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解」之必要─ 關於「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之會議觀察	李桂芳 99/11/23
I. 前言 II.歷史創傷與暴力的再現 III. 時空想像的指涉關係 IV. 台灣文學史被翻開閱讀的理解索引何在？
I. 前言
今年三月初經由文建會舉辦之「台灣文學經典會議」的討論，隨即引來了秉持本土理念與台灣精神人士的抗議，這些團體包括了獨派色彩濃厚的「台灣筆會」、「笠」詩刊、「台灣文藝」等藝文團體，他們除了針對史觀的質疑與入選作品的合法性，提出強烈的批判之外，甚而，還率領抗議人士到會場外拉布條抗議，此情此景，彷彿又將我們的目光，帶回到八０年代中期以後的台灣街頭運動的情緒，由於一種訴諸威權中心解體的激情效應，解嚴文化所引爆的抗議浪潮一直充滿了詭譎、洶湧的張力。但是，十年之後，抗議聲浪同樣還要打轉在中心/邊緣的對峙風波中嗎？基於長期受威權壓抑的心理，繼續以攻佔政治中心為首的抗議聲浪，有轉化歷史想像的能量嗎？或者，不斷相互擲出差異身份的認同政治，在強調放棄意識型態對決的同時，其實難以推卻彼此依然封閉的集團循環性格？特別令我感同身受的問題是台灣文學研究基礎的對話性是如何（被）建立以及（被）消解？以及現階段「看似」呈現「開放」意義的對話空間，又正在朝向怎樣「封閉」的歷史思維，透過「多重」歷史思維所折射的主體想像，又使得我們理解到的「台灣文學」是什麼呢？我們是不是還在激情的吶喊聲中，凸顯台灣多重族群的文化認同版圖？或者，這樣透過主體想像抗爭而來的歷史鏡頭，將永遠「停格」（the still）【註一】在時間發酵的原點，卻一直找不回真實的映照？又或者，這樣映照歷史現實的對話基礎，在轉換了歷史平檯之後，仍然無法解決實際上還是充滿了虛浮、不安的主體位置，以致於來自歷史想像的根本投注與譴責，都顯得如此愛恨並存。我們都應該審視對話的當下，所浮現的每一絲與現實牽扯的想像幽浮究竟來自何方？為台灣文學研究發聲的設問，究竟出於怎樣的文化心理？這樣的心理基礎背後，是否在企圖走出威權時代的國家神話之後，仍落入一場所指尚闕，卻已然面臨必須命名的難題。當各式各色的意識型態光譜，在這次會場的對話中，瞬間折射出許多可以引來彼此想像的身份位置時，同時，在仍然缺乏基礎的現實對話之中，我們落入的不該是萬劫不復的歷史想像情結，而是該如何能夠對歷史情結的紐帶，找到疏通的管道？一切來自現實的想像，將從「誤解」開始。回頁首
II.歷史創傷與暴力的再現
語言訊息本身與記憶影像，如果形成來自個別經驗的內部秩序，它如何以語言訊息形成的語境與其外的現實情境建立起對話的關係？當在場的楊翠或林至潔，以近乎逼臨創傷的聲音，幾近在訴說她們身為受難家屬的情結，大抵也觸動了台灣歷史記憶的終返與遺忘，使得她們感受到情感被邊緣化的消解與侵蝕，是一種來自親臨現實的暴力化，記憶的空間，如何透過影像的召喚，達至一種「真實的非真實性」（the real unreality）【註二】，而箇中專屬於家庭史的音響形象，又如何觸動每一個個別事例【註三】的情境化？從歷史暗隅解放的記憶形象，在言說情境不斷被放大意義的瞭解上，使得台灣文學的悲情意識於此顯露無遺，自我不斷邊緣化的位置，以及女性角色特有的感傷流連，終究使得悲情的意義被阻塞在歷史的原點，它彷若不曾透過另一道歷史命題的再生產過程，製造出新生意識的開端，反倒是所有懸浮與延宕的感傷情緒，更加造成了文化創傷的深化與難解。當語言訊息形成悲情文化與邊緣台灣的發言位置之後，它便暗示了某個歷史情結的匱缺，以致於某些被化約字義的語彙，在不被接收預期的成分之下，便形成了暴力的壓迫與權力的曲解，所以當劉紀蕙一語帶出「正在思索如何走出本土論述的暴力化與排他性」之後，引來本土論述者的抗議是可理解的，這樣的「誤解」型態，或許讓我們去思考的是：這樣的對話基礎與溝通方式，建立在尋求認同的傾向與相互對立的歷史衝突裡，究竟何者孰輕、何者孰重？又或者我們如何認知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論，才不致陷入反覆為歷史情結復仇的暴力模式呢？這一項隱含於台灣文學史建構論的歷史情結，或多或少造成戰後以來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曖昧難辨的認同面目。所以，相對于梅家玲提出「孤兒、孽子到野孩子」的戰後台灣家國認同與變遷的圖像，便顯示出歷史主體的質變與改易，提供了文學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差異圖像，但是主題意識先行的歷史斷代，卻也造成無法填補於持續歷史運動之下，父子秩序面目駁雜、曖昧的創作現象。當歷史目標開始具有方向性的指示作用時，往往造成特定歷史意義的鞏固，比方以父子秩序重新書寫家國歷史，相對地，也排除了家園建構者的女性位置；或者，陳芳明嘗試建立「女性與國族」的論述關係，是否真的以女性位置顛覆了大敘述的家國想像，竟也遺留下同樣的歷史問號，我們正在共同趨近的歷史原則，如何「再現」文學的歷史介面，或者，根本上重組文學與歷史的斷代思考，更重要的是凸顯我們到底「選擇」了或「遺棄」了怎樣的歷史意識。念茲在茲的是會場裡瀰漫了來自於歷史的不可遺忘，但是，有時候真實的歷史情境真像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中提及的因為歷史自身的荒誕、不經與錯誤，因而，不論是浮現嘴角的冷笑、或喧嘩如雷的狂笑，一切發笑之後的歷史感，便輕易的被「遺忘」了。來自歷史自身的虛偽性格或罪惡意識，又如何透過對於醜陋歷史的「遺忘」，而輕易地排除心中的罪惡呢？當相互詛咒的罪惡降臨，我們仍然沒有解決認同的問題，是否遺忘可以成為一種記憶的姿勢，如果，真的曾有歷史的真實的話？回頁首
III. 時空想像的指涉關係
針對如何在台灣文學史的歷史架構下談區域文學的概念，一直遭受到非議。最耳熟能詳的幾件公案如：如何定位張愛玲在台灣文學史的定位問題，則經常引人爭議的是到底張愛玲筆下的「上海」與「香港」與台灣文學有什麼干涉？或者，討論「皇民時期」的台灣文學，許多評者顯然很難面對皇民論述本身身份認同的分歧，以致於「內地」表現如何與本土意識掛勾的罪惡感，便成為加諸始源記憶神聖化的污點…這些屢見不鮮的時空想像，如何與台灣文學史的論述，形成指涉關係的明確認證，往往在過度強調淨空的本土空間上，打住了繼續追認文學想像標的物的來源，這當然不單止於地理空間的打樁而已，我們如何解釋特殊時空符號的置換與並陳，可能更加造成台灣文學史創作風貌的變遷，也許是下一個跳接的問題。比方說，日據時代日人為了延伸內地的統治，將台灣的許多地名置換成日本地名的稱謂【註四】；又比方說國民政府來台以後，也近乎以相同的手法，切換台人理解本土的空間想像，這些交錯時間軌跡的空間形式，如何形成特殊的「異國情調」？或者，它從來就是本土之內的「他者」，當空間符號不斷被賦予置換的想像時，更使得文學現象從發生到想像之間，完成了意識歷程底下的無數變造行為，而主體與時空關係的建立與解消，最終的想像-到底又如何終至被現實允諾的本土，在敘述關係之中套牢呢？很快地，我們發現當龔鵬程援引清代章學誠的方志說為區域文學的概念作說明時，其中賦予的本土思考是以中國方志的歷史想像為出發，而忍不住為本土伸援的呂興昌，當然也一本在野角色，追懷一步一腳印的鄉土情，並也道出據地在台的基本思考，只是陳萬益談的區域文學的概念，如何在具體的時空環境下執行有效的編史工作，其中保持差異又彷彿重疊的時空矛盾，恐怕更得思考的問題是著述者如何指涉時空，甚且解釋歷史的權力機構來自何方？地方文化中心、文建會，還是深具眼光的文學史家？在台灣文學研究的架構下，談區域的概念，如何不落入中國邊陲的陷阱？或者，在企圖走向「國族文學」【註五】為書寫標竿的認同政治上，台灣文學如何不落入所指尚闕，卻已然面臨命名之爭的重重險境呢？更為有趣的是，來自大陸的黎湘萍，以臧克家的頌詩，舔撫台灣的二二八傷口，不願去碰抵現實的想像是怎樣的想像，或者，成為歷史虛擬的現實，從來在放入想像的括號之後，便成為另一個被製造的歷史神話，黎湘萍迴避直接碰觸台灣現階段政治現實的複雜性，看似飽含祖國母親溫情的召喚，又如何始終化約歷史情愫的想像空間，因而，重複了過度溫情的媚俗性格？回頁首
IV. 台灣文學史被翻開閱讀的理解索引何在？
現階段台灣文學史的研究，可見的是大家一味地亟欲擺脫大敘述的歷史解釋框架，汲汲於從國族與女性、後殖民立場，或新歷史主義來獲取文學解釋權的標的。但是，在一切幾近駁雜的歷史認同取向上，如果一味地朝向國族文學的建構史邁進，是否根本上產生解釋效應的混淆，特別是彰顯在文學與歷史的指涉關係上，文學史家的「去」神話工作，如何不又是另一套昭然若揭的神話？這裡隱藏的問題是：本土神話的建構論所反映出的返祖行為，如何淪落成為國家意識型態運作意義的鞏固，特別是近幾年來自官方單位所贊助主辦的本土會議，很明顯的是強調熱愛本土、關懷本土的台灣文學研究，一方面本土觀的建立，幾乎很難撇清與本土政策思維並無二致的窘境；另一方面，來自民間的本土觀，卻又時時處於抗拒威權的集體壓抑情境，以致於當代台灣文學的研究風氣，使之為「應然」的歷史風格如何形成？卻少有人去反省。幾年前李登輝說「國民黨只有兩歲」時，引來輿論一片嘩然與焦慮，但背地裡也許有一大票人正暗爽「本土化」的時代總不會忘了他們，彼時台灣文學研究還是很「嫩」的新地！能夠真正落實於學院討論的基礎，以及如何與民間互動的問題，這恐怕不是單靠文建會多半幾場國際學術會議，或文化中心努力編纂史料，就能迎刃解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學院提出的思考，如何能夠在破除根本的意識型態鬥爭，而深入歷史情境與文化心理的考察，對於被翻閱開來的台灣文學史扉頁，才能夠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建立對話的開拓空間，否則，本土被「標籤化」以後，又順勢成為理解台灣文學史的索引，那麼，套句近日李登輝的那句「說清楚、講明白，票就自然來！」【註六】的選舉邏輯，實際運用到歷史詮釋權的發言者角色上，顯然正好說明了語言的虛構性與信仰力量的幻滅感正是相互相生的，而本土論述力量的來源，當然不應祇是從眾的一種機動的效應而已。我們推演了這次會議的對話空間，仍猶待在掙脫了政治壓境的恐怖時期，到揭竿而起的反抗中心論述，以致不得不面對台灣文學研究，仍處於歷史想像的誤解之中，我以為仍猶待更深遠的歷史眼光，才能夠解圍長期以來飽受苦悶與放逐的文學雙鄉意識的夢魘。回頁首
註釋：
【註一】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討論電影性時，特別強調劇照停格的捕捉。劇照的停格，宛如將影像置於空間之中，而近若靜物。寂靜的時間瞬間發酵，彷彿瞬間暫留的影像，油然存在於對立的凝視之中。（1988：65），對於特殊歷史鏡頭的記憶，如果藉由個人的回憶片段串連而成，它的影像元素，近乎是巴特談及的停格，因為它曾是如此瞬息、貫穿時間形式，卻又拒絕線性邏輯的原理。（1988：68）回本文【註二】延續我們討論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影像修辭，如果記憶影像如同攝影召喚物形並被重新置入記憶的空間，其中所呈現出的時空範疇將重新蘊含新的意義，如同「真實的非真實性」，曾在記憶空間的那一點，看起來真像就具存在時空之中，而「看起來真像」的追蹤，便為已經為匿跡的記憶影像，重新紀錄時間與變換空間。（1988：44）回本文【註三】佩爾斯（Peirce C.S.）認為解析符號存在的必要性，個別事例的成立與否，特別與情境化的動作有關，因此，此一符號元素成為來自特定意義的瞭解，因此，在這裡理解楊翠和林至潔的發言動作與聲音，特別予人一種受難的悲情形象，是其來有自的。回本文【註四】施淑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一文中指出：三０年代台灣文學意識面臨到「雙鄉的心理」和「心理的雙鄉」的矛盾性格，正與殖民地母國以山川符號的重構與時間維度的更易，直接實行對於台灣時空想像的操控。（1997：104-115）回本文【註五】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幾乎成為國族文學建構尊奉的範本，但是，一部草創維艱的文學史，如何躍升為經典？其中歷史解釋權力平反的過程，恐怕更是此間命名之爭的根源所在。回本文【註六】李登輝在十一月十八日的國民黨新舊中委會交接會上，提出的選舉配套格言即是此句。有意思的是這則公開化的宣稱與動作影像的配合，反倒製造出戲劇化的效果。李登輝在說出此句標語之前，賣了一個關子，他說他有「勝選的秘密」，隨即從西裝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片，並唸出「說清楚、講明白，票就自然來！」，台下國民黨官員隨即一片掌聲喝采，這段深具馬戲團魔術表演效果的新聞片段，在廣告意涵上，更是證明李登輝樂此不疲地玩弄「真實」與「虛構」的語言策略，「明白、清楚」的真相彷彿是要解除大眾對於虛浮選舉氣氛的疑慮，但是如何「講、說」的配套動作，卻又擺明了一人耍戲的撒謊政治，當然也更暴露國民黨黨機器運作的愚昧，始終操控在李登輝一人之手；另一個訊息傳播策略失敗的例子是，國民黨在開除宋楚瑜的隔天，文工會領先在電子媒體播出的兩段廣告，廣告的表面訊息無非是透過今昔之比的對照，企圖貶抑、反諷宋楚瑜出爾反爾的背信忘義，但是，這則廣告的失敗因素就在於：國民黨百年老店唯一經營的招式，就是黨機器的意識型態充滿了對於人性虛無的不可置信與恐懼，以致於「不服從黨」與「叛黨」劃下了最後出局的命運，卻無法解釋集團特徵作為與群眾結合的標的物，如何一味地失落在現實的神話底下？回本文回頁首、回線上論文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