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異鄉人-論朱天心的「古都」陳怡華•輔仁大學中研所 1998/07 版權所有
前言 評論者解讀朱天心的文學向來脫離不了以族群身份的角度檢驗小說中的認同問題，誠然在她的創作中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為自己外省第二代的身份在台灣目前的政治生態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因此我們在「古都」中也見到她延續了這方面的探討，小說中對比日本京都與台北兩個城市，敘事者（也可當作作者自敘）對於永恆不變的京都的情感認同竟然要強過對於生長地台北，只因台北的變幻莫測（地理空間以及政治方面）並且善於將過往的種種歷史痕跡毫不留情的予以摧毀。小說中數次提到桃花源，對於朱天心而言桃花源即象徵著過去充滿其回憶的舊台北，當那些足以提供證明她年少足跡的場景被破壞，朱天心頓成找不著復入桃花源入口的漁人，環顧四周懷疑置身何處的倉皇驚恐瀰漫在小說中敘事者的焦慮裡。 但朱天心的這種異鄉人的焦慮僅止於此非我故土而已嗎？我認為她的焦慮起因尚有兩個源頭，一是對逝去青春的緬懷，對生命會老會病會死的恐懼，一是她作為一個前現代人，對於現代的講求「進步」，事物瞬息萬變、今是昨非，老有種追趕不及流行的焦慮。在她的少作(擊壤歌(裡，我們已經充分的體會一個青春少女對純淨無暇的校園生活以及同性情誼所做出的歌頌，隨著年齡漸長，對青春的膜拜便轉為對青春的會消逝會腐敗的抗拒與害怕，在「預知死亡記事」和「拉曼查志士」裡表現為對死亡即將到來的歇斯底里，「老靈魂」低迴於生命最猥瑣不堪的角落。朱天心對現代的抵制很容易從她對過去回憶的執迷中流露出來，「那時候」的美好相較於現在的墮落，王德威言「她與她的老靈魂正如班雅明（Benjamin）的天使一樣，是以背向，而非面向，未來」，因為這樣的不甘願進入現代，行筆之處便時時夾雜著對現今社會的議論與針砭。 本文以朱天心最新小說集(古都(為文本分析對象，集中包括「威尼斯之死」「拉曼查志士」「第凡內早餐」「匈牙利之水」「古都」等五篇中短篇小說，欲以「異鄉人」的概念切入探討，而檢視前所提及的因族群定位、抗拒時間及反動現代的三個焦慮因素如何細刻縷析在文本書寫中。
在邱貴芬分析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的文章中，指出「不甘認同台灣人定位卻又無法取回中國人身份正統的眷村人只好自我放逐」，楊照分析朱天心的轉型時，以自己的變節故事為例，認為朱要求一貫性的堅持忽略了有一個不變的當下現實是可以歸返的。黃錦樹則持相異的意見，朱天心不是自我放逐也不是不肯歸返現實，問題「不在於認同，而在於不被認同」。從評論者不同的觀點，一方面可觀察到評論者自身的族群身份的立場限制，一方面也足資證明族群身份的確是解讀朱文學創作核心的一把鑰匙。 書中以「匈牙利之水」和「古都」兩篇浮現出朱天心對於族群問題的思考。「匈」裡描述兩個中年男子—我和A如何以味道為索引，回憶出被埋沒久遠的往事。兩個人原本只是夙面之緣，卻因為A對「我」身上香茅油味道所勾引起的親切回憶，而結成共同憶舊的好友，有趣的是A是本省籍，而「我」則是外省籍，兩人的回憶因此交織結構出台灣過去農村與眷村的歷史。中年男子不再是能夠習慣和別人吐露心事的年紀，他們意外的因為共享了過去的記憶而成為莫逆之交，並共同為了彼此最為記掛的事情做約定，A在報上懸賞絕版香水以求能回憶起婚前女友的模樣，「我」則是寫好了一份廣告尋找小時候眷村的童黨，以備發生不測時能刊登。 在「匈」中可以看出朱天心在平衡族群方面所做的努力，對本省族群的描寫不再是「想我眷村的兄弟」裡面目模糊過著另一個遙遠世界的生活：「不愛點燈、採光甚差連白日也幽暗的堂屋、與豬圈隔牆的毛坑、有自來水卻不用都到井邊打水」（p.80），透過A的回憶，農家鄉下篤實而怡然的生活夾雜著家族間的一些小紛爭躍然於紙上。不過在對農村和眷村的追憶中有一個根本的區別，A藉味道想起的是過逝的親人而連帶想起溫暖兒時農村記憶，親人雖然不在了但鄉下那個家還是在的，因此他最終想要找的是對女友的記憶，而「我」對眷村的追憶真的是一個蒼涼的回顧姿態罷了，兒時同伴的星散是因為遷往不同眷村，而今連眷村都即將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了。正因為眷村的存在向來是倉促而不穩定的，也無怪乎在眷村生活的人從未將這個島視為久居之地，「今夜的風，和明天的夢，到底在妳心裡有多少影蹤，可否這個晚上，借來時間，借來晚風，把我的愛傳到妳心中」(p.142)眷村媽媽愛唱的歌曲正反映出眷村生活的短暫與臨時庇護性質，小孩子矇朦懂懂在氣氛的影響下，想的也是要挖條地道直通美國，隨風漂泊的心態是環境使然。 當待在台灣島上的時間不是暫時而是永久時，當中國成為再也回不去的純粹想像符號，除了追憶過往，如何在現時的政治社會文化中尋得定位是更重要的課題，在「古都」對族群認同的探討顯得更深刻。「古都」的內容約可分為三部份，先是「我」對於少年時期以及和此時期分不開的台北地景記憶，中間一段「我」為了和多年未見的友人A會面而在京都盤桓數日，後則敘述提前返台的「我」拿著日本的台灣殖民地地圖，假裝自己是個遊客在重訪台北同時也溫習了台灣近代歷史發展。 「古都」雖然是中篇小說的形式，在內容層面其實很難和散文或是隨筆議論清楚的區隔開來，小說中的「我」和作者朱天心有太多重疊面，自傳意味濃厚，這麼不像小說的小說表現的是拒絕被定位的文體，邱貴芬認為這反映出朱天心對於身份定位（性別/族群）的抗拒，對女性身份的抗拒可以從朱天心向來嫻熟於以男性敘述者聲音貫穿小說得到印證，但是在文中其實族群身份的定位十分顯明，就像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及「匈牙利之水」中「我」總在不停召喚眷村的童黨們。 與其說朱天心拒絕外省族群定位，不如說她認為外省族群定位被拒絕賦予合法性地位。在「古都」中「我」和結婚二十年的丈夫去參加反對運動集會，「終於有名助講員說了類似你這種省籍的人應該趕快離開這裡去中國之類的話，妳丈夫亂中匆忙望妳一眼，好像擔心你會被周圍的人認出並被驅離似的。」（p.168）因為外省籍的身份就順理成章的被認為是不認同這塊土地，至少是不可能像本省人一樣的認同，被賦予這種外省身份的本質性思考完全排除他們擁有台灣意識的可能性，然而真是如此嗎？ 你簡直不明白為什麼打那時候起就從不停止的老有遠意、老想遠行、遠走高飛，其實你不曾有超過一個月以上時間的離開過這海島，像島夷海寇們常幹的事。好些年了，你甚至得時時把這個城市的某一部份、某一段路、某一街景幻想成某些個你去過或從未去過的城市，你才過得下去，就像很多男人，必須把不管感情好壞的妻子幻想成某個女人，才能做得了男女之事。 你從未試圖整理過這種感覺，你也不敢對任何人說，尤其在這動不動老有人要檢查你們愛不愛這裡，甚至要你們不喜歡這裡就要走快走的時候。 要走快走，或滾回哪哪哪，彷彿你們大有地方可去大有地方可住，只是死皮賴臉不去似的……
有那樣一個地方嗎？(p.169) 在實際層面上，或許是不曾離開過台灣，但在想像層面上，卻無法單純的接受台灣，而必須以異國的空間場景還取代，將淡水河當作長江，認為淡水的景色與舊金山無異，刻意的忽略傳統市場、閩式房屋的存在，隱含的心態，除了年少時期對浪跡天涯的浪漫憧憬外，始終不認為荒郊小島的台灣能夠久居能夠施展報復應該是更重要的因素吧！因此朱天心在面對旁人對其台灣認同的詰問時，表現出的仍然是頗為惶惑的態度，她不否認遠走高飛的念頭雖然沒真的做到但也從不從停止，沒有遠走高飛是不真的想走還是走不了的緣故，這裡並沒有深究下去，但最後一句「有那樣一個地方嗎？」的疑問，是否也顯示出朱天心的無可奈何，和想不想走沒有關係，就算想走也沒有地方可去，不留在台灣，不認同台灣的外省族群其實是別無退路啊。 首先西班牙人荷蘭人如此描述台北：草茀瘴濃，居者多病。 康熙台北湖。 其後來採硫磺的郁永河在? 稗海紀遊? 形容台北：非人所居。但那早在一六九七年，不能怪它，同時其的嘉南平原乘牛車行經期間，如在地底（多令人神往！）。 康熙末年，隨軍來台平朱一貴亂的藍鼎源說：台人平居好亂，既平復起。 連沈葆楨也說：台北瘴癘地。 李鴻章：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意。 不滿那地方的不自你始。 你真不想回去呀。(p.177) 朱天心在這裡引用了許多過去歷史人物對台灣的評語，很有趣的是她似乎是在以古人為憑證，因為不滿台灣的並不是只有自己而已，這樣就可以將對台灣的不滿予以合理化，畢竟台灣真的是難以居住的地方。但是她引證的人物都屬於台灣的殖民者：西班牙人、荷蘭人、清廷派遣來治理台灣的官吏，這些外來殖民者的評語不但值得懷疑，更暴露出朱天心仍然無法擺脫的以外來者的角度來看台灣，而無法真正認同台灣。 「古都」的另一個特色是引用了許多文本的段落，這些文本的意義在小說中和小說本文交相辯證而有不同的闡釋出現。像是運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附比於「我」進入本省籍居處的迪化街、大稻埕，「我」成為進入桃花源的漁人，本來就不屬於這個地方的外來者，但是這個桃花源卻不是陶淵明筆下美好的世外仙境。雖然殖民地圖丟掉了，「我」仍是深深驚恐於口操持不同語言會被認出，害怕村人會「便邀還家，設酒殺人做食」，桃花源原文「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在小說中這個化外之地變更意義為野蠻之地、排外之地，與世隔絕的地理封閉性成為視外人為異人的心理封閉性，「我」深感到被排拒在外的痛苦，桃花源記的漁人是在找不到復反之路，而我則是置身桃花源（台灣）中，還不知道「這裡是那裡……，你放聲大哭。」(p.233)
青春與死亡的愛戀與掙扎
朱天心第一部作品? 擊壤歌? 是她北一女三年校園生活的記錄，因為年輕、學生的單純以及當時社會封閉的穩定，字裡行間寫的是少女不知人間疾苦的快樂夾雜著一些小小的哀愁，然而少女終究會長大，在「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反覆的提到「畢竟社會是一個無聲無息吃人不吐骨頭的大黑洞，我必須步步為營如屢薄冰的走進去」(p.60)，年紀的增長加上世事的歷練使朱天心很快的就成熟了，甚至是過度的超越年齡的成熟，小說中的敘事者一躍為歷盡滄桑的中年人。張大春指出朱天心筆下的中年人活得十分艱辛的原因是「他們擁有良好的記憶，敏於偵知自己年少天真的歲月裡所積累下來的一切都不能重新成為驅動生命的活力。然而記憶卻又一再地催促著中年人去珍視那些一去不返的事物」。 因為對青春年華的戀戀不捨，所以使得青春的記憶顯得彌足珍貴，朱天心對於記憶的鉅細靡遺不斷回顧的姿態，在「古都」中有極大的發揮。同時正因為青春的美好和稍縱即逝，敏感的作者除了企圖召喚記憶的幽魂使時間凝結在生命的最高潮，又不得不正視這種行為的徒勞無功，面對青春消滅、死亡終結時刻無法避免的到來，而未雨綢繆的思考該如何步向這最後一刻，如「拉曼查志士」所做的思考。 「古都」的名稱套用自川端康成的著作，兩部小說疊合之處在於都出現京都，以及兩位女主角：孿生姊妹的千重子和苗子、少女時期好友的「我」和A。「我」因為接到來自好久不見A的傳真而前往京都赴約，而A始終沒有出現，少女好友的再相見其實只會發現今非昔比，就像「我」不能想像如何與A在狹小的旅館房間度過幾個夜晚，互相面對著彼此的體味、鼾聲，「以往的貓瞇呼嚕也許不見增大，但比較像是鬆了某顆螺絲釘零件欠修理的機器」(p.174)，這個對照充分的流露出作者某種程度上對中年衰敗不堪的難以容忍。 「你們從來沒機會知道同性戀好不好玩，太忙了，一兩年間的事兒，所動用的情感和不一定是傷心才掉的的眼淚遠遠超過其後二十年的總和。」(p.153)在小說中「我」對年少時期的回憶那麼多采多姿、落英繽紛，總是一群人呼嘯著去那裡就去哪，有用不玩的體力可以玩，有耗不盡的情感可以消耗。「你們坐在短牆上，像坐在一艘即將出航的船」，這樣的意氣風發是因為還在青春的岸上，還沒有經過風浪的吹打，對不可知未來的樂觀展望完全表現在無畏無懼的前進。 「一切都是新的未知的因此充滿了無限可能，儘管有人規定你必須這樣不許那樣，但是規定之外卻全都可以，全都自由，不是你目前以為的可以選擇月薪四萬二或四萬五的工作的那種自由，也絕非是替孩子選擇蒙特梭利或福祿貝爾幼稚園或奧福美式學園的那種自由。」(p.157)在朱天心所述對學生時期的全盤肯定，在我認為恐怕是過於樂觀的，誠然青春時期沒有進入社會工作被剝削的壓力，沒有家庭重擔的責任，但她並沒有考慮到當時時代背景充滿壓抑的戒嚴氣氛，那種沒有明確列出規定的禁忌，或許幸運如她所說因為對政治無知，所以也不可能觸犯到禁忌，但也是因為從凡事清楚的認知被綁手綁腳中年回頭看從前，格外覺得過去青春時期的美好吧！ 青春是至高無上的，中年逐漸腐敗，那麼生命的終點站死亡在朱天心筆下又是什麼情景呢？在「匈牙利之死」的A念念不忘探討死亡的主題，就像「我」對A會產生的疑問一樣，讀者不禁也要問為什麼朱天心對於死亡是這麼的念念不忘，小說中引用某個作家的說法，「死亡，就是我加上這個世界再減去我」，如果死亡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的話，那麼A為什麼念念不忘死去的舅媽，甚至努力的保存能夠想起舅媽的香味，也就是說人死了不是乾乾淨淨一走了之，沒有了具體的物質性的存在，但還有留給生者無限的記憶啊！ 因此肉體的死亡並不可怕，如果是安享天年的話，死亡的世界已經有許多熟人在等著接引了，真正可怕的死亡是什麼記憶都不留下的死亡，「那些藏著的、眠著的、未及發現的、將會如蜜蜂一樣的嗡嗡飛湧而去，當他們不在被記得，就真的得沈酣不醒的永遠不在了。我為了他們早晚將面臨的再次的、正式的死亡而感到不安。我真不知道是他們棄我們而去，還是我們徹底的棄絕了他們。」(p.146)當A和「我」結為同好，互相守護著彼此最終最重要的記憶寶藏，個人記憶的得以延續就克服了對死亡—不留痕跡消逝的恐懼，不過不死心的追究的話，這個延續必然只能在有限的時間而已，個人記憶要對抗恆久的時間洪流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死亡主題在「拉曼查志士」的變奏顯得比較輕鬆帶點黑色幽默，為了死亡一生只會面臨一次的緣故，「我」必須先準備好如何的迎接死亡。「如果死亡是猝不及防而至，有誰可以依照他的本意『虎死留皮』呢？」(p.76)其實這仍然是關於記憶的問題，不過不是擔心不被記憶的問題，而在於個人如何主導被他人記憶的部份，預先篩選哪些記憶可以留下，哪些記憶設法先予以剷除。所以「我」適當的在皮夾中擺放了願意被認為的身份的蛛絲馬跡，小心的檢點儀容，甚至神經質的避開某些會啟人疑竇的路線地點。 數百年前的拉曼查志士如此望空疾呼—
隨風追逐 求情於鐵石 用禮於野人 而我，害怕字跡蠹蝕，不可復辨，故銘之(p.81.82) 黑色幽默的短文結尾，終究還是看見了朱天心焦慮的呈現，原來這篇小說的書寫動機仍是源自對於記憶的留存會有所削減的擔憂，記憶不只包括小說內容陳述的個人記憶，還上溯至遠古人物寶貴的知識累積，因為害怕後人或有時忘的作者特此作文以誌之。
現代與後現代的辯證
那時候的體液和淚水清新如花露，人們比較願意隨它要落就落。 那時候的人們非常單純天真，不分黨派的往往為了單一的信念或愛人，肯於捨身或赴死。 那時候的樹，也因土地尚未商品化，沒大肆開路競建炒地皮，而得以存活得特別高大特別綠，像赤道雨林的國家。 那時候鮮有公共場所，咖啡館非常少，速食店泡沫紅茶KTV、PUB更是不用說，少年的只好四處遊蕩猛走，但路上也不見人潮洶湧白老鼠一般。(p.151.152) 在「古都」的一開始，朱天心就喋喋不休的敘述著「那時候」如何如何，「那時候」指的不只是她的年輕時期，從台灣發展的歷程來看，那也是台灣正要進入經濟快速發展以及現代化的時期，社會在變化但是變化程度不像今天這麼的劇烈。從上段的引文來看，那時候似乎被無限上綱到美好事物的頂端，在那個時代的人、環境都單純自然，似乎純淨的不含雜質，那麼再反觀她對於現代的描述，最大的重點就是那些以前從有的美好都已經變了模樣。 「你再也不願走過這些陌生的街巷道，如此，你能走的路愈來愈少了。」朱天心的愛走路，在「古都」又一次的帶著讀者穿越西門町、迪化街、淡水，無可避免的景觀大變，許多樓房、樹木可以指認的座標都平白消失，帶給敘事者最大的衝擊是，這些帶著她過去生活記憶印著足跡的台北，就這麼輕易的被抹平了。 對於將記憶視為證明個人存在的證據的作者而言如何能忍受呢？因此朱天心必須追問「這一切和進步有勢不兩立的關係嗎？」，除了將罪責放在為了求經濟進步所採取的策略外，朱天心進一步怪罪到施行策略的政治反對黨上頭，認為這些過去批判外來政權的政治人物，一旦上台表現的仍然和過去它們批判一樣，「吃乾抹淨」的作風並沒有善待這塊土地。就政治的角度看，朱天心選擇性的批判反對黨政策是值得爭議的，就文學策略面來看，以批判現在政治其實和過去國民黨威權時期沒有兩樣，似乎是她慣用的合理化自我過去對威權的不知反省的手法。
這你無法做到，你甚至半點不肯感慨『舊情綿綿』變成那樣，誠品變成芝麻婚紗，它們相較於過往對你來說都曾是太新的東西，你不願與它有任何關係，那怕只是買本雜誌喝杯咖啡，因為那又將種下一場流逝的開端，……，你彷彿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p.191) 對於朱天心來說，我記憶故我在，記憶其實是一項負荷，尤其在知道台北的一夕數變特質，多對一項事物產生記憶，不過是在未來又將打開一扇傷懷記憶不在的門而已。桃花源記的引文在這裡意味著，多變的台北不是作者能夠信賴的託付意義的原鄉，雖然生於斯長於斯但卻比上遙遠異國的京都。 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古都，川端康成的? 古都? 用細膩的筆法寫出京都古典依著季節規律展現的美感，「古都」中處處流露著對於似乎永恆不變的京都的依戀，隔著幾年沒去，清涼寺還在那裡，甜食店的老闆一樣親切的招呼，甚至連池裡的鯉魚也還在。所以京都對敘事者的意義超過了台北，「因為唯有在你曾經流下點點滴滴生活痕跡的地方，所有與你有關的都在著，那不一定它們就會一直一直那樣在下去，那麼你的即將不在的意義，不就被稀釋掉了嗎？」 朱天心對舊台北的記憶之深和依戀之濃，使她不惜與這個—現代化的「進步的」醜陋的似乎和舊台北疏少關連的新都市—決裂，反而依歸到曾經是台灣前殖民國的日本京都，這的確是有些叫人困惑難解。我們雖然也不免感嘆台北的變化迅速，在保存維護古跡方面還需要多加努力，但也知道不可能像朱天心所要求的那樣，喊停時間將舊台北的原貌完全留存，無關乎進步與否、執政者是誰，變化本來就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即使是京都，也不可能是完全不變的。就像是文中提到的新施工的石板路仿舊地讓人辨認不出，充其量仍然是一種偽造，只是作為外來者的敘事者願意去接受罷了。 「古都」中朱天心表現出來對現代的抗拒態度最為徹底，在「威尼斯之死」和「第凡內早餐」中則以比較輕鬆的筆觸寫現代生活。「威」中以後設小說的寫法，似乎將作家創作小說的甘苦談搬演出來，作家流竄於都市中各個風格設計殊異的咖啡館，而寫作風格就受到咖啡館的影響，甚至是左右控制了作家下筆的思路。「威」以戲謔諧仿的方法顛覆掉許多事情，將威尼斯之死（書名、地名）架構為一個空洞開放的能指，將作家創作的神聖性加以消減，也取笑了評論家對作品解讀的自以為是。 「第凡內早餐」一樣再複製了電影的名字，內容卻真的是關於第凡內，職場工作九年的「我」下決心要擁有一顆第凡內鑽戒，可以解讀為深處消費社會的女子怎麼因為被廣告行銷建構出的假需求而去購買，文中大量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又讓我們懷疑，或許應該是看作「我」已經跳脫了資本主義拜物主義的陷阱，而真正因為想擁有而購買。類似的辯證的兩面的解讀方式還出現在對「新人類」的分析上： 新人類的女生在性方面要主動的多，也無傳統性別差異所帶來的傳統負擔……，如果那天我告訴A，我有時會在MTV包廂裡和當時的男伴解決彼此需要並順便藉以切磋床上技藝），—或相反，新人類是感情愛慾為負擔，怕吃苦，寧願過無性的生活……（一如我那天告訴她的）。(p.99) 「我」因為意識到A所期待聽到的而給不一樣的答案，這裡朱天心似乎解構了一個被界定出的族群就應該有某種一致思考型態的觀點，但她的解構其實又不是那麼徹底的，在「我」表示對政治的毫無興趣，選給某某某只是因為他長得帥，但其實我對政治的態度恰恰不是漠不關心，而是以表面上的無知進行強烈的政治批判，後設、解構等後現代的表演外衣下仍然是有所堅持有所原則的。
結語 本文試圖從(古都(文本中舉證釐清朱天心在小說書寫中所透露出身為永恆的異鄉人的焦慮來源，因為作者外省籍的身份使其糾纏於「不認同」「不被認同」台灣意識的兩難困境，朱天心對於青春美好記憶的固著，又使得她對變遷中不斷流失記憶痕跡的台北（台灣）痛心不能接受，對青春的眷戀再疊合上對那個時代萬事美好的印象和想像，這三個彼此交互影響的因素，使文本中敘述者的聲音很多時候是那麼焦慮，似乎再大聲的呼喊著記憶幽靈的復出，但這終歸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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