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台北人》是由十四篇短篇小說集結而成的。首篇為＜永遠的尹雪豔＞，發表於民國五十四年，刊載在《現代文學》第二十四期，接著白先勇陸續於《現代文學》發表其他篇作品，依次為：＜一把青＞、＜遊園驚夢＞（民國五十五年）、＜歲除＞、＜梁父吟＞（民國五十六年）、＜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民國五十七年）、＜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思舊賦＞、＜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民國五十八年）、＜孤戀花＞、＜冬夜＞、＜花橋榮記＞（民國五十九年）、＜秋思＞（民國六十年刊於中國時報），末篇＜國葬＞則發表於民國六十年，刊載在《現代文學》第四十三期，同年即由晨鐘出版社出版《台北人》。該書一出版即廣受注目，各方評論也紛紛出現，大絡其歷來之論述包括有：對整部小說中的人物所揭示之社會意義的探討、對「台北人」的主題思想研究、對小說的寫作技巧之研究、對《台北人》評價的重新省思以及對書中的十四篇短篇小說的分別研究等等。

總的說來，歷來學者對白先勇的《台北人》不論是就小說的主題思想抑或寫作技巧等方面皆抱持肯定的態度，認為白先勇是以作家冷靜清澈的眼光和筆觸，在為這些從大陸撤退來台，而客居台灣的「憂患重重時代」的歷史人物，在一掬同情之淚的同時，也相對的做出了諷刺的意義，因而具有寫實關懷的精神。然而《台北人》一書真如歷來作家所評論的，是白先勇為同情這些大陸來台寄居台灣的外省族群而寫定的，或者相對的也諷刺了他們活於過往的不切實際而意醞書中。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似乎只見小說的表面意義，而過於簡單化了。究竟白先勇對這些從大陸來台生活的外省族群的定位究竟為何？《台北人》一書是要經由同情的筆調，為這一群歷經憂患重重時代的外省族群重建歷史記憶，再次建構出一個屬於外省家園的台北？抑或是要藉由諷刺的手法去徹底拆毀一個屬於外省家園的台北？又屬於外省族群的「家」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意象？僅是以一句同情或諷刺來函括白先勇的《台北人》皆是未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的，這期間的糾結，似乎還隱藏於其中而未被考掘探究出。

職是之故，筆者將從另一角度來思考，採用精神分析和國族論述等理論，從小說中對於女性乳房的血腥描述來談土地的失落和認同的障礙，接著從《台北人》書中對於時間凝滯的處理來談歷史記憶的運作，由此看出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對時間的固著性，在時間和空間的兩方辯證之後，再進一步對這群憂患重重的「台北人」之身分認同的問題加以分析，到底身份的認同是不是只是一個符碼的轉換而已，而究竟白先勇是在建構一個外省族群的台北家園抑或在解構這樣一個家園，最後總結評論白先勇的《台北人》，並對於未來國族論述研究的問題提出思考。

相對於上面台灣女性的描述，白先勇卻以著截然不同的筆法刻畫中國女性。小說中＜永遠的尹雪豔＞列為第一篇，其主角尹雪豔在整部小說中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她可說充分代表著白先勇心目中之中國女性形象，對於她的描述是這樣的：

顯見的，小說中對於台灣女性的描述是充滿慾望的形象，是可以觸摸的、可以欲求的，但在此一欲求之下，卻是會刺傷眼睛的觀看，無法真正讓慾望得到滿足；而相較於此，中國女性形象的尹雪豔，是不可觸摸的、不可欲求的，只能遠望，或以聽覺感應，是一個保持絕對距離的人物。為何對於台灣女性的描述與中國女性的描述會有如此分別，她們各自隱含著什麼樣的意義？以下就此解析。

首先，創傷與具有危險性的台灣女性的乳房，究竟代表什麼呢？小說中乳房的出現又具有何種意義呢？對此，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理解。根據拉康的精神分析學，「從母體脫出來的嬰孩，經歷了原始的割裂和失落，它的存在，只是一種『欠缺』，因此，這些外界的對象，對嬰孩說來，似乎就具備了填補這種『欠缺』、重新建立嬰孩所失去的聯繫作用。在這方面，嬰孩最先接觸到的一個動力對象，就是母親的乳房。」，母親的乳房是原初慾望的對象，並且「首先是為了滿足嬰孩的求生動力而同嬰孩的口腔產生接觸的，縱使在這個過程中，這個外界的對象令嬰孩錯誤的以為它是本身的『欠缺』的補充，它實際上永遠不可能補充這項『欠缺』。.. ..母親的乳房意味了主體和完整狀態（也就是說慾望出現之前的狀態）之間的永恆斷裂。」。嬰孩與母親之間的直接情感關係，使兒童把自己看成他就是母親所缺少的慾望的對象，因此兒童的慾望便全然地屈從於母親的慾望，而這也就是進入了「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一階段。

女性的乳房所象徵的是原初慾望的渴求，那麼《台北人》小說中對女性乳房的描述，便即是想回到母親/土地（母親所代表的象徵意義為土地）的渴求，一種回歸母親/土地的慾望，回歸並成為母親主體的慾望的對象，以再次經驗閹割的過程，並發展到拉康所謂的「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二、三階段，以進入父親/象徵系統。但是，血腥、受創而危險的乳房的意象所代表的，是無法回復、無法還原的，這種不可逆轉的狀態，使得回到母體，成為母親欲求的對象，更甚而進入父權象徵系統，產生了障礙，變成了不可進行的逆勢。書中以台灣女性的乳房象徵台灣的土地，以殘敗、血腥的乳房象徵回到母親/土地的障礙，如此一來便無法走進父權象徵系統，也就是無法進入台灣的文化、社會（象徵秩序的轉移）。由此我們更可理解，《台北人》中的人物為何只能生活於過去的生活秩序之中，而無法真正走入台灣社會文化的體系裡。然而，即使是生活於過去的想像之中，也無法真正回歸於過去，尹雪豔所象徵著的中國（土地/國家），以冰冷的、不可觸及的形象阻隔了回歸的慾望，回去中國成了遙不可及。

由於，土地在國家敘述和身份認同建構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土地甚至是召喚國家想像的一個重要象徵。白先勇對於外省族群的身份認同之問題，表面上雖未加以表明立場，但在經由歷史追憶，召喚歷史的同時，透過受傷的、血腥的乳房－－瘀青、淌著黏液、濺滿斑斑點點鮮血－－之描述與意象之呈現，代表不可還原不可逆轉，藉以象徵外省族群對於再次經歷回到母親/台灣土地，重新進入伊底帕斯情結的不能，既無法進入伊底帕斯情結體認閹割時刻，那麼也就無法真正走入象徵系統之中。而對於中國的象徵秩序－－不可觸碰、冰冷的、充滿距離的－－也只能遠望，無法接觸，更加無法進入。至此，似乎可以看出其間透露的有關身份認同訊息，此即進入台灣社會文化的象徵秩序之不易與不能的障礙，進而無法認同台灣這片土地，而回歸中國的慾望也無法成勢，因而只能已過去生活的記憶作為存活的根據。

以不同主體位置和發言立場出發的「往事回憶錄」往往對特定的歷史時刻有不同的記憶。如果再考量記憶的不可靠性以及往事回憶經常涉及的操縱記憶問題，「民間集體記憶」其實非常難以明確定義。許多例子顯示，如何重塑（述）歷史記憶和個人（或國家）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認同往往有密切的關係。職是，只要記憶一旦被提及，我們就必須要問究竟是誰在召喚記憶？在什麼樣的場域？在什麼情況下？要反抗什麼？由此，反思《台北人》或可提供另一種解讀方式。

《台北人》一書雖以台北地域為名，然書中所寫的不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的故事，而是大陸淪陷時遷移來台的大陸人，他們不是真正的台北人，而是身經戰亂、離鄉背景，雖然人在台北，卻老生活在回憶之中。書中人物形體都生活於現在的台北，但精神上卻以當年大陸的生活記憶而存活著，有些人幾乎完全生活在「過去」裡，即使能接受現在，適應環境的人物，也保持著對「過去」的濃厚懷念，而不能釋懷，隨時會想起過去的生活、排場，處處拿現在的台灣跟過去的大陸相比。＜花橋榮記＞裡所描寫的台北花橋榮記，雖然同樣是小食店，卻非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的花橋榮記。＜一把青＞的敘述者遷居台北後，所住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干」。尹雪豔從來不肯把她公館的勢派降低於上海霞飛路的排場，但她的公館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金大班最後摟著跳舞的青年，雖然同樣是個眉清目秀靦腆羞赧的男學生，卻不是當年她癡戀過的月如。＜歲除＞的賴鳴升，在追憶往日國軍之光榮戰績時，聽得「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卻不是「臺兒莊」之砲火衝天！而是除夕夜人們戲放之孔明燈。＜孤戀花＞中的娟娟，是五寶，又非五寶。＜秋思＞之華夫人，在花園裡種有幾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卻不是抗日勝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園中盛開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裡余教授的兒子俊彥，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但他不是當年滿懷浪漫精神的余嶔磊，確是個一心一意想去美國念物理的男學生。＜遊園驚夢＞中竇夫人的遊園宴會，使錢夫人一時躍過時間的界線，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園新村公館替桂枝香請三十歲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參謀畢竟不是鄭彥青，而她自己年華已逝，身份不再，也不是往日享盡榮華富貴的錢將軍夫人。

這種對於「家」的情感，在泛化、升騰、沈澱之後，變成一種瀰漫處處的回顧性意象，也正因為此一鄉愁的神秘控制，使得《台北人》中充滿「家鄉」的記憶部位。如此說來，《台北人》想闡述的既非台北此一地域的故事，也非中國大陸彼一地域的故事，而只是屬於記憶部位中的鄉土，將時間凝滯於家鄉的記憶中，而白先勇所要召喚的，也是記憶中的歷史，是時間停滯中的記憶，既是彊加固著的時間，也是無法流動、推移的時間。然而，挖掘歷史記憶，喚回的不是歷史的再現，挖掘歷史其實是在重塑歷史，此一歷史如何的被重塑也無可避開個人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問題。雖然白先勇不曾明確表示其身份認同的問題，但從《台北人》中，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白先勇藉著小說所要表現的身份認同究竟為何。

三、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消解

如果我們的身份/認同建構果真繫於我們如何敘述過去，則歷史記憶的挖掘以及如何詮釋的問題，更是面對身份認同時所不可輕忽的，實質上，如何回憶、選擇什麼來回憶以及站在什麼角度來追塑歷史，與身份認同的建構更是有著密切關係。《台北人》裡的外省族群對於台灣身份的無法認同和無法走入中國的象徵秩序，已於前面說明，那麼他們靠著當年在中國大陸的記憶而活於現實（台灣）中，是否即表示白先勇為他們安排以中國作為自己國族身份的認同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從白先勇對於小說中人物的不同遭遇和形象的敘述口吻和筆調來看，因為一位作家無論怎麼客觀地寫作小說對於自己筆下的人物所懷的態度，都可從他的作品之「語氣」洩露出來。

小說家兼評論家的歐陽子先生於其＜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一文中將《台北人》裡的人物分析為三種類型：一、完全或幾乎完全活在「過去」的人；二、保持對「過去」之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的人；三、沒有「過去」，或完全斬斷「過去」的人。歐陽子認為在這三種類型人物中，白先勇對於第一類型人物的描述採取冷靜刻畫的態度，對於這些不能或不肯面對現實的人物之與現實的脫節，明示或暗示他們必將敗亡的結局。像朱青與王雄這兩個人都「停滯」在他們的生活慘變（朱青之喪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發生之前，於是朱青變得「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夥子」；而王雄對麗兒之癡戀，卻是他不自覺中對過去那好吃懶做，長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仔」之追尋，他們最後的遭遇皆是失去自我，沒有了未來；對於第二種類型的人物，白先勇則是以筆觸傳達出發自他本人內心之無限感慨和同情。小說中這些角色對於自己被迫捨棄「過去」之事實，自覺程度各有不同，像＜一把青＞裡的師娘就沒有自覺之悵恨，但＜冬夜＞裡的余嶔磊和吳柱國，卻對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採的態度，懷著一種說不出的無可奈何之惆悵；至於第三種類型的人物，歐陽子認為白先勇唯獨對這種為了「今」而完全拋棄「昔」的人，像＜冬夜＞裡的邵子奇和＜梁父吟＞裡的王家驥，有那麼一點責備的味道，但於責備中又混雜著瞭解與贊成。歐陽子直接就白先勇處理《台北人》小說中人物的筆法來談作者寄予書中人物的情感，據其所言，白先勇對於這三種在「過去記憶」與「今日現實」之間擺盪生活的人物，各持不同態度。其中，面對完全生活於過往記憶的小說人物，白先勇暗示出流動時間無法載納凍結之片刻的道理，因此以從前的記憶而存活者，必將成為虛渺不切實的追尋，終會得到敗亡的命運。而面對完全拋棄從前記憶的人物，雖含有責意但也贊同其生活態度。

「身份」的形成須由兩方態度－「文化情感」與「現實策略」彼此相辯證才得以發生，所以身份認同的取向，甚而族群認同的改變，實際上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因素。

《台北人》表面上是描述一群由大陸來台居住的外省族群的故事，他們藉著記憶將過去的時間凝滯在現實生活中的台灣，雖身在台北，卻一心存活在大陸，彷彿是以大陸作為身份認同的圖騰。然而，細讀白先勇對於他們這種凝滯時間、拒絕流轉的態度，他採取解構這群外省族群的中國神話的筆法，讓身份的認同成為游移的符號。職是，《台北人》看似建構出一群生活於台北的外省族群的家園，實際卻是對此一家園進行了解構。

在一個社會或文化中當國家集體命運成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議題時，這個文化所產生的文本是會以國家寓言的方式來投射其政治意涵，反應整個文化與社會集體的政治潛意識。白先勇以同樣身為外省族群的立場，為這些生活於台灣的外省族群之身分提出思考，在無法進入台灣的秩序系統進而認同台灣的同時，對於以中國作為身份的認同，也成了滯怠不前即將死去凋零的崇拜。從身份認同的選擇到建構身份進而解構身份，對他們而言，「土地」想像成為一個流動的意義，不必然的具有特定身份，這與Doreen Massey在談論政治空間時所提出的看法，具有相呼應之處。Massey認為應該摒棄傳統視地方（place）為一個地理定點，具有單一、特定身份認同的地理區域。一個地方並沒有固定的歷史意義，反而是一塊上面生活著利益衝突的不同社群的土地。

不論「土地」或「國家」一詞，在《台北人》裡的外省族群的心中成了不具體的地域，既非一個現象的土地，也非一個特定的區域，「國家」轉化成了某一集體的象徵，充斥著潛意識的政治意涵。如此說來《台北人》也可說是一部充滿「國家寓言」的小說。

《台北人》裡的人物終將凋零老去，而台灣和中國（外省籍心目中的祖國）仍舊持續分離，並且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各層面的發展上，有甚大的差距。在這種情形下，族群認同是否會逐漸消失？或者一個更大膽的假設：一個新族群是否正在形成？我想這是未來研究的另一個方向。

參考書目：

期刊

• 葉飛虹，＜遊『台北人』之園.驚白先勇之夢＞，《文藝月刊》66期，1974.12。
• 連坤，＜一群衰朽疾態的『台北人』＞，《文藝月刊》66期，1974.12。
• 唐?，＜穿鑿與多事的文評家－『台北人』之再探討＞，《文藝月刊》66期，1974.12。
• 何田田，＜論『台北人』的人物和主題＞，《文藝月刊》76期，1975.10。
• 鄭樹森，＜白先勇『遊園驚夢』的結構和語碼－一個批評方法的介紹＞，《中外文學》8卷4期，1979.09。
• 高天生，＜可憐身是眼中人－試論白先勇的小說＞，《中國論壇》12卷9期，1981.08。
• 袁則難，＜兩訪白先勇＞，《新書月刊》5期，1984.02。
• 柯振中，＜提起白先勇＞，《新書月刊》7期，1984.04。
• 呂正惠，＜『重估』白先勇＞，《文星》104期，1987.02。
• 胡萬川，＜你方唱罷我登場－從『台北人』中幾篇小說談起＞，《中外文學》15卷7期，總號187，1987.12。
• 游淑靜，＜無可奈何花落去－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出版之友》5期，總號47，1989.06。
• 裴元領，＜從『邊城』到『台北人』側看愛情小說裡的愛欲糾結＞，《聯合文學》6卷9期，總號69，1990.07。
• 林幸謙，＜流亡的悲愴－白先勇小說中的放逐主題＞，《國文天地》9卷5期，總號101，1993.10。
• 陳碧月，＜白先勇小說所揭示的社會意義＞，《國文天地》10卷7期，1994.12。
• 佚名，＜白先勇小說全知觀點與人物刻畫之關係＞，《文訊月刊》73期，總號111，1995.01。
• 王蕆真，＜為傳奇的文學生命作傳－張愛玲與白先勇的悲情中國＞，《聯合報：讀書人》201期，1996.3.4版41。
• 歐陽子＜『永遠的尹雪豔』之語言與語調＞

＜『冬夜』之對比反諷運用與小說氣氛釀造＞

＜『一把青』裡對比技巧的運用＞

＜『歲除』之賴鳴升與其『巨人自我意象』＞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之喜劇成分＞

＜『思舊賦』裡的氣氛釀造＞

＜『梁父吟』影射含義的兩種解釋＞

＜『孤戀花』的幽深曖昧含義與作者的表現技巧＞

＜『花橋榮記』的寫實架構與主題意識＞

＜『秋思』的社會諷刺和象徵含義＞

＜『遊園驚夢』的寫作技巧和引申含義＞

《書目書評》第22期至34期，1975－1977。

　

書目：

◎恩斯特.卡西爾著、范進、楊君游、柯錦華譯，《國家神話》，桂冠出版，1992。

◎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業強出版，1993。

•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麥田出版，1995。
• 郭洪紀，《新國家主義》，揚智出版，1996。
•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閱讀》，元尊出版，1997。

◎白先勇，《台北人》爾雅出版，1997，第六版。

◎白先勇，《鶩然回首》，爾雅出版，1990，第十版。

◎梁農剛，《回歸佛洛伊德》，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