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中的重構歷史：二二八與白色恐怖

98/03/25 陳正芳整理

版權所有陳正芳

一九九八年春季班《台灣文學史》課程口頭報告

「漸漸地，台灣人開始覺得這個曾經『拋棄』自己五十年之久的媽媽竟然長的那麼醜:而不喜歡她了。相對地，那個『醜媽媽』則責備小孩說：『你怎麼可以瞧不起媽媽呢？要不是我跟日本人抗戰八年，你將永遠當個孤兒，流落在外呢！』然而，作母親的並不知道，在結構上這個被她離棄了五十年的孤兒已經變得有些錢了；…天皇制的殖民統治下的法律是不利於台灣人的，但『惡法亦法』，它畢竟是有一定的道理可循！相對地，作母親以及其母家的仍然『無法無天』…本質上不漸有多少改變：這樣就產生了認知的差距。』（戴國煇、葉芸芸：27-18）觀視二二八這樣的歷史事件，發現隱藏的事實，在不斷遮掩和揭露的過程中，逐漸蠶包絲裹形成一則則神話。神話可能存有某層次認知的差距，無奈的是，成就神話的事實原本也是來自差異的認知。母親和小孩隱喻了二二八悲劇的本質，也提醒我們在重新思考「台灣人」的定義時，怎樣定位二二八。二二八固然剝離了原本就浮動的社會結構，單就文學的角度而言，它所帶動的「白色恐怖」，卻是對台灣文學界一大斲傷。

二、整理歷史

根據彭瑞金的時間分期，1945-1949是戰後初期的重建運動。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本戰敗宣佈無條件投降到國民黨政府被迫從大陸撤褪，在臺開始生聚教訓以前，整個台灣陷在各種複雜的情緒，從歡欣的等待、和第一批接收人員的衝突、二二八中激昂的行動，到錯愕於政府對事件的處理，許多政治、經濟乃至社會問題浮現，卻未得適當解決，文人的筆在這個階段產生了不同的意義。

受日本殖民及皇民化的影響，剛回歸祖國的大批台灣作家面臨中文創作的困境。有論者以為因語言和統治政權更遞造成戰後文學斷層，彭卻不作如是觀，他認為此時的作家早已在戰爭中取得他們應有的位置，他們的文學已經成為民族信心重建的一環。（39頁）如龍瑛宗、張文環、葉榮鐘、楊逵等。「整個抗日的歷史，反抗的宗旨可以不變，但形式則無時不在做因時制宜的調整。」（40頁、43頁）日據作家大多在日文欄的創作負起薪傳的責任。

二二八事件，知識份子所受的傷害和損失是直接而巨大的，文人被捕或遭通緝出走國外，使得一部份作家不再提筆為文，一部份作家發誓終生不學中文不以中文創作。事件之後台灣文學的主導權落入統治者認同的外省人手裡，台灣作家反成客卿地位。（48-49頁）彭舉何欣主編的文藝週刊介紹世界文學的善意不容否認，但對戰後受創的台灣文學重建運動，不能發揮作用，反而成為調侃，後來又說文藝編不下去，台灣文學再興的契機就此中斷。此說似有矛盾，而為什麼何欣無法編下去？也沒有深探原因，忽略何欣擁有厚實的文學知識對此階段的影響，也許是項缺失。五四的議題重新被討論（53頁）省內外作家第一波的文學論爭只在「為文藝而文藝」和「文學應該反映時代」打轉。第二波以民族自決為基，楊逵等本省作家期望「合作」要從平等的基礎開始。外省作家也有幾種聲音（58-59頁），彭大致以為外省作家懷疑台灣文學在舊傳統中揉合殖民地文學色彩，也許有重新討論的必要。

1950-1959年是屬於風暴中的新文學運動。在此之前，文獻中最早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寫成的小說是葉石濤的〈三月媽祖〉，台灣新銳作家寫作份量雖不多，多以寫實的、人民的、生活的為作品走向。國民政府遷台，因受創於共產黨，大陸作家作品如魯迅等在台灣受到禁錮，台灣進入新的言論思想管制時代，白色恐怖統治開始。

這格階段的文學主流為「戰鬥文藝」、「反共抗俄文學」，由大陸來台第一代作家所把持，缺乏透視全民族遠景的遠大眼光，流於意識型態的鬥爭。因此部分作家以鴛鴦蝴蝶派似的文筆書寫，逃避現實。懷鄉文學是另一股不走「反共」卻又能生存的途徑，然而在彭的眼中它和「現代派」一樣，都未與台灣社會發生關連。彭主觀的「本土觀念」使得現代派引發的文學論爭，只是一場「個人對文字好惡的爭執」、「一場混戰」，而未能平心靜氣以之為台灣文學的一環作評論，不也是另一種定於一的專制言論嗎？

本省作家不走「反共」路線的，從處理日台恩怨中尋得伸展空間。鍾理和的《笠山農場》獲獎，不僅適當時代的肯定，也是七０年代鄉土文學的標竿。整題而言，在反共文學的強大勢力之下，能生存的作品大多是描寫生活週邊、勉人向上的小故事，農村成了一般的背景畫面。」

葉石濤曾云：「值到八０年代來臨，言論由由的範圍擴大之後，才有『政治小說』一類的作品出現，追究了五０年代荒蕪的真相。」

事件成歷史，文人已遠。整體而言，從日本戰敗以後，在台灣以中文寫作的作品，在文字上和語境上都較日據時期來的洗鍊，因為政治因素我們無法非常確實的看見文學展翅於思想之上的功能，時代的脈流只在遮遮掩掩間模糊出現。固然有一些「當下」歷史寫實之作，終因篇幅之少，而無法建構出完整的社會形貌。於是歷史事件在偏頗的傳誦之下（不管是官方或是民間），幾乎只能以神話看待。八０年代的作家們，接應了一些歷史風影，參考有限的文獻，重構歷史。在小說中，我們看見隱於文字之下的悲憫，比起政治圈直接的批判，更叫人得到歷史的教訓。戲謔的文字，則重新凸顯白色恐怖「文字獄」的歷史，而在似真非真的「真相」虛擬或實擬中，歷史重構背後的意涵才更是我們需要關切的地方。

1.當年思想認知的差距，如何在重構小說中出現？又如何從中取得平衡的觀點，以挑戰此時「絕對主義」對台灣文學定義的偏頗。

2.什麼是時代的使命感？本土的描寫？反共的戰鬥精神？我們當怎樣重新審視這個時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