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赫若〈清秋〉中的皇民化與國族認同問題陳雅純•輔仁大學中研所 1998/07 版權所有
壹、前言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日本在台灣推動一連串加速日化的運動。在文學上的要求，也隨之緊迫。鮮明例子之一，如張文環在1943年「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中，宣稱「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假如有任何人寫出非皇民文學，一律槍殺」。由此而言，日據時期產生於政治的政策形式下的「皇民文學」，乃是一段政治干預的文學。在國族認同的情緒論爭裡，「皇民文學」在後來的文學論述裡，始終是備受歧視的。評論者批評當時的作家為日本帝國效勞；亦或是極力的從日據時期作者作品裡，「反覆苦讀」找出其「微言大義」，以為作者「辯駁」。前者的情緒化反應，自是受限於自身的國族認同意識，然而後者的評論不也是如此嗎？ 皇民時期的台灣文學究竟呈現了哪種的國族認同意識呢？面對「內地」的「同化」政策，大致可說有兩種情形：1.認同日本文化與精神；2.認同大中國的漢民族意識。但前者在皇民化過程中，不斷經歷疑慮與不安，但其目標仍以成為「皇民」做為個人與台灣光明的遠景。後者在面對事實上是陌生無比的祖國，加上現實上的地理、歷史隔閡，導致不知何處認同？前途何在？而產生孤兒意識。不管是前者或是後者，這兩種國族身份認同的傾向，都表露出台灣人對國族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感。 本文想藉由呂赫若的〈清秋〉來討論呂赫若在當時是怎樣來處理「皇民化」這個議題。呂赫若從日據時代跨躍到光復初期，對於當時的社會、農民、經濟及女性議題描寫等都有一份關懷。而身為日據時期重要的台灣作家，他也不可避免的被當時的政治環境所影響，而寫出了所謂的「皇民文學」--風頭水尾、鄰居、玉蘭花、清秋等篇。那麼在小說中，他是怎麼處理身份認同的問題？皇民或國族認同在他身上的衝突又是為何呢？
貳、〈清秋〉中的皇民化與國族認同
七七事變後的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基地化」的「治臺三策」。「皇民化運動」內容包括:改姓名運動、取消漢文教育、禁用漢字漢語、更改服飾、廢除寺廟神祉；禁止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及與漢民族有關之宗教、民俗、演藝活動。同時在「皇民化運動」下，臺灣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實施志願兵制度，一九四四年八月進一步推行徵兵制度。在皇民化運動的風潮下，臺灣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成立一二四名委員組成的「皇民奉公會籌備委員會」。「臺灣文學奉公會」即是在「皇民奉公會」之指導下成立的組織。「臺灣文學奉公會」和「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從事宣揚日本皇國文化，樹立臺灣皇民文學的工作。日本文學報國會為確立日本主義的世界觀，連續召開三次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次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在東京舉行，在臺作家參加者有：西川滿、龍瑛宗、濱田集雄、張文環等四人，張我軍則以「華北」代表的身份參加大會。一九四三年，臺灣文學奉公會於十一月十三日在臺北市公會堂（今之中山堂）舉行「臺灣決戰文學會議」，以「確立本島文學決戰態勢」和「文學者的戰爭協力（其理念及實踐方策）」為中心議題，目的在動員全臺灣的文學工作者，展開思想戰，建立決戰文學體制，以配合武力戰爭。出席會議的全島文學者六十餘人中，臺籍作家有：郭水潭、黃得時、吳新榮、周金波、張文環、張星建、陳火泉、楊逵、龍瑛宗、呂赫若等人。大會在頒發該年度臺灣文學賞第一回受賞者呂赫若賞金五百圓後即進入議案討論。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文學奉公會要求創作「如實的描寫要塞臺灣戰鬥之姿，以資啟發島民，培養明朗豐潤之情操，振起對明日之活刀，並作為對產業戰士鼓舞激勵之糧」的文學作品下，選派了中、日作家十三人到各生產工廠或工作場所，去寫作實地採訪所得的報導文學。呂赫若亦是其中之一，而被迫寫下〈風頭水尾〉。 二、〈清秋〉主題與淵源 1.呂赫若的日記與《清秋》的《跋) 呂赫若在出版《清秋》時所寫的〈跋〉說，在將近十年的寫作生涯裡，他傍徨於「實在」(現實)與「空想」之間，希望能夠尋找出自我。在1943年以〈財子壽〉小說獲得第一回「台灣文學賞」的致謝詞說道：
在皇民化運動期間，他猶豫的情緒，是否是對於官方政策的有所保留呢? 在面對當時的「皇民文學」要求下，呂赫若對於創作的手法和題材曾說： 晚上不停地創作，裝入太多的時局性之故，情節感到不自然，真惱人，最近對〈兄弟〉的構成而頭痛，說要盛入什麼時代性，可是我不願意盛入糊里糊塗的時代性，堅持真實地、藝術性地，要寫生命長久的東西。 在這段時期裡，呂赫若的作品透露出一種不穩定的情緒，而以反映在〈清秋〉裡最為清楚。這篇未經發表就直接收入小說集的作品，描述一位回鄉準備開業的醫生耀勳，在等待許可證核准之前的心情。〈清秋〉的描述主題，簡單而言：為在皇民化的時局中，為自己的歸屬而煩惱的知識份子。 陳萬益先生據此認為：
〈清秋〉的「時代性」，在於呂赫若「響應」了當時的「南進」政策。表面上而言，呂赫若顧到了時局性的要求。然而，實質上的呂赫若又是想藉這篇文章說些什麼呢？ 呂正惠先生認為〈清秋〉是有所影射、有所寄託的：
呂赫若在構思〈石榴〉，曾在日記中提到：
這可以說是呂赫若對文學創作一貫的理念。文學創作對他來說毋寧是一個途徑，一個想指引社會大眾何處去的途徑。呂赫若：
以及在八月七日：
〈清秋〉最引人注目之處就在於，呂赫若兩度在日記中提到要指引本島知識階層。而當我們來看〈清秋〉的內容時，呂赫若又是提供了什麼樣的方向給本島知識份子呢？ 2.〈清秋〉耀勳的特殊性 A.內容大綱 故事背景為：當時日軍要求本島人民從軍進入高峰階段。主角耀勳留在家鄉行醫。但是，他遭到了雙重阻礙，一是來自同行的江有海，一是來自飲食店的黃明金。江有海以商業獲利方式行醫，非常擔心耀勳的開業競爭，似乎在暗中阻礙當局發給他「開業許可」。黃明金經營飲食店的房屋，則是向耀勳父親承租的。如果收回房屋，則黃明金一家也將陷入生活困境。耀勳在面對這些困難時，內心有意放棄開業。而使他解除難題的，則是江有海與黃明金都決定選擇「志願到南方去」去參戰。 B.主角身份 〈清秋〉的主角耀勳，他的身份是從日本回來的醫生。主角在此的身份架構跟呂赫若其他作品的劇中主角不大一樣，他脫離了鄉村的人物設定。另外其主題是描述在皇民化趨勢中為自己的歸屬而煩惱的男主角，就這層意義來看，可以說是呂赫若作品中的異色作品。當然，從他的其他作品之中也找得到和〈清秋〉的男主角耀勳有關連的角色。但是就從日本回來的醫生、以及為「皇民化」苦惱的這個意義上而言，〈清秋〉的確是加大了過去呂赫若對角色形像設定的框架的關鍵作品。 C.主角角度 〈清秋〉另外的特殊之處，是在當時皇民文學作品中，幾乎每位作者都是藉主角的身份在小說裡擁護或思考皇民運動的問題。而呂赫若卻不然，小說主角耀勳變成了「往南方去」的旁觀者。耀勳則反而留在自己的家鄉服務。葉石濤在討論〈清秋〉時，認為這是一篇反體制的作品，而能夠通過台灣總督府保安課的思想檢查，是拜賜於呂赫若審慎的寫作技巧。如果這樣的說法可以接受，那麼〈清秋〉當不只是消極的反體制而已，事實上還暗藏了積極的抵抗意志。果真如此嗎？ 耀勳在那時的環境氣氛下，他的使命感為何？他是怎麼看待「南方之路」呢？〈清秋〉的男主角耀勳，被設定為選擇從醫之路乃是為了盡孝道。從小說中，在耀勳身上的確找不到「皇民」的使命感，支配著他的是一種失落感：「從小就憧憬祖父的文學，到頭來還是立志學醫。我們兄弟的學問擺脫不了潮流下的營利思想嗎?」「曾經想做個筆耕的人，結果只是一場舊夢哪。」在不停的徬徨中，帶給主角穩定的認同是祖父這個角色，呂赫若在〈清秋〉中，描寫耀勳的祖父：
因此，呂正惠認為：
另外，面對日本都市與台灣鄉村，耀勳則是想在農村生活中找出自信的根基。耀勳被定為看重「孝道」、「漢文學」等反近代價值要素的人物，在探討耀勳這個角色時，這是重要的一點。 在呂赫若的成名作《牛車》裡，呂赫若直接表明了對近代的厭惡。另外，他否定近代，就等於否定了日本。例如《牛車》：
生活越來越方便，汽車漸漸普及，拉牛車的添丁卻越來越沒生意做。雖然那是因為近代化造成社會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悲劇，但是，呂赫若卻也看到了背後日本統治的陰影。然而，在〈清秋〉中，男主角耀勳的職業卻是「近代」的醫生，而且剛從日本回國。也就是說，耀勳是一個同時具有兩組矛盾要素的角色：「孝道」、「農村」、「漢文學」等反近代要素，和「留日」、「醫生」等近代要素。這使耀動比過去的呂赫若作品的劇中人物有著明顯的衝突與矛盾。〈清秋〉顯露出呂赫若擺盪在兩極之間的矛盾與困惑。 同時，故事進展，耀勳是處於等待的延宕裡，耀勳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從應該幫助他人的醫生變成壓迫窮苦人家搬家的迫害者，耀勳從自我厭惡，進而發展成對自我的不安及懷疑。耀勳，受近代資本主義思想教育的懷疑論者，從原本「不當鎮上的俗醫，而當一屆科學家鑽研醫學，創造人類的幸福」之崇高理想，而選擇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之下的「結果能留在父母所期待的地方，又能孝順父母，不亦善哉」。 另外，呂正惠也認為：
〈清秋〉表面描寫了台灣人響應「南進政策」，但實際上藉著主角人物的猶豫不決，呂赫若透露出一種政策與知識份子對時局的徬徨與苦悶。呂赫若的文風是寫實的，也是因為寫實，呂赫若便不能迴避戰時的時局氣氛，也不能違背當時日本政府對文藝的要求。呂赫若在此賦予大家族正面的形象：「我認為祖父就是神明」，「是家庭溫暖的根源」，在時局緊迫之際，家族之間反而親密團結起來了。此時，回歸到傳統的家族情感可視為與皇民化的對抗。 施叔：
而柳書琴認為：
楊千鶴：
呂赫若的「冷漠」使得耀勳的角度始終站於相對於當時時局的「旁觀」。耀勳所思考的不是如何成為「皇民」、不是要不要為「大和民族」而戰這類的問題。呂赫若的眼光，他所關心的角度毋寧是更深層的。在近代與身份的認同，知識份子自身何去何從？
三、〈清秋〉的身份認同處理 本節擬談呂赫若在〈清秋〉裡透露出的身份認同問題。而「認同」是什麼呢？「認同」指的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自認為屬於某一特定個人或群體的心理現象。有別於他人或他群的主觀認定和感覺，是認同的核心內涵。這種和別人或他群的差異，可能非常主觀而完全缺乏事實的基礎。不過重要的是某一個人或一群人，在主觀上和感情上認為他或他們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失去了這種獨特性或差異性，或更正確地說，失去了自我和他人的界限，認同就不可能存在。 1.語言的消失與認同 語言除了是人類溝通的工具之外，也是民族文化的標記。語言所代表的內涵不只是語言本身。它更是從虛構的自我通向真實自我的關鍵。如此理解之後，當我們回歸日據時期文學的語言時，便發現三種語言：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日文，之間的錯綜糾葛關係。在語言上，一方面隨著世代的遞嬗，台灣本土的聲音逐漸匯聚而與中國話文有所區隔；另一方面，為了對抗日本，「台灣人」在思考上逐漸萌芽。中國民族的概念逐漸轉化為「台灣人」的現實思考；而「台灣人」的存在成為既相對於中國、也相對於日本的必然現實。然而，這種從邊陲到中心思考的轉向，卻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深化、語言的強力滲透而再度面臨挑戰。伴隨著符號而來的認同感又為何呢？ 藉由日文，台灣知識份子的眼界開始看到世界的發展。另一方面，台灣的知識份子以日語來創作台灣文學，雖然文學的對象與內容並未改變，然而，知識份子卻因使用統治者語言而與一般民眾疏離。日據時代推行的國語政策不僅消滅了台灣人真正的聲音，從而模糊了台灣人的認同焦點；在面對龐大的語言勢力時，台灣人的精神因而出現焦燥與徬徨。因為當台灣知識份子吸收愈多的世界思潮，則他們了解自身的限制也愈深刻；尤其是操作統治者語言—日語的知識份子，當他們接近統治者的門檻愈近，他們在壓迫與被壓迫之間的撕裂就愈痛苦。於是，台灣知識份子的覺醒更深刻地反映在日文作家的心中。他們擁有更優秀的思想武器、更流利的抗辯語言、以及對日台差別更深刻的體認。然而，弔詭的是：當他們操作統治者的語言愈流利，則距離統治者的文化愈近；距離統治者的文化愈近，則與原來的台灣文化愈遙遠。而無論如何，都仍然無法改變本身被殖民的宿命。台灣日語文學就在這種撕裂的、拉鋸的、矛盾的苦惱中展開他們對自我、對民族、對階級、對自由的無止盡追尋。 台灣知識份子的苦惱意識正來自以漢民族的身份受日本大和民族的支配，而民族身份的不同也正是階級身份的差異，當民族與階級的問題合為一體時，知識份子的桎梏將更加牢靠，而他們對自己的不自由將更敏銳，也對無法擺脫不自由而更深刻地苦惱。在這樣的苦惱下，台灣作家呈現了高度的文學創作水準，受到日本內地文壇的重視，也顯示出知識份子對政治自由的夢想逐漸轉為精神自由的熱望。這種精神自由的熱望也同時表現在民族與階級解放的思想內涵中，而台灣日語文學者的心靈也不斷糾葛在這雙重壓力下。 反映在（清秋）上的就是這種不知所措的追求，與雙重的壓力。
2.夾縫中的認同難處 日據之初，總督府企圖將台灣人一變為「順良的日本人」，再變為「利害與共的日本國民」。為達成同化的目的，總督府的教育方針一方面堅守差別待遇與隔離政策，限制台人受高等教育之機會；另一方面又提供台人中等教育與專門訓練的受教機會，使技術勞工不必再完全仰賴日本。在這種有計畫的雙軌政策下，台灣知識份子遂同時跨越在傳統與現代、台語與日語、普羅與菁英、本土與世界的夾縫之間。 另外，以呂赫若寫作的歷程來看，呂赫若早期作品在寫個人與外在社會的衝突，後轉為家庭內對抗，而最後則是個人心理意識的交戰。（楊千鶴1995：10）這是在政治社會環境日漸緊縮的狀況下，作家與時俱變的必經歷程。 而在他個人的心理意識衝突時間點時，他是怎麼看待自己的認同去處呢？呂赫若在日記中記載他曾閱讀《北京好日》等書。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心中在世界主義的觀念下，似乎已將台灣與中國置於相同的地位，它們同屬於東洋精神文化的一支；台灣人結合中國的精神文化，並不抵觸日本提倡東洋文明的理念，這就成為台灣知識份子戰時思想的出口，期待融合各種流派來提昇台灣的文化地位，以作為抵抗日本皇民化運動的資援，並得以躋身東亞與世界文化的一環。在這種大東亞史觀的思想夾縫中，呂赫若試圖從台灣傳統家庭著手，重新反省台灣的民族性。也就是說，呂赫若必須在避開西洋文明、提昇台灣地位、又不致歌頌時局的諸多夾縫中，尋找一種屬於自我風格、又具有延展前途的創作形式。於是，在他心中只有長篇小說才能滿足此創作形式，因此他說：
就內在因素而言，東京時期也正是呂赫若心靈回歸台灣的契機。這或許是嚮往近代化的他所始料未及的吧！在其日記中，苦澀地記錄這段失落與再生的軌跡：
從對東京都會的失落轉向對台灣田園的擁抱，呂赫若有著對鄉土故鄉的一份執著；也有屬於知識份子的責任在身。
肆、結論 1937年，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宣告台灣朝向「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方面邁進，台灣的現代化與戰爭的深化齊頭並進，日本的國家主義與台灣的社會力量產生對決性的衝突。台灣的社會文化與風俗，受到不可避免的摧毀。台灣的「精神」與「文化」在救亡的思考基調下，產生復古運動的型態。當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的夢想，隨戰爭而失去生存空間時，台灣知識份子從過去唯物主義的批判角度（文明的），走向心靈的重建運動（文化的）。呂赫若在決戰前夕出走，決戰時期歸台（1942年），具體呈現他從近代嚮往回歸田園的思想轉向。回台後，為堅持台灣文化之存續，呂赫若不斷描摩台灣傳統人物與家族的聲音像貌。因為，除非從此封筆沉默，淡出文壇；否則，若想握有文壇之一定發言權，勢必要向時代有所妥協，也有所堅持。（清秋）表面上響應了當時的南進政策，事實上卻是在延宕中探討了，知識份子的職責所在與對鄉土的認同及愛護。
1 昭和十八年 台灣文學賞 呂赫若得獎感言 《台灣文學》四卷一號 鍾瑞芬譯文 2 〈兄弟〉為〈石榴〉的原訂題目 3 呂赫若昭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日記。轉引自鍾美芳〈呂赫若創作歷程初探-從「石榴」到「清秋」〉，清華大學「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嫩文，1994年11月，P.14 4 參考 《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 中的〈蕭條異代不同時〉，陳萬益。聯經出版社，1997年初版，台北。P.18 5 參考 《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 中的〈「皇民化」與「決戰」下的追索〉，呂正惠。聯經出版社，1997年初版，台北。P.39 6 呂赫若昭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日記。轉引自鍾美芳〈呂赫若創作歷程初探-從「石榴」到「清秋」〉，清華大學「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嫩文，1994年11月，P.16 7 參考〈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朱家慧，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6年。P.134 8 參考〈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朱家慧，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6年。P.135 9 參考 《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 中的〈「皇民化」與「決戰」下的追索〉，呂正惠。聯經出版社，1997年初版，台北。P.50 10 參考 垂水千惠 11 參考 《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 中的〈「皇民化」與「決戰」下的追索〉，呂正惠。聯經出版社，1997年初版，台北。P.52 12 參考施叔〈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份子〉，出自《文學台灣》第十五期，1995年夏季號 ，P.97 13 參考 《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 中的〈再剝石榴〉，柳書琴。聯經出版社，1997年初版，台北。P.161 14 參考楊千鶴 〈呂赫若及其日文小說之剖析〉出自《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 四月。P.171 15 參考 (張京媛)文化認同問題是每一個知識份子都會遇到的問題。如何界定自己？「我」與什麼認同？怎樣看待「我」與他者的關係？身分和認同不是由血統所決定的，而是社會和文化的結果。後殖民主體必須不斷地重新定位，尋找自己的位置。種族、階級、性別、地理位置影響「身分」的形成，具體的歷史過程、特定的社會、文化、政治語境也對「身分」和「認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殖民話語往往極為複雜。誰是我們的聽眾？我們在哪裏說話？發言的場所和講話的對象影響我們想要表達的意思。換句話說，身分可以作為一種表述的策略，用來拓展新的發言渠道。後殖民理論認為，沒有理論上的純粹，甚至那些反對本質論的人也能保持「中立」。知識份子應該意識到自己所虛的場所和知識生產的情況，意識到自己也是夾在意識形態的生產運作之中的。 16 參考〈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朱家慧，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6年。P.13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