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體的「賤斥」──

論克莉絲蒂娃的語言中分裂主體與文化恐懼結構

一、克莉絲蒂娃的生平與主要思想背景

二、精神分析與文化研究

I. 象徵系統與主體的關連

II. 語言、主體與精神分析

III. 符號界的動力如何滲透入象徵界

三、《恐怖的力量》與賤斥

I. 驅逐的暴力來自於何處？

II. 主體的形成

III. 文化恐懼結構與「母親」的問題

1. 原初壓抑

2. 經濟邏輯

3. 恐懼結構與「母親」的問題

四、「恐懼」與精神分析書寫

    茱莉亞•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於一九四一年出生於保加利亞，從小便進入法語幼稚園就學，因此法語成為她的第二語言。克莉絲蒂娃的主要思想背景屬於康德、黑格爾之哲學傳統，語言學以及俄國巴赫汀的後形式主義。一九六五年她到了法國攻讀博士學位，轉向了巴特的後結構主義。到了巴黎以後，克莉絲蒂娃同時加入了新小說家菲力浦•索萊爾(Phillippe Sollers)所創刊的《原樣》(Tel Quel)雜誌團體。由於索萊爾對巴岱耶(Georges Bataille)與佛洛伊德的強烈興趣，她也開始研究佛洛伊德，甚至於七十年代參加拉康的討論會(Seminar)。一九七九年，克莉絲蒂娃正式成為了精神分析師，除了執業與在巴黎第七大學任教之外，她也持續書寫一系列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文化批評著作，包括《恐怖的力量》(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1980)、《愛的故事》(Tales of Love, 1983)、《黑色太陽》(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1987)、《沒有國家主義的國家》(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 1990)、《我們的異鄉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 1991)以及《靈魂的新痼疾》(New Maladies of the Soul. 1993)等對文化研究影響深遠的書。

    《原樣》這個雜誌的同仁團體深受超現實主義小說的影響，因此，它出版亞陶(Antonin Artaud)與巴岱耶未發表的作品，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新小說，例如霍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與娜塔麗•薩侯特(Nathalie Sarraute)的作品，以及有同樣思想脈絡的同時期重要批評家，包括巴特，傅柯，德希達，拉康，以及克莉絲蒂娃本人的理論。據克莉絲蒂娃所言，他們當時常常徹夜討論文學與哲學，語言中的無意識狀態，符號的表義過程，符號中的身體，以及書寫中的主體性等問題。這些取向都導引了六十、七十年代後結構主義與與解構主義的發生。

    後結構主義者如巴特，傅柯，德希達，德勒茲，拉康與克莉絲蒂娃等人結合了法國當時思想界的主流，也就是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分析，而展開了影響深遠的後結構主義。克莉絲蒂娃回顧這個後結構主義發生的時刻，曾經表示，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再是結構主義所宣稱被固定在結構之中。他們質疑笛卡兒式的認知主體，他們相信意義是多音多義的，表義過程所遵循的是異質的邏輯，是播散(dissemination)，試煉(trial)，反抗(revolt)，快感(jouissance)，也是暴力(violence)，賤斥(abjection)與恐怖(horror)。這些後結構主義者所使用的關鍵性概念都朝向脫離認同式(identificatory)的思考模式，抗拒「同一」的想像(Guberman 259)。解構主義者這種對於「單一論述」（monolithic）想像的警覺與懷疑，對於異質多音的尊重，從語言中觀看主體被囚禁以及被釋放的可能性，以及以書寫介入公共領域、重新理解歷史的堅持，都使得主體不至於被扁平化的國家論述所控制，而有可能是個流動的主體。

    克莉絲蒂娃更是持續思考主體性的多元複雜與流放。貫串克莉絲蒂娃的書寫而反覆出現的主題，便是處於邊緣狀態而沒有固定身份認同的主體性。克莉絲蒂娃所討論的「過程中的主體」(subject in process)，其實是個無政府狀態的主體。她基本上認為不要有固定的身份認同，保持變化的主體，才有可能不斷更新，不斷創造。這就是她所討論的「在危機狀態中的主體」。 1對克莉絲蒂娃而言，危機表示轉化與創造。創造絕對不是複製父系論述，而是試圖使被壓抑的符號動力再次釋放。這個符號動力，如同無意識，如同「陰性特質」（le feminin），被象徵系統所排除賤斥。創造便需要挖掘這個屬於陰性空間的動力，這個屬於個人的私密空間。透過美學與知性的昇華，也就是書寫與創作，我們才有可能將此被壓抑的記憶重新透過語言而使之得以釋放與理解。

    克莉絲蒂娃的文字時常穿插著極端抒情而流動的風格，但也夾雜著非常清晰的哲學式分析論述。她解釋這是她與研究對象的雙重論述關係所致：透過模擬論述進入對象的主觀狀態，然後離開此對象，在距離之外進行知識論述的建構與詮釋。這種往復論述，建立於後設(meta)的思考；模擬論述可以使研究者進入對象並獲得理解，而後設思考則可以使研究者與其對象保持距離。書寫者在文字中窮盡自己的語言，帶出自己的陰性空間，也就是自己的符號動力與幻想，從而得以向既定的知識及語言系統挑戰(Lipkowitz and Loselle 31; 33)。

    閱讀克莉絲蒂娃，我們最會感興趣與好奇的，就是她如何展開精神分析理論來回應有關語言與文化的問題。克莉絲蒂娃所探討的幾種議題，例如賤斥，恐怖，憂鬱，自戀等，都是文化主體性的不同面貌。她的《恐怖的力量》、《愛的故事》與《黑色太陽》，從文化對象的賤斥，文化對象的結合，到文化對象的死亡，這三部曲可以說是從精神分析出發所進行的文化研究最好的例子。克莉絲蒂娃九十年代的論著，例如《沒有國家主義的國家》、《我們的異鄉人》、《靈魂的新痼疾》以及《歐洲主體的危機》則是更為面對社會與公民議題的精神分析式文化研究。在Lipkowitz and Loselle的訪談中，克莉絲蒂娃表示，文化層次上處於「交叉點位置的議題」(intersection topics)，時常需要結合語言學、哲學、歷史、宗教、藝術等不同學科，才能夠深入地思考與探討。而對她而言，「精神分析位置」是一種對於特定議題進行跨學科綜合人文研究的有效方法。從「精神分析位置」出發所進行的批評論述並不是不同學科知識的拼貼，而是一種知識的重組與綜合。研究者進入不同領域後，獲得理解而離開，並進行詮釋(Lipkowitz and Loselle 20)。克莉絲蒂娃所操作的精神分析文化研究，能夠提供我們不同於科學與實證主義的理解模式，這也是我們可以參考的軸向。

    在以上的介紹之後，我希望將克莉絲蒂娃所探討的文化主體性問題放置於幾個脈絡之下討論，以便讓讀者更為清楚地掌握她的精神分析及文化研究是如何展開的。這些問題脈絡是：（1）象徵系統與主體的關連，（2）語言中的分裂主體，以及（3）象徵界與符號界。從這三個脈絡出發，我們便可以繼續深究克莉絲蒂娃在《恐怖的力量》所提出的驅逐與「賤斥」(abjection)理論，主體的形成，文化的恐懼模式，以及陰性語言和「母親」的關連。

    建構論帶引我們思考主體位置如何被語言與象徵系統所模塑，被管理機制與物質環境所制約，被集體記憶以及文化儀式反覆增強。阿圖塞所強調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之召喚，將主體在象徵系統中的位置界定得十分清楚。意識型態透過國家機器規範了主體的價值標準與行為尺度。主體自發與自由地接受其服從之戒律，而透過此接合，縫合，主體才得以完成。在主體成為主體之前，「辨識」此意識型態的召喚，與被大主體辨識，是個重要的過程(Althusser 321)。因此，大主體的存在先於小主體的出現。小主體需要先發現此「獨一」、「絕對」、「他者」之大主體，才能夠確認要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成為「道」的「身體之一部分」(Althusser 321-2)。

    這種被建構的主體觀，傅柯的討論更為透徹。對於傅柯而言，所謂「主體」的慾望模式與倫理關係，是建立在權力機制的管理模式之上。傅柯在《愉悅之為用》(The Use of Pleasure)的序論中，很清楚地指出，他所探討的是論述的形成，權力系統的執行與策略的選擇，慾望主體的位置，以及此主體之系譜學(Foucault 1985:5)。可是，什麼是「慾望主體」呢？傅柯所討論的「慾望主體」是要呈現「個體如何被導引而朝向對自身以及對他人之慾望」，以及此種慾望如何被詮釋，如何被控制，如何被模塑(Foucault 1985:5-6)。傅柯進一步指出，他所討論的，具體的說，便是「倫理主體」(ethical subject)，也就是個體如何構成他自身道德行為的規範，如何以忠誠來嚴格執行禁令與責任，如何服從規範與控管慾望之掙扎。這些倫理面向牽涉了個體「與自我關係的形式」(the forms of relations with the self)，也就是傅科所謂的「服從的模式」(the mode of subjection)。而這種服從，可以透過維護或是復興某一種精神傳統來展現，或是透過以自身的生活，或是生命，來示範特定範疇的美、高貴或是完善的標準，甚至會盡其所能地透過長久的學習、背誦、教養，來服從紀律，棄絕愉悅，嚴厲地打擊惡行(Foucault 1985:27)。在《自我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一文中，傅柯也指出「自我的技術」是自我管理技術最為重要的一環：「使得個體得以透過他們自己的能力或是他人的協助，而操控他們自己的身體與靈魂、思想、行為與舉止，以便改變自身，進而達到愉悅、純淨、智慧、完滿與不朽的狀態」 (Foucault 1988:18) 。

    對於主體位置被語言之象徵系統建構的問題，我們可以轉到對語言做過深刻思考的海德格。他在〈同一律〉（Identity）與〈技術的追問〉這些文章中所質問的便是：語言有其歷史性與框限。我們身處語言之中，受到該歷史時代所設置的「座架」(Ge-stell)之擺置與逼索，朝向「被允許進入的歸屬之處」跳躍，與此座架同一，並以歸屬此座架為存在的依據，進而依此進行「對於一切的規劃與計算」（《海德格爾選集》 654-5, 937-40）。主體在語言中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認同的座標，而此位置與座標，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中已經被設定或是正在形成中的架構。每個時代都在自行完成一個屬於該時代的座架，是個隱蔽而不需檢驗的立場，但是這個架構卻遮蔽了主體存有的整體狀態。這種遮蔽，是歷史的遮蔽，是遺忘。因此，海德格直接指出，面對「這個時代正在自行完成的形而上學的隱蔽立場」，我們需要進行一種本質性的爭辯，以便「把我們自己的歷史性本質從歷史學和世界觀的蒙蔽中解放出來。」（〈尼采的話「上帝死了」〉《海德格爾選集》 801）

II、 語言、主體與精神分析

    海德格所說的技術世界之「座架」，以及這個時代正在自行完成的「形而上學的隱蔽立場」，與阿圖塞所說的意識型態與絕對主體，以及傅柯所說的倫理主體的形成，都有其如出一轍的論述架構。歷史事實被不同的敘述觀點建構，主體投向不同的座架。然而，精神分析學者對此建構論所提出的主體觀是不滿意的。精神分析學者會問：什麼因素使得阿圖塞或是傅柯所談論的絕對主體與規訓體制開始內化？為何主體願意棄絕愉悅、銷毀自我？主體的棄絕與自我銷毀牽涉了什麼樣的動力模式？其中含有什麼樣的經濟交換邏輯？或者主體在朝向海德格所說的技術世界的「座架」躍升而任其擺置逼索，或是朝向阿圖塞所說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急切縫合時，他所「投注/投資」(cathect, invest)的是什麼？當動力的量(quantity)依舊強大，但是投注的路徑與對象改變時，主體所交換而得的是什麼？

    進一步從語言的層面切入，精神分析學者還可以繼續問：要如何探知語言與主體的關係？如何捕捉語言中隱藏在層層架構與偽裝之下的主體？當我們討論「詞」(words)與「物」(things)的不穩定關係，或是能指與所指的斷裂時，要如何檢視象徵系統受到無意識過程滲透而鬆動的痕跡？

    精神分析對於語言的認知是複雜的。精神分析會認為語言中結構之斷裂與異質性，才是我們掌握主體流動性的起點。從佛洛伊德到拉康，再到克莉絲蒂娃，他們所持續探索的，都是語言的斷裂以及語言中主體的分裂狀態。

    拉康所說的「鏡像結構」，就如同海德格所談論的「座架」或是阿圖塞所討論的絕對主體，是決定主體位置的空間架構。但是，拉康所要強調的是鏡像的誤識結構與虛構性，主體被「空間認同的誘惑」所劫持(caught up in the lure of spatial identification)的問題，以及能指的流動與表義的轉向(veering of signification)是如何發生的（Ecrits 163），都是他對於「我」的身份認同問題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因此，精神分析會強調語言結構之斷裂與異質性是主體浮現之處。這種對於語言的本質性探究，我們仍舊可以回到海德格。海德格說，語言崩解之處，「某物」顯現。語言崩解破碎處，詩人「拋棄了他從前與語詞的關係」，棄絕語言，於是語言所無法表達、無法命名之處，主體與「物」的關係卻隨之顯現（《海德格爾選集》 1071）。海德格討論的語言「剖面」(aufriss)，既是切開之處，又是接合之處。詩的語言就在這種語言的內在裂縫以最遙遠的關係將不在場者帶到鄰近之處（《海德格爾選集》 1131-32）。而語言在自我隱藏處，向彼此顯露。語言要將記憶中已經抽身離去者帶到切近之處（《海德格爾選集》 1178, 1210）。海德格也說，the Thing無法透過日常語言或是陳述語言表達，也不能藉由高昂的宣示陳述語言捕捉，更不是現代技術所要求的快速思想與「科學方法」所能夠靠近（《海德格爾選集》 1067-8, 1071）；the Thing仍舊只有透過語言中的經驗，透過曲折隱晦充滿逾越規矩而溢出的語言，透過如同症狀一般的鄰近與遙遠，一種遮掩與否定，主體的位置才得以依稀揭露。

    海德格所提出語言既遮蔽又揭露，既遙遠又鄰近，透過否定才得以呈現的主體經驗，與精神分析所探究的，十分接近。這就是為什麼克莉絲蒂娃晚近重讀海德格《什麼是形上學？》時，指出海德格的「虛無」概念並非理性認知的否定，而是本能的排斥。海德格這種論點便碰觸到了佛洛伊德所提出的無意識狀態(Kristeva 2002 :155)。而他的「沈默」(Stimmung)的概念也與佛洛伊德的死亡欲力，否認，解消連結，有內在的關連(Kristeva 2002 :156-57)。

    拉康也談論海德格的語言概念。拉康提及了海德格所談論的語言中，曾經存在卻又不存在的曖昧性，正如同歇斯底里之語言，既不是真實也不是虛假，既在此又不在此。也就是說，精神分析所展現的回憶，不是有關現實(reality)的問題，而是有關真理(truth)的問題：回憶的語言是主體透過主觀地回憶重組所有的事件，以便重組自己。因此，主體透過朝向他者的語言，而構成他承受自身歷史的語言（Ecrits 48）。真理便在真實之中出現(Ecrits 49)。拉康也說，夢的語言，症狀的語言，透過隱蔽，迴避，扭曲，透過語言背後「飄忽不定的存有」，「不在場構成的顯現」 (Ecrits 65)，如同「間隔話語的堵塞物」(Ecrits 58)，此語言同時既揭露，也指向被壓抑而不存在，但在過去卻曾經歷過的痕跡。拉康在〈精神分析中的言語和語言的作用和領域〉中，提到只有在「不在場」 (absence) 中語言才能夠被帶出在場(presence)，只有透過聆聽，不只聽語言的聲音中的物質性，才會聽到被揭露的真實(Ecrits 45) 。

    海德格與拉康所提出的語言裂縫，以及主體在語言裂縫之處出現的論點，十分類似；這種語言裂縫處的主體浮現，也就是克莉絲蒂娃所說的象徵系統之下說話主體所顯露的分裂主體狀態。這其實也是佛洛伊德所討論有關症狀之同時既遮蔽壓抑又揭露滿足的曲折雙向動力。

    佛洛伊德曾說，意識與無意識不同系統的動力會有反向的作用，自我的邊界好像有個混合駐軍的邊防站，而此分裂，則是主體的面貌。此分裂，導致意識與無意識的溝通斷裂。佛洛伊德說，“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它所在之處，我必隨之而行」(509) (lecture 31)。拉康說，「我思故我不在」，「我在我所不思之處」(Ecrits 166)。無意識中的欲力，持續尋求貫注附著於符號，以便能夠尋得「它」的代表，這就是符號的動力(semiotic drive)。然而，此欲力只有透過扭曲轉折，才得以在意識行為中出現，甚而會改變其規則。因此，唯有透過意識活動中殘留的無意識衍生物，我們才有可能循著此衍生物扭曲偽裝的路徑，依稀回溯捕捉無意識壓抑的起點。意識行為背後被壓抑的衝動是什麼？發生了什麼替代性的症狀？壓抑的動機來自何處？此症狀如何說明了文化的內在矛盾(ambivalence)？文化論述中防衛性的攻擊與嚴苛，或是禁忌，背後被滿足的動力與幻想是什麼？

    因此，精神分析所要說明的，不是陳述中的能動/被建構之主體，不是現代性所發展出來的被組織化的「個體」，不是「我思故我在」的認知主體。精神分析對於自我自動取消與隔離意識所造成的精神「盲點」(scoptomization)，有關症狀中生死攸關而強制重複的儀式，有關焦慮如同兌換幣一般所交換的動力，欲力所變換的路徑以及如同潮汐岩漿之往復與層層覆蓋沈澱，都讓我們對於「主體」有了新的理解。

III. 符號界的動力如何滲透入象徵界？

    符號界的動力如何滲透到象徵界而改變其遊戲規則呢？克莉絲蒂娃在〈系統與說話主體〉(The System and the Speaking Subject)一文中，清楚指出，符號學的貢獻在於其揭露了各種意識型態背後運作的符號系統與指涉法則。無論是神話、儀式、道德規範或是藝術，都被架構於此符號系統之中。因此，任何語言與論述都服從此指涉運作之系統，而主體也都已然鑲嵌於其歷史與文化的脈絡之中，依循著其所置身之社會法則而發言。但是，這種結構主義式的符號學知識卻無法處理語言內在的雙重功能，也就是與其所依循的社會合約所並存的遊戲愉悅與慾望的另一面向。這便是她所要提出來的「說話主體」的論點，也就是說，「說話主體」是分裂的主體，擺盪於社會結構制約與無意識欲力的兩軸之間。因此，克莉絲蒂娃認為，若僅以符號系統來研究語言行為，或是任何的文化文本與論述構成，則最後可能都被簡約為幾套社會符碼及語言系統。這就是為什麼她要將研究轉向「表義過程」，探討在象徵系統之中各種意義變化的原因（Kristeva 1986:25-29）。

    在〈詩語言的革命〉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一文中，克莉絲蒂娃用兩個相互依存而共同構成指涉過程的樣式，符號界與象徵界(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說明說話主體的發言過程。符號界，根據克莉絲蒂娃的說法，是佛洛伊德所謂的無意識原初過程。它既是能量的釋放也是精神刻痕的欲力，構成了如同柏拉圖所說的chora，一個有滋養孕育而尚未定型的語言之前的「母性空間」，它只能透過聲音、姿勢或運動節奏的方式呈現。這個節奏空間還沒有任何固定或統一的身份，但卻依循著一種規律的驅動過程而運作。這種符號欲力，永遠是朝向母親的身體發動，立即具有吸納與摧毀的反向矛盾。因為，根據克莉絲蒂娃的理論，由於母親是所有發言的對象，母親因而佔據著「他性的空間」(the place of alterity)：「她豐盈飽滿的身體，收容與承諾所有的需求，滿足所有的自戀想像。換句話說，她就是那個陽具」(Kristeva 1986:101)。克莉絲蒂娃此處指出，母親的身體仲介著象徵律法與組織社會關係的原則，也因此便必然是導向摧毀、攻擊與死亡的起點。此欲力愛恨並存的雙向動力會受到最為原始的死亡欲力所主導：欲力變成為抗拒停滯的攻擊，而此欲力亦構成了釋放動力的反覆。

    幻想於是透過說話主體的符號動力而滲透入象徵界，製造能指的斷裂。所有擾亂社會檢查制度的騷動，便在詩語言中出現，也同時破壞了象徵本身。詩人建立文字中的客體，替代母親，將「母性空間」重新投資於象徵秩序中﹐從而踰越其規範與象徵法則(Kristeva 1986: 114)。依照上述之說法﹐象徵界便是不穩定的，克莉絲蒂娃也說明，正是這種無終止、不需結構與統合而不斷湧現的符號動力，使得文本成為表義實踐的場域。只有如此，主體才會不斷向既定的斷論提出質疑，而置換出新的位置（Kristeva 1986: 104）。

    以精神分析對於語言中的分裂主體以及象徵界與符號界的理論架構作為基礎，我們便可以進一步討論克莉絲蒂娃在《恐怖的力量》一書中如何發展有關文化中排他暴力的論點。

三、《恐怖的力量》與賤斥

I. 驅逐的暴力來自於何處？

    克莉絲蒂娃在《恐怖的力量》一書中所提出最根本的問題，便是我們的文化為何會發展出以激烈而近乎兇殘的攻擊性，驅逐異於己身者？或者，換一種問法：主體的形成為何會帶有激烈的排他暴力？

    在書中的討論，克莉絲蒂娃接續此基本問題而陸續提出的，便是群體與文化活動之中主體性位置的問題：在主體的精神過程中，這種驅逐暴力到底是為什麼會發生？是誰要求此驅逐的行動？我們到底要如何解釋個人精神活動中的驅逐動力？文化論述層次的驅逐活動是以什麼樣的經濟模式延展？書寫又以什麼樣的符號化過程將這些動力轉變成為不同模式的活動？這一系列的問題，將會把我們帶到精神分析面對文化現象所試圖探討與展開的詮釋活動。

    驅逐異己的暴力，根據克莉絲蒂娃的描述，像是剷去雙目所及的不潔之物，其激烈就像是要剜除雙目一般，或防避髒污以免沾染於身，或嘔吐出不屬於自身系統的異質殘渣，執行體制中的清理淨化，甚而集體屠殺異己者。克莉絲蒂娃指出，宗教儀式中的各種玷污禁忌與淨化儀式（第三章），以及聖經中的各種充滿憎惡的符號學（第四、五章），都具有同樣的驅逐暴力。

    克莉絲蒂娃更花了半本書的篇幅（第六∼十章）處理反猶太主義兼法西斯主義者謝琳（Celine）奇特而幾近瘋狂的書寫風格，而謝琳的書寫充分展露出了以戰爭為快感場域、以猶太人為詛咒厭棄之污穢對象的激烈心態：

他把手指插進傷口中…他的雙手穿進肉裡…他朝所有洞口衝鋒陷陣…他拔掉邊緣！…抽出爛肉！他猛攪亂翻！…他被卡住…手腕卡在骨頭裡！有斷裂聲……有種袋狀的東西爆裂！…汁液滿地流竄！四處飛濺！一堆腦漿和血液！…噴灑在四周。（《死亡借貸》198）

……他們奄奄一息、臭氣沖天、滲漏體液、滾下陰溝，但還在問他們可以在駉訥維耶（Gennevillers）做什麼？沒錯！滾進垃圾堆！下陰溝！……[…]人類歷史的真義……我們的進展！先跳到這裡！……到處是尖頭木樁！純化精練活體解剖……熱氣蒸騰的、掀開的皮膚……（《俚歌咚》856）

【猶太人】是個擬態蟲、是個娼妓，要不是他的貪婪，他早就會因為成天混在其他人當中而被消解，但他的貪婪拯救了自己，他教所有種族、所有人類、所有動物疲倦不堪，大地現在已是精疲力竭[…]他總是要煩擾全宇宙、老天、好心的神、星辰，他什麼都要，要了還要，他要月亮，要我們的骨頭，要把我們腸子掛在捲髮夾子上用來佈置安息日和裝飾嘉年華會。（《進退維谷》 142）

這些文字讓我們立即看到驅逐的暴力與瘋狂。我們會問，人類為何會有如此殘酷的行為？文學作品為何要逼視此死亡血腥，呈現此瘋狂？文字中的理性控制為何消失了？這種脫韁野馬式的瘋狂書寫是否會污染人心？從薩德、洛特曼、巴岱耶到謝琳，他們的殘酷書寫讓我們認識了什麼樣的真實？逼視人性中「惡魔」與黑暗的成分，會讓我們對人性有什麼樣的理解呢？

    對於克莉絲蒂娃來說，文字中的瘋狂與殘暴，其實與污染人心或是風俗教化完全無關。文字中的瘋狂與惡魔，正是人性中被壓抑的恐懼對象之復出，一種真實的面貌。這是主體永遠畏懼的自身內在陰性成分，此陰性成分隨時可能會滿溢、氾濫而致失控。無意識中騷動而無名的欲力只有符號化之後，才可能進入意識，被正面對待。因此，透過文字與藝術的昇華，此無名欲力符號化而成為所謂的「陰性書寫」，我們便因此而能夠窺見主體所恐懼排斥的對象何在。

II.主體的形成

    驅逐暴力的原型，根據克莉絲蒂娃的論點，便是「賤斥」(abjection)作用開始之時，也正是主體出現的最早時刻。在一次訪談中，克莉絲蒂娃承認她所使用的abjection一詞很難適切地翻譯成令一種語言。她說，這是一種強烈的厭惡排斥之感，好像看到了腐爛物而要嘔吐，而這種厭惡感同時是身體反應的，也是象徵秩序的，使人強烈的排斥抗拒此外在的威脅，然而此外在威脅其實同時也引發了內在的威脅。克莉絲蒂娃認為，這種抗拒，始自於主體對於母體的抗拒，因為若不離開母體，主體永遠不會發生(Baruch 118)。

    克莉絲蒂娃所討論的主體分裂的起點，或她所稱的「賤-斥」，是一種推離排拒的動力。Ab是遠離，而ject是推開、拋出。推離母親，推離因與母體牽連而攜帶的不潔之物，「如同痙攣，是吸引與推拒的漩渦」，是「存在本身最暴烈而黑暗的反抗」（Powers of Horror 1）。克莉絲蒂娃指出，這種推離賤斥的產生，源自於「對身分認同、體系和秩序的擾亂，是對界限、位置與規則的不尊重。是一種處於二者之間、曖昧和摻混的狀態」的壓抑與制止。(《恐怖的力量》 6)

對於這個作為父母慾望符號的成分，「我」（je）不想要、不想知道、不想吸收，所以「我」把它排出去。然而，這食物對那個只存在於父母慾望中的「我」（moi）而言，並不是一個他者，所以，在我驅逐「我」、唾棄「我」、嘔出「我」的行動中，「我」同時企圖將「我」安置。(《恐怖的力量》 5)

「我」正以自身的死亡為代價，逐漸變成一個他者。在這條「我」逐漸成形的道路上，我在哭號與嘔吐的暴力中，把「我」生下。症狀的無言抗議、驚厥所引起的大肆喧嘩，當然都在象徵系統中運作，但是，無法、亦不願整合到這系統中的本我（ca），仍然以它自己的方式做出反應，它發洩，它賤斥（abjecter）(《恐怖的力量》 5)

主體的形成，開始於它與母親的分離。因此，這個賤斥，是推離自身；推離自身來自於母體的雜質，才能進入象徵秩序，主體才開始出現，才開始表達（《恐怖的力量》 3）。因此，主體與母親的分離不是現實原則的介入或是父性禁令的干預，它並不始於拉康所討論的伊底帕斯三角關係型構所牽涉的「大寫他者」或是「至高他者」，而是主體的激烈推離與拒斥，來自於自身的原初壓抑與賤斥。2因此，克莉絲蒂娃認為，主體結構化過程中發生的分離與禁止接觸，開始於更為古老而原始的主體發生之時。這時，主/客體尚未區分，二元關係仍不穩定，而一個無名『他者』的身分逐漸顯現自身，以一種不可名狀的相異性（alterite）出現，也就是所謂的「陰性特質」（le feminin）。

III. 文化恐懼結構與「母親」的問題

    然而，克莉絲蒂娃對於賤斥的討論最有啟發的，是這些因恐懼而排除賤斥的對象必須從其文化脈絡來理解。為什麼在文化上某一些事物會成為令人反感或是噁心之物呢？人類學家認為，沒有任何事物在本質上是「令人噁心」的，「唯有當某事物違反了特定象徵系統中的分類規則時，它才變得『噁心』」。 克莉絲蒂娃便進一步追問，「為何是此一分類系統而不是另一個？」這種分類系統「呼應了哪些社會需求、主體需求，以及社會-主體的互動需要？」(Kristeva 1980: 121) 克莉絲蒂娃說，賤斥作用與「潔淨／不潔」的配置必然會發生，並且在每個人的個人生命史引發了長期而持續的抗爭，以便因分離而成為言說主體，或是成為遵從神聖律法之主體 (《恐怖的力量》 124)。

    以克莉絲蒂娃的說法，這些違反了象徵系統之分類原則的物質，屬於原初本有的、來自於「母性」狀態的物質，因為不容於此象徵系統，而成為了「噁心」與必需嘔吐賤斥之物。此嘔吐賤斥之母性物質，也成為主體強烈恐懼而不敢沾染之物。3克莉絲蒂娃從精神分析的理解出發，指出了主體與社會象徵系統的相互依存關係：主體的形成，主體所承受的分類系統與排除動力，都是從他所置身的社會象徵體系開始。因此，主體的結構化過程，例如分離、區隔、認同、排除等，都與社會象徵體系之間有其相互呼應的必然關連。

    因此，若要問文化中的驅逐行為何以如此激烈？其原因正是因為這驅逐與主體形成時對母體的掙脫，有相同的迫切與恐懼之驅使。然而，若依循前文所討論的，不容於象徵系統的母性「雜質」是主體要推離賤斥之物，而此賤斥之物同時成為主體恐懼逃避之原型，那麼，文化系統中推離賤斥與恐懼的對象是誰呢？當文化主體要形成之時，當這個恐懼對象成為文化結構時，要推離賤斥的所謂「母親」在哪裡呢？

    此處，我們必需藉助佛洛伊德所討論的「原初壓抑」、「經濟邏輯」以及「恐懼症」，來進一步討論克莉絲蒂娃所展開的文化主體與賤斥的問題。佛洛伊德晚年著作主要的思考方向是如何從意識行為觀察無意識的衍生物，如何從集體行為或是文化現象觀察其中扭曲偽裝的無意識動力與幻想，而克莉絲蒂娃則將此問題具體呈現於她對語言、意義與符號的理解脈絡之中。我們需要從佛洛伊德的論點切入，並進入克莉絲蒂娃的語言與符號理論，以便具體回答文化主體所賤斥的「母親」在哪裡的問題。

1.原初壓抑

     克莉絲蒂娃所討論的「賤斥」，其實是利用了佛洛伊德所說的「原初壓抑」而展開的。克莉絲蒂娃說，賤斥與原初壓抑的激烈，如同「在一次暴烈的驅逐行為中一舉掙脫母體內在的物質」（《恐怖的力量》131）。什麼是原初壓抑(primal repression)？根據佛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從無意識系統到意識系統之間，欲力或是完全被壓抑而停留在無意識系統，無法進入意識系統，或是因反投注而被轉換變形成為「意念代表」(vorstellung, idea)，被壓抑在前意識，或是進而尋求符號替代，而成為文字，這些都是原初壓抑的作用(Freud 1915: 181)。也就是說，無意識的動力試圖尋求意念代表，但是經過了原初壓抑，此意念經過轉折而尋得替代的詞語代表。因此，以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符號是原初壓抑所展現的替代物，語言也因此而具有壓抑而轉換替代的防衛屏障。

     克莉絲蒂娃因此指出，語言的出現，是「以語言符號的交換，創立命名模式」，而切斷了主體個人史上原初的「可滲透性或是先前的混沌狀態」（85）。所以，原初壓抑導致的結果是「真實」(the Real)的立即逃逸，「那物」(the Thing)的難以捕捉表達。此原初壓抑，已經面對著象徵系統。經驗之整體無法藉由語言完整表達；而身體與文字，則呈現了替代轉折的防衛機制。

2.經濟邏輯

     要繼續解釋此語言中的防衛機制，我們必需進入佛洛伊德的經濟邏輯論點。根據克莉絲蒂娃的論點，從身體到思想，從個人精神過程到集體文化活動，從宗教禁忌到族群區隔，從微型模式到論述巨構，驅逐的暴力其實是在同一個路徑之上以類同的「經濟邏輯」(economic)延展。此處所謂的精神過程之經濟模式，指的是佛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所提出的精神裝置概念與交換邏輯。佛洛伊德認為，無意識除了能以地誌學、動力學加以描述之外，更重要的是經濟論。此經濟論模式，強調的是主體不同的投資間的能量平衡與價值交換。「當一個症狀動員某些能量時，結果是其他活動的貧化；自戀或自我欲力投資的加強，必犧牲對象的投資」（Laplanche & Pontalis, 137）。因此，主體能夠從與自然對象完全不同的對象上取得滿足。這種精神裝置內部的價值流通與對等交換，使得我們可以探討人類意識活動的力比多動力或是文化現象內如何看出由無意識轉化的衍生物。

     在《恐怖的力量》一書中，克莉絲蒂娃指出，謝琳的瘋狂書寫所呈現的反猶太人論述，沿著兩個方向之經濟模式進展：第一層是謝琳對於象徵界以及代表了象徵界的所有宗教、類宗教與道德體制的憤怒與攻擊，這種象徵界的終極代表是此類體制的基礎和始祖，也就是猶太教一神論。而伴隨著這個象徵界，其他所有週邊代表，包括抽象化思考、理性，以及使人失去男性氣概的變質力量，也成為他憤怒與攻擊的對象；第二層則是他企圖以另一種絕對、完美而令人安心的律法，趨向神秘主義式的法西斯主義，來取代這造成束縛又令人沮喪的象徵界(《恐怖的力量》 239)。

     因此，對於謝琳而言，表面上他攻擊猶太人，但他真正的仇恨與恐懼的對象，卻是宗教、道德體系與抽象思考。但是，面對象徵秩序中的「至高他者」（Autre），主體立即透過認同而內化，從而驅逐自身內在屬於陰性的成分，例如屬於猶太人的性質，失去男子氣概的陰性氣質等；驅逐陰性成分之外，謝琳還要進一步建立另一種絕對而完美的律法。這些價值之間的對等與交換所遵循的法則，便是佛洛伊德所討論的無意識之經濟邏輯。

3. 恐懼結構與「母親」的問題

     現在，我們已經接近了文化中的恐懼結構要如何來理解的問題了。

     佛洛伊德談論恐懼症(phobia)時，強調壓抑過程中的替代性意念會以結構的方式在無意識系統被保留：「意識層面只有透過這個替代的意念，這個恐懼的對象以及被壓抑的無意識本能衝動才可能洩漏痕跡。但是，最終，這個無意識的封閉空間(enclave)會延伸擴大到整個外在的恐懼結構(phobic outer structure)。這也就是整套的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自我處理焦慮的威脅，便像是對付外界看到的恐懼對象，而不肯承認這是來自內在的衝動。」(“The Unconscious” (1915), 183)這個小小封閉空間透過焦慮的釋放，而在環境中形成一個替代轉移的外在結構。這個外在恐懼結構形成之過程中，主體其實不知道自己所迴避的是什麼('The Unconscious' (1915), Standard Edition, XIV, 184)。這個外在的恐懼結構，便是我們理解文化恐懼的關鍵概念。

     佛洛伊德所討論的「恐懼症」，是以「父親」作為問題的癥結所在；然而，克莉絲蒂娃卻認為一切有關主體的問題，都要自前伊底帕斯期與「母親」有關的恐懼症開始談起。克莉絲蒂娃認為，恐懼症、亂倫和母親說明了有關主體更為根本的問題。前文已經反覆提出，不容於象徵系統的雜質，便是原初不分主客體的母性混沌狀態。克莉絲蒂娃指出，「母親」是那個我們以愛恨交雜的曖昧狀態呼喚但卻也撕裂割離的那個「推離物」，ab-ject，同時具有迷戀吸引又有排拒仇恨的磁力中心。推離「母親」，主體才得以形成。「母親」是那個象徵系統所排除賤斥的原初雜質與恐懼對象。

    若要進一步要說明文化中的賤斥對象，我們便需要透過文本中的痕跡來探索。對克莉絲蒂娃而言，文本是主體與「母親」對話的場域。無論是文本中壓抑轉折的符號動力，或是經由曲折路徑而交換的經濟邏輯，文本中所不斷浮現的推離賤斥動力，必然展露出此文化的內在矛盾。

    這就是為什麼克莉絲蒂娃八十年代末期談到了前衛藝術創作時，延續了此「母親」主題，並發展藝術作品中「弒母」的必要﹕將對象性慾化，這是主體個體化，尋求自主，也就是主體之形成的必要起點。憂鬱哀傷之主體將母體對象內置(introject) ，進而執行自殺式的行為，以免除弒母的罪惡感。然而，主體為了抗拒死亡，在文字與藝術中，主體的處理方式便是透過想像，將「她」以「死亡形象」(image of death)呈現，因此，「陰性」(the feminine)便成為死亡形象，以便屏障防護我對閹割的畏懼。我攻擊她，侵犯她，再現她，以免我為了殺她而自殺，以免我陷入憂鬱而無以自拔(Black Sun 28)。

    這也是為什麼克莉絲蒂娃在九十年代書寫文化祖國時，談論到如同「母親」一般的「起源」是必需回歸但又必需持續超越的對象：那個「母親」是在語言中被建立的對象，那個我們必然朝向卻必須離開的「如奶與蜜的家園」，那個執行禁忌與犧牲謀殺對象的主觀空間(New Maladies of the Soul 118)。甚至，她也討論與母親相關的起源崇拜與起源仇恨，如何導致異族仇恨與外國人恐懼症（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 2-4）。

    然而，任何主體或是集體形成的象徵性構造過程中必然會發生驅逐行為，但卻無法完全驅除內在原初便存有的陰性特質，以及其所攜帶的卑賤與魔鬼般的力量。這就是克莉絲蒂娃的書名所暗示的問題：面對不潔的厭惡感背後，必然是「恐懼」。克莉絲蒂娃似乎指出，在對恐懼症的分析中，主客體關係的問題才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闡發，其原因是因為恐懼所面對的，正是那無以名之而不斷復返的陰性特質，被文化所推離賤斥的原生物質。

四、「恐懼」與精神分析書寫

    精神分析的工作，在於為不可名狀的恐懼，重新賦予記憶與言語。

將所有的「不可名者」凝結至「可名者」之上。古老的害怕，被轉化為伴隨著言語學習、身體照顧訓練，以及開始認識街道、動物、人……等過程中發生的害怕。（《恐怖的力量》 50）

恐懼既作為空缺本身之隱喻，其內便藏有可以揭示主體符徵系統脆弱性的痕跡。必須注意的是，這個隱喻並非銘刻在口語修辭學裡，而是在心理系統的異質性之中。（《恐怖的力量》 51）

恐懼，是我們因推離排除而匱乏欠缺的對象，也是原初分離與空無本身。但是，恐懼卻藏在各種不同的面具後面，以不同的姿態威脅我們，恫嚇我們。我們為了武裝自己，便以更為強悍的架勢搏鬥。

苦痛、恐怖、死亡、共謀的譏諷、卑賤、害怕……。這深淵，悠悠訴說著在自我和他者─在全無和全有─之間的奇異裂縫。（《恐怖的力量》186）

 

於是，透過克莉絲蒂娃在《恐怖的力量》一書所闡釋的精神分析文化研究，我們學習到如何與我們尚未面對而難以名之的文化恐懼狀態對話。與恐懼對話是不容易的，尤其當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真正畏懼的對象是什麼的時候，或者，當我們以仇恨來裝飾此恐懼，這種理解與對話便更為困難。

    我們所恐懼的對象是誰？我們所急切試圖推離排除賤斥的文化對象在哪裡？或許是基於無法言說，也無法合理化的理由？或許是我們早已遺忘而曾經屬於我們自己的構成部分？文化象徵系統推離賤斥的暴力，可能會使得此原生物質完全不存在於意識之中，不存在於歷史記憶之中。因此，這個被文化所推離賤斥的原生對象，需要從歷史中去尋求，去記憶。透過各種文本跡象的閱讀與精神分析式的對話，或許我們可以開始探索此恐懼與排除的文化結構起源於何處，或許也可以進而在我們的文化經驗中揭露主體形成的歷史性結構。

    然而，回溯的用意不是要去鞏固或是退行固著於此起源，而是要打開因恐懼與仇恨而封閉的系統，解開否認，面對原初場景，以愛來敘述已經被遺忘的對象與歷史，以便可以繼續創造，繼續展開文化主體的豐富多元面貌，使文化主體性成為一個開放的過程。

 

2003年2月5日於山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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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克莉絲蒂娃在〈詩語言的革命〉便已經提出此概念，在後期的《歐洲主體的危機》(Crisis of the (European) Subject. 1999)，《沒有國家主義的國家》(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 1990)、《我們的異鄉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 1991)等書都有延續發揮此概念。

2.這種驅逐，其實類似於佛洛伊德所討論的「認同」(identification)作用。在認同過程中，主體將對象的特質內化而植入自我，改變自我，驅逐自我的一部份，並在自我中設立一個替代性的對象(1923:29)。這種因認同內化而排除異質的過程，便是克莉絲蒂娃所探討的「賤斥」作用。主體所推離賤斥的，是原本屬於自己的一部份，卻因為不容於此象徵秩序，而被激烈的排除。但是，克莉絲蒂娃將此過程提早到原初壓抑的狀態。

3.克莉絲蒂娃所參考的是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對於宗教禁令與象徵體系關係的深入探討。瑪麗˙道格拉斯，〈批評與評論〉（Critique and Commentary），收錄在紐斯納所編書中，出處同注一，頁138-139。引自Kristeva 1980: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