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議題為日據時代文學，探討重點從五四運動之淵源延伸到台灣新文學運動產生之新小說。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起源〉一文提供了一九二○至一九四五年間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的梗概，林瑞明〈台灣新文學運動理論時期的檢討〉則針對二○年代初期的文學主張與論爭（如白話文運動）提供了簡要的分析。至於李歐梵在《現代性的追求》一書中，對中國文學現代化之路的詳盡論述則有助於中國新文學運動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二者的比對與釐清。

就李歐梵的看法而言，中國現代文學具有三項特質：其一，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部份。其二，中國現代文學反傳統的立場出自對中國社會與政治狀況的思考，因此現代文學便成為表達社會不滿的最佳媒介。其三，中國現代文學具有相當濃厚的主觀性。以上這三項特質都可以在隨後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找到呼應的例證。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發起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知識分子對於一岸之隔的中國文學革命並不陌生，他們始終保有漢民族的自覺，以抗衡官方推動的日本文化，並援引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的成果、介紹西方近代文學思潮，以豐富台灣新文學的內涵。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內在精神與政治運動實不可分，我們甚至可以說，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作家幾乎沒有一位和社會運動脫離得了關係，這些作家認為唯有透過台灣新文學的作品及理論，其政治主張或社會改革、文化建設的理念才得以宣揚，進而達到改造台灣的目標。

台灣新文學運動確立了以描寫受迫害最烈的勞動人民為主幹的社會寫實風格，鼓吹台灣人民自我覺醒。在政治上，有力地控訴了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人民性格的摧殘以及人權的剝削。在經濟上，受到日本會社與台灣地主雙重壓榨的農民、工人等弱勢族群，也是台灣新文學關懷的對象。日據時代台灣人對日本警察尊稱「大人」，說明了台灣人地位的矮化與自信的低落。巡警欺壓良民的嘴臉，與台灣人時時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在台灣新文學作品中處處可見，描寫日本殖民統治者不近情理、殘酷暴虐的片段更是不勝枚舉。例如，賴和的短篇小說「一桿稱子」中，巡警認定主角秦得參從鄰居借來的一把新稱子不準，而將它打斷擲棄，並怒叱秦得參「畜生」，處以罰鍰三塊錢，最後秦得參自殺身亡。而在呂赫若的作品「牛車」中，主角楊添丁同樣因違反規定，而被警察責罵「支那豬」，遭到罰款二圓的命運，但牛車生意獲利微薄，妻子早已因養家餬口而下海賣身，連生活都有困難的楊家根本付不出罰款，最後楊添丁淪落為賊，故事同樣以悲劇性的下場告終。

除了對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悲慘命運的普遍關照之外，楊逵的「送報伕」呈現了一種不同的觀點，作品中融入了階級意識。故事中主角的父親原是台灣鄉下自給自足的自耕農，奈何日本會社以武力威脅，強行收購了他們賴以維生的土地，迫使主角離鄉背井到東京找工作，最後卻還是被欺騙、剝削，嘗盡了飢寒交迫、家破人亡的痛苦。然而，一位日本友人佐籐告訴他：「日本底勞動者反對壓迫台灣人、糟蹋台灣人。使台灣人吃苦的是那些像把你底保證金搶去了以後再把你趕出來的那個老闆一樣的畜生。到台灣去的大多是這種根性的人和這種畜生們底走狗！但是，這種畜生們，不僅是對於台灣人，對於我們本國底窮人們也是一樣的，日本底勞動者們也一樣地吃他們底苦頭呢。*總之，在現在的世界上，有錢的人要掠奪窮人們底勞力，為了要掠奪地順手，所以壓住他們*」。最終，主角與日本友人團結起來，因為他們意識到「使你們吃苦也使我們吃苦的是同一種類的人」，是同一種「階級」的人，而非同一種「種族」的人！故事結局的罷工事件，宣示了作者的樂觀立場：經由團結與努力，勞動大眾也有機會發言，進而達到改革現狀的目的。

除了致力於描寫深受壓迫的農民、工人、失業者困苦無助的窘境之外，台灣新文學運動也十分關心知識分子心靈的煎熬與苦悶。相較於工農的武力抗暴，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知識分子反抗的不只是外在的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同時也致力於摧毀台灣人民內部的封建思想遺毒。知識分子對自己族群的反省與批判，在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表現的淋漓盡致。這一部小說通篇在探討「知識」二字。中學校畢業的主角陳有三對無知的台灣人民、鄙陋的台灣風俗十分不齒：「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不正是他的同胞嗎？僅為一分錢而破口大罵，怒目相對的纏足老嫗們，平生一毛不拔而婚喪喜慶時借錢來大吃大鬧、多詐欺、好訴訟及狡猾的商人*像不知長進而蔓延於陰暗生活面的卑屈的醜草」。陳有三認為，唯有藉由知識，他才能夠提升自我，超凡脫俗，在上俯瞰群聚於他周圍墮落的同族們，而免於被他們染污，但可悲的是，他身旁的友伴同事們卻不斷地提醒他「知識無用論」，勸告他「與其做有知識而混迷的唐吉軻德，不如做無知而混迷的桑科」。但作者絕望了嗎？不。龍瑛宗藉由與陳有三惺惺相惜的林杏南長子所說的一席話，道出了當時知識份子普遍的心聲：「我們處在這陰鬱的社會，唯有以正確的知識探究歷史的動向，切勿輕易陷入絕望與墮落，非正確的活下去不可」。

日據時代的台灣女性作為一個被壓迫的民族中更被壓迫的族群，她們微弱的聲音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焦點。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一次陳有三與友人洪天送談到關於婚姻的話題時，提到當時婚嫁普遍的風俗還是買賣婚姻，自由戀愛只是羅漫蒂克的理想：「女人依其美醜、教育程度、家世等條件而有價格之差異，但不管差到哪裡，男方總要拿出錢來買女人」。他們的同事戴秋湖就是因為被財富與地位所蠱惑，硬把親生妹妹許配給有錢有勢的敗家子，將她推到虎豹豺狼身上，犧牲了她的終身幸福，這種情形在當時可謂屢見不鮮。而在翁鬧「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中，主人翁仰慕的女孩在信中吐露：「*只是想奉告你，我青春的時代以經過去了，從往日在你房間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起，我就偷偷地仰慕你﹔始終沒有向你傾訴，完全是由於自己軟弱的緣故。歸根結底，我只是弱女子，我已經無力掙扎」。總而言之，女性沒有選擇的自由，在台灣人傳統眼光中，女人的命運就如同油麻菜籽，一切都是聽天由命。即使如同楊千鶴的「花開時節」中所提到的，生長在中上階級家庭，有機會就學的幸福女性，命運卻也是一樣的：「女人的一生，不就是從嬰兒期，經過懵懂的幼年期，然後就是一個接一個學校地讀個沒完，而在尚未喘過一口氣時，就被嫁出去，然後生育孩子*，不久就老死了。在這過程之中，真的可以把意志和感情完全摒棄，將自己付託給命運的安排嗎？說實在，我對毫無懷疑、毫無任何心理準備的結婚，不能不感到不安與疑惑」。而張文環「閹雞」中的女主角月里更自問：「女人只是為男人製造後代的機器嗎？」這樣的疑慮其實已經宣示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女性意識的萌芽。而當我們進一步探討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女性自覺時，可以發現幾乎所有論及女性意識的小說作者都是男性，此一特殊現象其實是男性作家一種平行轉移的書寫策略，在這些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台灣人與女性同樣都是被閹割的族群，藉由描寫處於社會邊緣女性的弱勢，暗喻台灣人被殖民的悲哀與無力，成功地以性別議題影射了國族的命運。

可延伸之討論議題：

一、五四運動對台灣新文學運動有何衝擊？比較兩者的白話文運動、女性意識之異同。

二、 台灣新文學運動中馬克斯主義階級思想的影響為何？

三、 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良知發揮了什麼樣的功用？

四、 探討台灣新文學運動中不同女性典型所流露出的女性自覺與其意義。

五、日據時代台灣社會遭逢語言轉換（台灣話/日本語）與文化轉型（漢/和）的巨大衝擊，這些轉變所造成的兩種文化之間的交互滲透對台灣人的身分認同與意識建構有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