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的《北港香爐人人插》所敘述的，是數個台灣社會在被國民政府高壓統治下的女性，雖然小說中極力表現的，是台灣女性在此環境下所呈現的不同樣態，但卻也不經意（或刻意）地流露出處在同樣環境之下的台灣男性，身受殖民統治下各種「無能」或被閹割的窘態，暴露出台灣男性被消音，而台灣霎時化成一個「女人國」的事實。本文即嘗試以後殖民論述中以性別關係和權力關係比喻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關係，來探討《北港香爐人人插》中的男性定位的曖昧和混淆。王德威先生認為李昂在《北港香爐人人插》所安排的女性角色有著起承轉合的銜接關係，而閱讀這四篇小說中的男性角色，李昂似乎對其安排順序，亦有起承轉合的巧妙關係，以下就分別探討之。

這樣的情景彷彿是晉室在永嘉之亂被迫南移後，士大夫無能為力，只能相對而泣的縮影，這些當初為反對統治者而流亡的異議分子（男性），在異鄉的生活，只能以集會、懷念、哭泣和悲情為基調，作者嘲弄著：

一句「什麼都不曾做」道盡了這些異議分子在流亡後的無能，統治者的大逮捕行動，就像是一道閹割去勢的手術，使得這些男性，在自己的社會中消音，也在其他的國家中，再發不出一點男性的雄風，只能默默地流淚、哀悼，落入形同女性的角色中去，更悲哀的是，他們過去的抗爭行動，隨著時間的流逝，也將落入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

時間的無情和政治的變動，使得這些在殖民高壓統治下的男性喪失了男性的位置，殘酷的被推入毫無意義的犧牲之中。

（被焚）的遺孀之間在社會上所受到天壤之別的待遇，也暴露出傳統社會對這類婦女所期望的貞潔和名譽的不合理要求。然而同樣地，在此種的訴求背後，揭示了台灣男性在此一政治環境之下權力喪失的無能處境。

而且，吳添進的死亡，相較於台灣國國父來說，實在是太不能相提並論了，台獨教父是以崇高、悲壯的死亡方式──自焚，來結束生命的，可是吳添進卻是在與一個被反對黨認為是國民黨「抓耙仔」的女人發生關係之後死亡，性與權力的關係在此被點明，吳添進急著想要抓住的權力（性），卻導致了他的死亡，因為權力是掌握在殖民者的手上，想從殖民者的手中奪回權力（性），被殖民者即可能面對死亡。林玉貞不斷地懷想和埋怨，更突顯出吳添進的死亡所呈現的無能：

與性（權力）相關，缺乏尊嚴的死亡方式，吳添進的靈堂於是被註定空白，而他的名字，在統治者的迫害之下，亦被迫為人們所刻意遺忘。

　　其實不僅是吳添進，在〈空白的靈堂〉中，還有其他反對黨的男性角色，作者對他們的描寫，除了嚼檳榔、穿拖鞋在服務處進進出出的模樣，還不忘嘲諷他們在面對像林玉貞、台灣國父遺孀時的不知所措：

　　　隔些時日，便會有人塞點錢到她手裡，不會太多，甚且也不會用個信封

　　　裝，就那麼幾張紙鈔，捏在手心裡，朝她手裡、懷裡沒頭沒腦的塞，不

　　　敢看著她，靦腆的直說：「給囝仔買糖吃。」（頁九五）

那靦腆、羞怯的模樣，卑微的態度，和笑弄有關單位的抓耙仔來來去去像走灶腳的神情，恰成為強烈的對比，除了嘴上說說，這些男人真正是什麼事都不敢（也不能）做的，面對那些為理想而自焚（或被焚）的烈士之妻，更對照出他們的無能，所以只能靦腆、歹勢地以金錢來彌補行為上的無能。而林玉貞所勾搭上的司機，以其政治犯的背景，在與林玉貞發生關係之時，眼露精光、嘴裡吐著氣從牙縫中連聲迸出的詞語，似乎是對林玉貞和台灣國國父遺孀的情慾渴望，而實際上，他想獲得的，恐怕還是在性慾之外，被統治者早已閹割的男性

氣勢。

影射之外，對於那一群黨外的「表兄弟」，反對黨勢力的畸形發展，反對勢力中男性權力在受到執政黨監控之下所呈現的軟弱無能，亦有精采的敘述。以「黨外謀士」江明台為例，作者最初描寫江明台，彷彿是站在稱揚的立場，說他家學淵源，大學時代便將《德川家康》熟讀過數遍，更不必談《老子》、《孫子兵法》、《三國》等經典，不僅能掌握流利的日語，還有英文的助力（來自於未婚妻），而江明台在林麗姿的心目中最初始的形象是：

　　　他正是她一貫喜歡的那類男人，有見地、有想法、氣魄不凡，還在為理

　　　想打拚獻身。（頁一二八）

可是，縱使江明台有這麼多的優點，在林麗姿和江明台發生性關係之後，她便強迫性地不斷想起江明台在身體上的缺陷──一雙溼黏到令人難堪的汗手。一雙長期溼黏多汗的手，正象徵著江明台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即使他熟讀諸子經典，擁有引以自豪的外文能力，還是無法自高壓統治下的老ｋ手中獲取權力，多汗的手，只會讓權力從指間溜走，溼黏的手是抓不住權力的，林麗姿對有才情的江明台儘管充滿了景仰與愛意，還是不由自主地想起：

對江明台的愛意，無法掩蓋林麗姿對那雙汗手的噁心，因為這雙手，林麗姿甚且想到更長遠的事：

林麗姿的想法，預測了江明台的命運，一個反對黨的領袖，怎麼可以有這樣的手呢？因此，無論有多少才情與學養，江明台是無法登上反對黨的權力顛峰的，所以不管是現在、未來，江明台都永遠地與權力絕緣，因著一雙汗手的緣故，使他喪失了任何機會，這樣的一雙手，是抓不住任何權力的。

陽具的軟弱令人聯想到性的無能，而性能力的喪失，更可以被殖民者喪失權力的事實相對，殖民者掌握了權力，征服了被殖民者，權力的轉移，使得被殖民土地上的男性失去了權力，彷彿是被閹割去勢的男人，再也無力重振男性的雄風，展現男性的魄力。事實上，江明台所展現的，也正是如此的形象，當他要和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史麗麗結婚時，林麗姿質問他：

江明台的回答，是因為林麗姿輝煌的記錄，和她睡過的男人「坐坐沒有十來桌，也有五、六桌。」因此不敢跟她結婚，可是江明台的婚姻，實際上也只是因為政治上的考量因素，因為新婚的妻子是「美國」新聞處的工作人員，對從事反對黨的江明台而言，可以得到莫大的庇護和保障：

換而言之，江明台的婚姻不過是建立在想找到一個堅固的「靠山」，以防備日後不時之需，這樣的婚姻，與傳統婚姻關係中女性要靠男性保護的情況，大相逕庭，江明台竟然是需要依靠新娘所擁有的「美國」關係，來保護他的不測，如此一來，江明台在殖民關係中的角色，其實已經易位為非男性的位置了！他不僅無法佔據發言的權力位置，還心甘情願地將自己的角色易位為女性所處的地位，真正是在殖民關係中，扮演者殖民者／被殖民者，男性／女性的角色了！

〈彩妝血祭〉以二二八事件發生五十年後的紀念會為主線，李昂以其慣用的詭譎恐怖氣氛，結合了眾多的題材──紀念會、遊行、扮裝、性倒錯、死亡等等，營造出二二八受難家屬的悽慘和悲情。小說中的王媽媽，是一個積極參與反對運動的女子，她那勇敢無懼的精神，贏得反對運動人士的一致尊敬，在異議分子的眼中，她是所有被傷害者可以依賴的母親，是反對運動的精神支柱，有王媽媽的地方，就有愛、寬容、支持和撫慰。

王媽媽是如此慈愛的一個角色，但是，支撐她熱心投入反對運動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王媽媽的動力，在於她來自一個受到二二八迫害的家庭。王媽媽的丈夫，是一個二二八後續事件的受害者，他的身分，在故事中從來不曾存在，除了新婚之夜的回憶，他所留予王媽媽的，是一連串被壓迫和控制，因此，他在故事中，是不具備有任何男性能力的。從故事一開始，她便因為二二八事件而被逮捕而殺害，只存在於故事的背景之中。

王媽媽的兒子，一個遺腹子，原本被期許於光耀門楣的大任，表面上，他似乎也不負眾望，醫科畢業，成為執業的醫生，繼承家中傳統的醫生職業，一切大好的前程正等待著他，但是年紀輕輕的醫生，卻在名為「猛爆性肝炎」的疾病下死亡，而事實的真相，卻在王媽媽為其化最後的彩妝之時，由記憶中開啟。

背負著二二八的陰影，王媽媽自丈夫死後就不斷地被有關單位監視著，在這類監視中，兒子通常都會像個成年男子般地保護母親，向情治人員敬菸、張羅茶水，直至兒子國三之時，王媽媽發現兒子週期性地在睡夢中呼喊慘叫，並扭動著身體，像是試圖要奔逃的樣子，這個惡夢的迷團，直至兒子死亡之前，加上王媽媽一次出其不意地回家撞見兒子的情形，才露出事實的真相。重覆開啟的記憶，讓王媽媽明白面對那晚所看見的所有事情，那背負著重多期望的兒子，在房間內穿著粉紅色的禮服、戴著大捲的長假髮、臉上有濃重脂粉的彩妝，和只畫好上唇的口紅的嘴唇。王媽媽之子，以這樣的裝扮，流連於新公園中、老年肥壯男人的身上。

處於青春期的王媽媽之子，因成長時受到的性侵害，而成了性別倒錯的同性戀，而施加性侵害者，正是代表統治者監控的情治人員，這明顯的譬喻，對殖民與被殖民男性的定位，做了極清楚的說明：

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主導的後殖民論述，經常以男女關係比擬殖民／被殖

民不等的權力關係，已為讀者耳熟能詳的隱喻。藍達．科布漢在〈國族

的性別錯置：非洲民族主義小說家和努乳丁．法拉的圖表〉一文中指出：

「非洲小說家以同性戀做為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間社會關係的指標，而

非僅指性別認同。這種指標也可解讀為東方主義論述內化的過程，在此

過程，受壓抑的『他們』被建構為女性或女性化的男性，藉象徵歐洲與

其殖民地間不均衡的權力關係。」（彭小妍頁二七四──二七五）

從被束縛的魔鬼，到被置換的性別，《北港香爐人人插》對男性在殖民統治之下的樣態，做了一層深似一層的呈現，殖民權力的轉移，讓被殖民者奪回權力的慾望高漲，然而在殖民的統治之中，被殖民者想奪回權力的代價，不是被束縛、死亡、無能、依靠女人，就是被閹割去勢，成為女性化的男性，小說的最後，被殖民的男性終於以女性的姿態，在棺木中死去，這無疑是對在殖民地的男性，做最徹底的閹割。被殖民地的男性，在殖民的體系中，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男性，而被殖民的土地，是到處充斥著女性化男性的「女人國」。

反觀小說中的女性，同樣地面對統治者，她們卻生出一股男性所沒有的堅強和勇氣，不論她們用的是什麼樣的方法，哀傷之國母的悲情控訴、林玉貞的風情、林麗姿的身體、傳說中死之寫真的拍攝女子，面對著殘破不堪的屍體，縫補、化妝、拍攝，極其小心地將死者的面貌保留下來，還要冒著被統治者發現的危險；王媽媽在丈夫被迫害後，帶著遺腹子，以其在日本學得的技藝，

做為同一塊土地上的男性，台灣的男性，不論其身份為議會議員、反對黨

李昂主要是以女性來做為台灣的隱喻。女性可強可弱，可進可退，可主

動可被動。最重要的是，女性具有敗部復活、適應環境的能力；反之，

書中的男性似乎在遭受打擊後就難以翻身。以女性來代替台灣，適足以

表達出台灣詭譎多變的歷史所造成的主體認同上的流動性與複雜性。（林

芳玫頁二九二）

1邱貴芬在〈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裡的孤女現象〉一文中討論廖輝英的《不歸路》、蕭颯《走過從前》、蕭麗紅《桂花巷》、李昂《殺夫》，並以為這幾本小說中的男人若非不陰不陽、退縮到故事背、就是慘遭殺戮，換言之他們都被閹割，失去傳統上由男人主控的權力。

2 邱貴芬在〈性別／權力／殖民論述：鄉土文學中的去勢男人〉一文中討論黃春明〈莎喲娜拉．再見〉、陳映真〈夜行貨車〉、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指出在黃、陳之文中，台灣男人深為去勢焦慮所苦，遊擺於男性女性定位之間，而王禎和則乾脆將台灣化為一個春色洋溢的女體。

3 雖然以殖民者＝男人，被殖民者＝女人的殖民性別討論以為譬喻，有泯滅不同地理文化歷史背景所造成的殖民情境差異的問題，也有將殖民主義中的矛盾都簡化為父權架構的不足，但李昂在其個人作品中，如《殺夫》、《迷園》等小說，確已流露出此種譬喻的傾向，邱貴芬、彭小妍等人均曾就此觀點以討論李昂小說中性別與國族認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