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雅明的啟迪

談《啟迪：本雅明文選》一九九八年以中文出版之意義

《中央日報副刊閱讀版》一九九九年七月

1999年7月１日

　

　

牛津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出版的中文版《啟迪：本雅明文選》(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包括本雅明一九二○年代初期＜譯作者的任務＞到一九四○年自殺之前最後寫的文字＜歷史哲學論綱＞，共有十篇代表性文章，各篇文字分別由大陸旅美學者張旭東與王斑翻譯。這兩位學者學養深厚，譯筆明確流暢，可讀性很高。再加上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一九六九年英文版的導言，以及張旭東的序論，使得本書整體份量相當可觀。

這本書遲了近半個世紀才以中文在台灣出現，是十分奇怪的現象。不過，雖然本雅明的重要性被人與羅蘭巴特、德希達、傅柯同列為二十世紀重要思想家之一，然而除了這本《啟迪》以及另外一本《反思》(Reflections)之外，本雅明絕大多數的文字也都是近幾年才大量翻譯為英文。一九九六年Belknap Press出版了他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作品，一九九九年五月又出版了他自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作品。這系列包含了許多第一次譯為英文的文字。預計還有二冊將陸續出版。

台灣的讀者較為熟悉的或許是他＜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以及其他中文譯本《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三聯，1989）、《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灣攝影，1998）、《說故事的人》（台灣攝影，1998）等。其中《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為大陸譯本，在台灣也不容易找到。

本雅明時常被稱為「左翼馬克斯主義文人」，其實他的複雜性絕非他早期馬克斯思想濃厚時代的文字可以涵蓋。再加上他複雜的文體風格與思想脈絡以及他的猶太神祕主義色彩，以致本雅明很難輕易被系統化歸類。他與法蘭克福學派走得很近，可是他從來不願意加入共產黨，他的文字在當年也因政治立場與行文風格而被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大量刪改甚至不容許出版。他寫哲學、美學、電影與文學評論，也談論音樂、收音機、兒童文學、玩具、米老鼠、出版工業、色情刊物等大眾文化。從《啟迪》所選的文章，我們也可看到本雅明採取左翼路線並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所引發的現代病症，但是同時卻對超現實主義、攝影藝術、實驗電影有強烈興趣，對於波特萊爾、卡夫卡、普魯斯特、布萊希特、紀德等個人癖性極強的頹廢藝術家更有本質上的親和。他宣示新科技媒材可以呈現現代震驚經驗的感知模式，但同時卻也流露出他對於說故事的人、煉金術士、巫師以及歷史時空交織的「氣息靈光」(aura)的眷戀。這些複雜揉合矛盾的性格，實在會令二十世紀末的讀者深感興趣。

可是，本雅明最深深吸引人而令人迷惑的，卻仍舊是他經歷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面對種種衝突矛盾的現代文化狀態，而寧願處在沒有立即解決困境的懸宕之中，並且持續思考與書寫。他面對的是無限擴散的資本主義社會、急速的現代化過程、逐漸消失中的傳統、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等等；這些時代的衝激並沒有讓他轉而選擇任何輕易的解決方案或是政治立場。在一九三五年一封信中，本雅明寫道：「事實上我並沒有被迫去弄清世界的首尾全貌。在這個星球上許許多多文明在血污和恐怖中崩潰了。自然我們必須祈求一個星球，將來有一天我們會在那裡享有一個放棄了血污和恐怖的文明。」（一九三五年，巴黎，《書信集》，引自漢娜‧阿倫特導言，37）本雅明扛著德國猶太人的存在矛盾，面對著血污與恐怖而作的持續書寫，便累積成為記錄二十世紀人類文明共同體驗的龐大拼圖。

因此，特別是在本雅明三○年代的書寫中，例如《啟迪》一書中所收錄的＜論波特萊爾的幾個主題＞以及＜歷史哲學史綱＞，我們看到本雅明對於歷史進程與記憶書寫的複雜理解，尤其是他對於歷史經驗以及「非意願記憶」的反覆思索與闡釋。他利用普魯斯特所提出的「非意願記憶」，說明理性鋪陳的歷史線索時常因壓抑刺激而遠離真相，反而片段的記憶殘片，以及其意象之物質性引發的氣息與感官經驗，才是回到歷史震驚時刻的管道。追求進步的歷史主義者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時常忽略了「進步」正是迫使我們經歷災難的風暴。

對於這本《啟迪》的中文版本，令我注意的是中譯本序言中，譯者張旭東所說的幾段話。這幾段話令我想起張旭東在另一本《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序言中曾經表達過的態度：「本雅明對這個時代愛極而恨極，但兩者同樣讓他著迷……他死於一種『經驗的無能』。但這個離時代最遠的人卻偏偏感到一種強烈的不可遏制的欲望，他要保留住這個時代，把他描繪出來…本雅明風格的魅力…在於他承受著過重的負荷，本雅明的行文只能說是『草草紀下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因為他所看到的太驚人，太奇特了。」（２５）本雅明對於張旭東的吸引力便在於此。

《啟迪》一書序言的幾段話更可以使我們看出了本雅明對於中國學者吸引力所在以及張旭東為自己所設的位置。張旭東指出，對於本雅明的研究，或是對於西學的研究，「極大地關係到中國知識份子對個人和集體命運思考的成熟性，關係到對當代中國社會經驗的表述和總結的有效性，關係到我們能就自身和人類共同的歷史處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尋求什麼樣的答案。」（xiv）張旭東最後問：「在又一個世紀的轉折點上閱讀班雅明，我們不能不在一個『自然史』的座標上測量我們時代同他的時代以及他所閱讀的時代的距離，並思考這一距離的微妙的含義。」（xxvi）

我們可以看出，張旭東急切要呼籲的，是恢復與發揚「中國知識份子激進闡釋學的傳統」：張旭東認為，面對中國社會和文化被推入西方以及現代性的歷史潮流，「一代代在『向西方尋真理』的人，在西方思想不同階段、不同傳統、不同情懷和不同立場相互間的衝突、鬥爭和交融之中，為複雜多變的中國社會現實矛盾尋找理論表述的基本框架，並逐步批判性、創造性地發揮出其自身歷史性的理論潛力。這正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激進闡釋學傳統。」（xiv）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大陸「文化熱」期間大量翻譯本雅明的文字以致於一九八九年《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的出版，到一九九八年《啟迪》的面世，我們也透過譯者張旭東的急切看到中國大陸學者這十年間的微妙轉變。

要如何才能夠「批判性、創造性地」面對這本《啟迪》？本雅明曾經說過：「一個圓的切線只在一點上同圓輕輕接觸，由此便按照既定方向向前無限延伸。同樣，譯作只是在意味這個無限小的點上輕輕地觸及原作，隨即便在語言之流的自由王國中，按照忠實性的法則開始自己的行程。」（＜譯作者的任務＞74-75）文化交鋒之處，讀者與書本的關係也應該就如同譯作與原作的關係，在「無限小的點上輕輕觸及」便逸離原作，在自己的語言之流中自由的發展。創造性的閱讀與書寫便從逸離「圓」的一刻開始展開。

至於《啟迪》一書的翻譯為何不是台灣譯者所作？中文的書寫場域中是否能夠產生如本雅明般的思考者？台灣的知識份子是否會提出張旭東所提的問題？或者如何回應？如何設問？本雅明的作品全集何時會在台灣以中文出現？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