令人驚訝的是，周金波在1992年被重邀參加座談會與舉行演講時，卻始終貫徹自己當初的抉擇與理念。 事實上，對中學、大學都在日本本土受教育、且光復後受過中國士兵拷打、勒索、迫害的周金波而言，這樣的國家身份認同，應不致太令人無法理解。 而他這種不因時代趨勢改變的誠實個性，也許展現的就是他身為文人忠於自己感覺與理念的誠摯。 彭瑞金便以同情的口吻，主張人們應自省對周金波的評價「是否在迷戀『一致』而忽略對異類思考存在的尊重?」(294) 在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主權意識高漲的現在，我們讀周金波的<水癌>、<志願兵>等小說，不免會有「盲目」或「媚日」等評語。 但試想柏楊也曾以「醜陋的中國人」為題出書，而坊間也有以「醜陋的台灣人」為題之作，讀者對周金波的思考方式，是否應予以尊重，也是值得思慮的問題。

但畢竟，像周金波這樣徹底支持皇民文學的作家並不多，更何況他於返台半年繼<志願兵>之後所寫的小說: 如<「尺」的誕生>、<讀者來鴻>、<鄉愁>等，已失去前兩篇小說的樂觀(星名宏修。 <<台灣文藝>>。132期。 頁18)。 其他的皇民文學作品，如王昶雄的<奔流>，便透露出對急遽日本化的過程中，台灣人對拋棄父母血源淵源的焦慮和不安。 而陳火泉的<道>，也因對「本島人」受到「內地人」歧視的情形多所著墨，被星名宏修列為介於「抗議文學」與「皇民文學」之間的作品(<<台灣文藝>>。133期。 頁15)。

而就在皇民文學熱烈的進行中，1943年，吳濁流正冒險悄悄地起稿創作他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 吳濁流在這部小說日文版(1956)的自序中，提到1943年日本正處於存亡分野的戰爭中，台灣人這時對戰爭的態度，自然分為替戰爭推波助瀾的皇民與反戰的非皇民(5)。 顯然，吳濁流是屬於後者。 <<亞細亞的孤兒>>以台灣鄉下中醫的兒子胡太明為主角，從他的眼光看台灣及日本戰前、與大陸及台灣在大戰中，各種的措施、制度和人物，將當時台灣人所受的不平等殖民政策、與對自己國族身份認同的迷惘，描寫得相當生動。 吳濁流藉著胡太明的經歷與所見，試圖記錄下整個台灣社會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縮影。 小說中，有胡太明對祖父陶淵明式中國隱士風範的嚮往；對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納妾與頹廢風氣的不滿；對日人在制度與精神上對台人歧視的不滿；有對當代中國社會吃、喝、嫖、賭腐敗風氣的失望；以及對戰時日人在台「志願兵」、「總動員獻金」、「正條密植」、「國語家庭」、「皇民化運動」等政策的不合理與人謀不臧的批判。 最後，胡太明在過多的壓抑與迷惑之下，終於瘋狂。 吳濁流藉這結局，表達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對自己與台灣前途全然的迷惑和絕望。

如此，對照周金波、陳火泉、與王昶雄所代表的皇民文學，以及吳濁流所代表的非皇民文學，我們可以看出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時期，台灣文學作品中的顯性與隱性國族身份認同意識。 顯性的，是對日本文化與精神的認同，及在此急切的皇民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疑慮與不安，但最後仍以皇民化做為個人與台灣光明的遠景。 而隱性的、更普遍而根深柢固的，是一種漢民族意識，但卻因反對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腐敗，難以認同中國的現狀，或遭中國政府與中國人猜忌等因素，不知前途所在，而產生孤兒意識。 這兩種國族身份認同的傾向，都表露出台灣人對國族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感，可知台灣人早在此時，便已種下對自己國家身份認同的懷疑因子，開闢了這議題的討論空間。 而即使在大戰結束、台灣被中國國民政府接收後，台灣人這種曖昧、不安的國族身份認同危機，因對國民政府的不信任，而仍無法被消弭，而繼續演變為現在台灣住民的中國派與台灣派國族身份認同之爭。

最後，我想就閱讀「皇民」與「非皇民」文學的經驗，提出若干問題，期望能有助研究台灣文學的同好者，繼續思考。

    1. 在研究皇民文學時，研究者如何能避免自身國族身份認同意識的介入，而使歷史背景、作家精神與藝術成就，更能持平地被呈現出來? 或者作家與批評者本身的意識型態，根本就是批評這些作品時，無可避免的準繩之一?
    2. 彭瑞金尊重周金波作品的另類思考，並崇敬他具有忠於自己理念、不妥協的藝術家品格。 我們從彭瑞金的批評角度，可以引發出怎樣更具包容力的文學史觀?
    3. 吳濁流的作品，如<先生媽>、<陳大人>、<<亞細亞的孤兒>>等，對人物的描述，往往非黑即白，對各類做為日本人鷹犬的台灣人，大加鞭撻，卻少有引人深思人性本質的灰色地帶人物。 這對作品是種挫傷，還是因而使它們更成為代表台灣人孤兒意識、及記錄台灣被殖民歷史的里程碑之作?
    4. 王昶雄在<奔流>中，藉敘述者之口，表達出對急遽日本化過程，致使人拋棄生身父母的曖昧情緒。 讀者難以判斷，作者對這樣的做法是褒是貶，而看到其中錯綜的情緒。 這是皇民化運動強勢的壓力下，作家欲言又止的表白(也就是，作者深具漢族意識，但必須寓貶於褒)? 還是一種作家對皇民化運動本身的猶豫、疑惑所致(也就是，作者的國家身份認同是迷惑、曖昧的)? 而以對人性描述的真實性觀之，這篇作品是否比吳濁流的<先生媽>、<陳大人>、<<亞細亞的孤兒>>等，更能超越漫畫式(caricature)的表象描繪，進入個人內心的衝突層次?
    5. 在不斷推翻/重建典律的文學史建構過程中，研究皇民文學對建構台灣新文學史，有何意義?

　

參考與引用書目

      吳濁流。 <<亞細亞的孤兒>>。 台北市:草根出版，1995。

      林瑞明。 <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 錄自同作者<<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 台北市:允晨文化，1996。

      星名宏修。 <「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 錄自<<台灣文藝>> 133期。 1992,11,1. 頁4-27.

      ---。 <「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二)----另一種皇民文學:周金波的文學型態>。 錄自<<台灣文藝>> 132期。 1992,9,1. 頁4-30.

      彭瑞金。 <另類文學還是異類文學>。 錄自<<台灣文藝>> 132期。 1992,9,1. 頁291-294.

      　

      　

      [議題討論區]

  1. 王昶雄的<奔流>，從小說中濃厚的批判語氣來看，是否能歸類於皇民文學?
  2. 吳濁流<先生媽>裏的金井新助，與王昶雄<奔流>裏的伊東，同樣是追求皇民化的台灣人，他們之間有何異同?
  3. 吳濁流的作品必須放在諷刺文的傳統來看，因其漫畫式(caricature)的人物描寫，未曾進入人物內心衝突，而引為敗筆，是否公平?
  4. 身份認同的層次，包括國家、民族、族群、家族、性別、階級、職業….等等，不一而足，我們如何以這種認識，再將皇民化運動下，台灣文學作品裏的身份認同問題層次，重新呈現清楚? 如，吳濁流<陳大人>裏的陳大人、<<亞細亞的孤兒>>裏的胡太明。王昶雄<奔流>裏的敘述者、伊東、林柏年。
  5. 皇民文學所呈現被殖民者對殖民主的忠誠(loyalty)問題，與前英國殖民地國家文學裏的忠誠問題相較，會有何異同，可舉各別作品為例。
  6. 西川滿主張藝術至上，將國族問題擺在藝術之下，但卻對周金波最早兩篇小說中對皇民化運動的樂觀、與陳火泉<道>的皇民化光明遠景，大表感動，而對周金波後來小說中的不樂觀，加以貶抑。 以此觀之，意識形態是否無可避免的，成為審美的準則之一?
  7. 吳濁流的小說，是否透露出他父權思維的模式? 例如，他在<<亞細亞的孤兒>>中，對「新女性」、母親、妾….等的描述。
  8. 從大戰期間台灣新小說來看，台灣文學真的是從孤兒意識裏發展出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