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政治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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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文化研究教學研習營 2006年1月12-16日 中壢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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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的基進在地化 我無法對其他人所進行的「文化研究」做任何概括式的討論。我僅能夠從此學術現象的發生以及我自己的學術路徑進行反省。 我們是如何從遙遠的學科訓練偶然而迂迴地靠近這個我們仍舊無法明確界定或是不願意具體界定的文化研究領域呢？ 近二、三十年來在各地冒現出「文化研究」的學術動力，包括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學術社群、研討會、出版、學科組合式彈性建制，此動力正在促使人文學術體制逐漸發生各種內部重組的過程。文化研究呈現了僵化體系鬆動的可能性。 但是，學術研究只是不斷突圍而出，離開此原本學科所設定的疆界而已嗎？對於正統學科既定的規範以及自動化的學術生產體制的抗拒模式，其實並不能夠解釋「文化研究」的內在張力。文化研究打開既有的學科路徑，目的並不是為了抗拒而抗拒，自然也不是為了「遊走於疆界處」的逾越挑逗之快感，而在解決研究者思考之對象所揭露的問題。個人於在地化處境中所思考與面對的問題，不見得能夠透過現行的知識體系而獲得解決；文化研究之發生，正是由於人文知識必須根本地由在地處境開始思考之迫切所驅使。也就是說，個別研究者必須面對自身所依循的文化歷史與社會脈絡而產生的問題意識，面對在地的意識型態結構與知識體系，進行根本的問題化與理論化的工作。 「在地」涉及此地之空間與時間、歷史與社會構成，但是卻不限於「此地」，因為，「此地」之發生必然與所有根本上相互扣連而滲透的「他地」脈絡維持並存的張力。「此地」無法在空間或是時間上獨自存在。強調「此地」而否認時空脈絡，或是選擇性的調整歷史譜系，則在地化或是本土化便會成為無法開放的封閉系統。「此地」之發生由無數「他地」所構成，而歷史與空間上「他地」之存在依附於「此地」之關注；失去對「他地」的關注，「此地」曾經發生而對應的「內在他地」也會因拒斥而不再被辨識，不再成為可以刺激思考的資源，「此地」之構成部分便因而被淘空排除而語彙枯竭。 我必須進行此類十分根本的思考，因為，人文學術知識的生產，正是在面對文化與社會現象之時，對於文化歷史脈絡下「此地」與「他地」多重交會的歷史時空環節與所促發的文化現象，從根本處進行理論化思考的工作。換句話說，我以我所面對的歷史時空與文化問題所產生的問題意識來定義我所進行的文化研究。 從我的問題意識出發，古典希臘城邦以及政治法律便不再是古典研究，中國歷代疆域遷移以及主權問題便不再是中國研究或是歷史研究，思想史中意識型態的傳播翻譯便不再是思想史或是翻譯研究的問題，影像中的族群區隔或是貶抑外鄉人之意識便不再是影像研究，日本殖民時期的教育制度與文學書寫便不再是教育研究或是文學研究：漫畫、影像、插圖、詩歌、戲劇、小說、電影、文學論戰、文化政策、教育制度、政治宣傳、社會階層、歷史書寫，便都是為了解決此面對歷史時空而產生的問題意識而必須維持並存的參照軸線。跨領域只是權宜之詞，若人文研究並無所謂的領域範疇之分，何來所謂的跨領域？ 換個角度來問，人文思考為何要區分客觀的學科領域範疇呢？不斷回到現象，進行反思與理論化工作，要進行到什麼疆界處會需要停止而不再探問呢？ 我對於「文化研究是什麼或不是什麼」的這一段演繹，其實十分類似對於存在與身份認同的反思。我們太輕易地就會被既定的現行知識系統所侷限而限定自身。將自身的存在等同於一套可供認同的意識型態與象徵秩序，建立固定而可辨識的「知識主體」，這時常是一種觀看立足點的限制。此種主體觀點限制了可以辨識與意識的現象，預設了內外的區分，建立了系統內無限自我複製而增強的範疇結構，否認了可被辨識與意識之外的狀態。因此，不建立僵化的認知系統，反而可以讓變化中的狀態出現。「文化研究」其實頂多也只是一個替代物，一個可以不斷變化之學術狀態的代名詞。她在「不是」的時候，正可以讓無限多的存在模式得以出現。過渡性的空間(Transitional space)，如同過渡性的對象(transitional object)，使得知識的轉移與發生成為可能。 然而，現行的知識系統與身份政治不斷在成形、整體化並且持續固定增長之中。各種正統與不正統的劃分、可計算與無影響力(Impact factor)（不可見因此不存在）之區辨、可宣稱本質/本土之科系與必須排除放棄的學科，都重複了知識權力與身份認同背後的政治操作，也呈現了整體化工程與區別優先緩急的世俗學術倫理。此處，範疇所預設的形式暴力便出現了。 我們可以對此範疇暴力進行根本的反思嗎？這其實是個政治性的問題。 建立範疇之同時所區隔的內外、我他、善惡、友敵，正是施密特(Carl Schmitt)對於「政治概念」的基本定義：劃定疆界、區分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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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具有排他性的區分邏輯所依賴的真理，更成為道德與倫理的指標：我所在之處，便是正義之所在；主體的倫理位置是自我驗證與自我確認的。但是，對同類的善可能是對他類的惡：範疇式思維的排他暴力以及倫理的雙面性便在此顯露。 「政治」有沒有不同的詮釋方式？施密特對於內外範疇區分的「政治概念」正是當代歐陸哲學思想高度關切而要重新處理的議題。二十世紀歷經幾種模式的集權政體，引發重大災難。六０、七０年代在法國展開對於統合、組織、主體、權威、暴力的解構式思考，包括巴特、傅柯、德希達、德勒茲、拉康與克莉絲蒂娃等人，其實是持續積極回應此時代問題，並試圖展開對抗集體暴力的思維模式。儂曦(Jean-Luc Nancy)與拉庫•拉巴特(Lacoue-Labarthe)於七０年代末期設立的政治研究中心，持續探討的「政治性」(polis)概念的重新詮釋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是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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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也曾經對於「政治性」進行理論化的反思。她認為，「政治性」不應該是範疇建立與整體化之下的政治鬥爭或是治理的問題，而應該是一種發言的可能性，是多元的狀態得以不斷發生的共處空間。海德格(Heidegger)在〈形上學導論〉中指出，polis不是「城市」(city)或是「城邦」(city-state)，而是「地方」(place)，此處(the there)，是歷史發生的所在(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152)。鄂蘭(Hanna Arendt)在The Human Condition中擴展了polis的定義，指出polis不是具體場所的城邦，不是透過法律而建立的羅馬城，而是流動的空間，是人們透過一起行動與發言而組織形成的空間，任何地點都可以發生；更重要的，這是一種出現的空間：「我如同他人向我出現一般向他人出現」，而且，此種出現是透過言語與行動的實踐而完成(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198-199)。克莉絲蒂娃因此稱呼polis為公開言說的空間，這個出現的空間是個建立於言語之上的「中介空間」(an intermediat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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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之外、被排除的、不可知、不可命名的外部多元空間，可以透過書寫與言說的中介而不斷湧發出現，這就是克莉絲蒂娃指的語言所具有之「政治性空間」。 我們可以將學術視為一種多元而不斷發生的思考與發言場域的政治性空間，永遠是現行體制無法命名、無法思考、不可見與不可知的外部的出現。對於以進行式茁壯而體制化的學科，包括預設之範疇疆界，進行基進的反思，挑戰整體化與形式化的工程，並且翻轉預設正當與不正當的倫理觀，正是一種具有「政治性」的發言。 面對學術、身份以及社會論述之意識型態整體化工程與歷史過程，辨識範疇思維內含的「政治暴力」，還必須先能夠意識與辨識此範疇思維的邏輯與操作模式。從各種文化現象與社會文本出發，不斷對於其中整體化的工程以及倫理預設進行政治性的重新檢視，其實正是文化研究的在地化工作。
處於東亞或是座落於台灣的文化研究基進在地化的工作會預設排除中國、日本、亞洲、歐陸、美國等等面向的思考嗎？當然不會，或是無法如此進行。無論是思考的資源與參照，或是歷史文化的相互滲透構成，都會使得文化研究必然隨時置身於各種思考張力與互動脈絡之中。 若不是從基進在地化的問題意識出發，理論研究便僅只是附會理論架構與提供印證材料的代工，比較研究便可能是歐美中心主義的範疇演繹，本土研究便可能是抗拒所有當代歐陸思想「殖民」之素樸實證與史料堆積，台灣研究更可能成為國家主義之替身。 然而，我所以會進行所謂「文化研究」的原因，或者對於「文化研究」所開發的「政治性空間」感到關注，原因在於此「政治性空間」其實是一種思考動力的解放與發生，以及不斷將思考帶回到具有在地脈絡的問題意識起點。 更具體的說，我真正關切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夠保持學術研究的好奇與動力？我們如何能夠理解並且討論我們所面對的時代與文化問題？我們如何協助學生進行開放的思考與研究？我們如何將歷史、社會、文化所共同構築的具有進行式意義的「圍城」──學術的、身份認同的、社會範疇的──置於複雜的在地脈絡，進行基進而根本的思考，以便可以解開此「圍城」？ 如何解開此具有本質化意義的學術與身份政治的「圍城」？對我來說，便需要面對知識體系與身份政治的歷史同質化過程，檢視「多重決定」的發生過程，分析論述層次中組織元素而形成敵對/疆界之結構性構成邏輯與弔詭，重新翻轉各種被構成論述之最小單位與疆界概念，並揭露此論述場域如何被多重權力介入。 我如何進行我自己的文化研究路徑？從《文學與藝術八論》(1994)，《孤兒•女神•負面書寫》(2000)到《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2004)，我其實一直都是依循著一種探問的路徑逐漸展開我的研究與書寫。無論是文本中文字、音樂、影像之對位而對所謂的「文本整體」所展開的解構，或是台灣文化場域中孤兒意識到女神文化的轉折所取消的中原神話以及再次建立本土神龕的矛盾，或是朝向群體召喚之現代性精神形式的歷史建構過程，我都試圖從最為個別化的細節出發，尋找基進的對話脈絡，思考某種論述運作的內在構成邏輯。 如果說，孤兒女神處理的是逃脫整體的個別逸離，心的變異則是此整體召喚（所謂法西斯邏輯）在主體化過程中發生的效果。在這些研究中，文本不再是形式，不再是劇情或是角色，不再是實證資料，而是多重論述與歷史形構之交會處，扣連種種歷史文化的特殊環節。我在文字活動與文本脈絡中所探詢的，是其中發生的文化動力；無論是戀物、變態、推離、恐懼或是妄想，對我來說，這些都是環繞「心/精神」的論述模式：我試圖使歷史過程中被遮掩、不被意識或是被否認的範疇思維所構成的敵意或是恐懼得以浮現於文字與意識之中。 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我曾經問過：二十世紀初，相對於組織化而集中統一的「正常」模式，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非常態意識在哪裡？當二十世紀人們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人的形象可以如同賈可梅提(Giacometti)的雕像不斷被削減掏空，人的意識狀態的黑色空間反覆被文學家與藝術家所探索，為何中國與台灣的文學固執地堅持「寫實」與「健康」的立場？為何在台灣的文學史中，沒有發展出從巴岱爾(George Bataille)到格里耶(Robbe-Grillet)的負面意識與新小說或是新新小說？ 於是，我進入了歷史細節，開始了非常迂迴而漫長的探索，進入邊緣書寫的政治意義。我思考三○年代台灣超現實主義詩人楊熾昌所展開的「異常為」書寫為何被台灣「新文學」所排拒？四○年代延續到五、六○年代的銀鈴會詩人林亨泰所進行的超現實語言實驗為何在七、八○年代的本土化過程中逐漸消失？五○年代紀弦的「橫的移植」為何出現？如何兼有藏著跨越語言的林亨泰與大陸「狂瀾社」創始人之一超現實畫家李仲生的雙重痕跡？以至六○年代到八○年代之間余光中、亞弦、陳黎、蘇紹連如何分別以「故宮博物院」與「超現實拼貼」兩種觀看角度，呈現文化認同轉折空間的兩種圖像模式？八○年代、九○年代的林燿德為何以後現代轉向為名而執著於暴力書寫？這些書寫如何揭露具有歷史與時代痕跡之不同心理地層的「本土意義」以及「台灣意識」？這些便成為《孤兒•女神•負面書寫》的具體研究工作。 我開始思考，為什麼現代國家所推動歷史同質化過程會伴隨著特定的神聖論述以及相應而生的排斥清除機制？為什麼神聖論述必然架構於烏托邦式的絕對修辭？為什麼此浪漫而絕對的統治主權可以吸引而掌握人民的熱情，以致於其子民要以近乎報恩的感激犧牲心態效命？中國二、三０年代與台灣在三、四０年代所出現的烏托邦思維與法西斯心態，為何與歐洲的納粹法西斯主義有所關連，卻又有其內在各自發展的必然？ 於是，我發現我真正問的問題是：為何主體會開始否認自身內在的「他性」？為何要開始排除具有異質性的「我」，而激越昂揚地以「愛」的模式與神聖共同體結合，建立同一性？這些激烈賤斥的時刻所恐懼的對象是什麼？為何此同一性會成為固定的連結，而陷入一個封閉系統？我注意到這種「愛」的精神裝置可以具有無限的醞發力量，主體可以為了這個超越抽象的「愛」的對象而將己身獻出，進而排除所有不容於此系統的異質體。這些便是我在《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所試圖討論與回答的問題。 我討論的是中文脈絡下現代化論述中的「心之法則」與「心的政治」的問題。我開始分析各種對於「心」的政治操作之論述如何誘發了文化模式的形成，如何以文藝政策鞏固此「心」的領域，如何規範了正義與倫常的倫理秩序，如何以細節呈現了特定的視覺圖式，甚至，此「心」如何被有機論的論述範疇介入，而強化了政治的操作。 在這個漫長的研究過程中，我開放自己的閱讀觸角，從跨藝術研究、音樂、影像與劇場理論、台灣文學、現代性論述、法蘭克福學派、法西斯集權心態研究、人類學與社會學對於圖騰、禁忌、犧牲的論著、法國解構思想、當代歐陸政治哲學，以及持續的精神分析文化理論：這些複雜但是對我來說卻相當緊密扣連的知識譜系，其實都是從我的問題意識出發而尋得的思想資源。以精神分析的觀點來說，這些found object的確展開了我的求知好奇的學術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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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課程設計 如何從我對於學術與知識的理解，對於問題意識的關注，以及對於多元知識環節的態度，銜接到學院體制內的知識培育環境呢？如何在具有彈性的課程結構中，提供某種開放的知識基礎？如何在提供知識對話資源的同時，不至於將此學術空間體制化而成為僵固領域呢？或許我可以以我自己近年來開設的課程做為例子談一談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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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 我要先以我所任教的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核心課程做為例子，來討論「文化研究」所促發的學術對話模式。我們的學生背景相當複雜，有來自社會學、新聞傳播、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公共行政，也有來自哲學、歷史、外國文學、中國文學、藝術、音樂等科系，甚至有土木、建築、農業、機械等背景的學生。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成立四年以來，在反覆討論與修正過程中，發展出了一門核心課程，我們稱呼為「文化研究概論」。這門課由三位老師共同規劃與教授。這三位老師──陳奕麟、朱元鴻以及我本人──分別有人類學、社會學與文學研究的背景，我們設計課程的主旨在於協助學生透過跨學科的思考路徑，進入文化研究所牽涉的經典論著與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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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探討的面向區分為三大單元：陳奕麟負責的第一單元從符號分析與文化詮釋的角度切入，討論文化的作者以及書寫的權威，文化行動的儀式、表現、實踐，社會階級批判以及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的問題。朱元鴻負責的第二單元從Marx、Weber、Simmel、Durkheim、Bachelard-Canguillhem幾個典範模式切入，討論現代性涉及社會與意識形態、理性化與現代權力、現代性與戀物、集體表徵的社會事實性以及知識論與社會科學的問題。我所帶領的第三單元則由Roland
Barthes and Michel Foucault帶出有關語言、修辭、論述與再現的問題，從Anderson 與 Jean-Luc
Nancy的不同切入角度，討論關於共同體與歷史的不同想像；從Said與Rose對於Freud的摩西與非歐裔問題之詮釋，進入有關歷史遺忘、歷史建構以及有關認同與離散的問題；從Spivak與Mouffe開始討論有關人民之代表與發言的問題，有關性別認同政治的問題，繼而進入有關文化論述與視覺再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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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課程設計 我自己近年來所設計的課程多半是以問題意識導引而組織的理論性課程。我認為理論思維可以協助我們思考相當根本性的問題。我會以我們會關注到的文化問題作為提問點，納入歐陸理論與文化問題作為參考軸線，也納入台灣本地學者、大陸學者、日本韓國學者對於相關議題的思考與書寫作為對話框架，並盡量處理此文化問題歷史社會脈絡的具體細節。 我曾經以「文化賤斥」的問題意識作為主軸，於2003年開設了一門有關「神聖與賤斥」的課程。希望同學們能夠思考有關「噁心反感」之事物到底違反了什麼範疇的分類系統？神聖事物之追求又反映了什麼象徵秩序之運作以及什麼樣的主體精神狀態？一個文化所畏懼排除的對象與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他者之間有什麼樣的關連？這些被自然化的分類系統呼應了哪些社會或是主體的需求？如何在身體、信仰、價值、政治之場域中被實踐？ 因此，在課堂中，我們將佛洛依德所討論的圖騰與禁忌以及克莉絲蒂娃所討論的神聖與「賤斥」(abject)放到文化與社會歷史的脈絡來理解，進而閱讀Emile Durkheim, Sigmund
Freud, Georges Bataille, Rudolph Otto, Rene Girard, Mircea Eliade,
Mary Douglas的相關文化理論。我們也參照了德國納粹時期的文化清潔政策與區分頹廢藝術的文化現象。但是，我進一步推進，帶領學生思考如何理解與回應有關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所宣導的精神「精神淨化」，中國三０年代南京政府的新生活運動，戒嚴時期國民政府所執行的文化「清潔」運動，以及大陸文革時期清除毒草霉菌的問題。我希望學生可以討論在特定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下，文化系統所急切試圖推離排除賤斥的對象為什麼會產生？這些系統如何透過論述與文化政策執行此排除機制？這種排除系統又如何將特定族群驅逐於社會的邊緣位置？也就是說，當「賤斥」與「神聖」的並存發生在國家統治、文化政策論述或是文學藝術創作之時，會引發了什麼樣的「潔淨／不潔」的倫理、權力與美學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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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經設計了一門「皇民化運動與現代性主體」之課程，帶領同學具體思考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灣人所處的現代化過程、國民認同、主體位置，以及這些議題中牽涉的複雜問題。這門課由文化史的角度切入，閱讀相關的檔案文獻、皇民文學與皇民論述（周金波、陳火泉、王昶雄、張文環）、口述歷史與傳記（葉勝吉、台籍日本兵）、視覺文本（例如沙鴦之鐘以及其他插圖），以及皇民化運動中所牽涉的殖民教育、文化政策與相關論述，例如尊皇攘夷、皇民奉公、八紘一宇、日本精神，以及當時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與猶太研等。此外，我們也對照閱讀當今對於亞洲問題研究學者的觀點，例如溝口雄三，孫歌，汪暉等人對於亞洲現代性的看法，歐美對於法西斯國家主義的研究，以及精神分析理論對於意識型態崇高主體，認同，以及國家主權/統治權如何展開的問題。我希望帶領同學共同思考台灣在日據時期所經歷的殖民經驗牽引了什麼樣的現代性思維模式？經歷了什麼特別的精神過程？模塑出什麼樣的「國民意識」與「現代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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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科背景、不同思想脈絡以及不同文化問題之間，必然存在著無法化約的張力。課堂中，老師與學生之間，由於思考路徑的不同，也必然有此無法化約的張力。然而，這種張力卻正是促使我們持續思考、討論與探索的動力。文化研究所提供的政治性空間以及具有流動性的書單，可以協助我們面對在地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態，而扣緊醞釀於在地的問題意識。我們在課堂中可以共同討論一些理論性的問題，但是，我們要邀請學生以自身的研究問題意識參與課程之討論，擴展各自的書單，並帶到課堂中一起討論。書單的流動，或許正是容許學術圍城不會發生的契機，也是容許研究者與學生的在地性經驗與問題意識得以持續介入的空間。我們所期待的，是不斷將到來的學術思考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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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rhe Political (1932), University of Chicigo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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