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高度的同情、理解以及欽佩的心情閱讀柄谷先生的《世界史的構造》。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思想背景與問題意識，包括結合佛洛依德與馬克思而重新思考社會構造的問題，從解構思想出發的激進政治與激進倫理，以及面對（東亞）法西斯國家主義而進行批判與解構。我們所共有的思考工作是面對如何解開「民族─國家」似乎不證自明的扣連結構，以及「民族─國家」背後的資本與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東亞幾個國家顯得是更為迫切的問題。

當然，柄谷先生的貢獻遠遠超出於我所能及。柄谷先生對於馬克思長期而深入的研究以及他廣博的知識，使他能夠在這本書中以體系性思維徹底地疏理了不同的交換樣式，分析資本如何滲透於民族國家，進一步提出「互酬─贈予」的關係模式作為未來式思考藍圖，以便抵制與超越當前「資本─民族─國家」三環扣連的結構。所謂「資本─民族─國家」三位一體的模式，意味著現代國家不僅與民族主義緊密扣連，更與資本主義緊密扣連，而在不同政治體制之下具有統治性的壟斷地位。柄谷先生所提出的這些分析與構想，正是當前世界所亟需思考與面對的問題。

今天在這個短暫的五分鐘之內，我不打算重述他的論點，而希望針對柄谷先生著作的貢獻與意義，以及作為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後所激發的想法，提出一些看法。

柄谷先生的貢獻，對於當今社會的重要意義，顯然是巨大的：柄谷先生所提出的這個「互酬─贈予」的世界體系藍圖，對於當前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以及「資本─民族─國家」相互隱藏卻具有各別驅動力的機制，能夠有效地提出一種不同的想像模式。

首先，柄谷先生以交換樣式D，也就是在更高維度上恢復氏族社會「互酬─贈予」的微型世界體系之構想，可以使得任何民間社會，無論是原住民部落，或是鄉鎮作為單位，甚至是都市中的抵制都市化的社區活動，都能夠以互酬─贈予的模式來構想單位與單位之間的交換樣式，而由內部抵制一國之內不同形式的「資本─民族─國家」壟斷；依此構想，各種微型的和平革命行動也成為可能。

其次，柄谷先生提出了「世界共和國」的構想，以互酬─贈予的微型世界體系重新思考聯合國機制，不是安理會的核心強國壟斷軍事佈署與經濟佈署的聯合國政府，而是由世界各民族所構成的政府，要求各國「贈與其軍事上的主權」，並且在其他層面（環保、醫療、文化等）達成互酬的交換關係，以便透過贈予所獲得的力量，維繫世界共和國的和平，而由外部限制任何形式的「資本─民族─國家」的擴張。此處，柄谷先生似乎重新召喚了聯合弱小民族的第三世界構想。

作為讀者，柄谷先生的提案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我們不得不思考這些提案如何可行的具體實踐方案，這些挑戰也必然會促發後續更為創造性的思考。 

不過，作為讀者，我也會思考更為根本的問題：

第一，是否可能避免人類世界的非理性因素？

柄谷先生對於聯合國重構以及世界共和國所寄予的未來式期望，讓我想起佛洛依德與愛因斯坦的對話。佛洛伊德在1933年回覆愛因斯坦的信(“Why War?”)時清楚地指出，人類的攻擊性暴力是不可能被排除的，要通過建立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關係而使攻擊性消失，也是一種幻覺。甚至，若要設想一種超越國家、公正無私而可以制止戰爭的法律，那更是不可能的：如果人類各團體試圖把判決一切利益衝突的權力交給一個中央權力機構，以便避免戰爭，此處便涉及兩個必要條件：首先，「要建立一個最高權力機構，並賦予其必要的權力。」其次，國際聯盟必須獲得各個國家的承認，以便擁有權力。不過，佛洛伊德指出，建立國際聯盟可能是不智之舉，因為這是「企圖把權力機構（即強制性影響）建立在某種理想唯心(idealistic)基礎之上」，「某種能夠表達成員之間連繫的觀念」的力量，而不是建立在獲得權力的基礎之上」。佛洛伊德指出，這種企圖以「觀念」的力量取代「實際」的力量，注定是會失敗的。

問題出在何處？問題正在於法律所規範的正義所可能牽連的主觀性與片面性以及可能隱含的暴力。這些隱匿的暴力已經充分地顯現於聯合國組織透過強國決議而進行軍事與經濟的分配或是制裁的方案中。

同樣的，關於柄谷先生所提出的構想，問題似乎在於：世界體系是否可能排除非理性的成份？除了倫理性的呼籲之外，要如何立法，如何構想「世界政府」？如何要求列強主動「贈予」軍事上的主權？柄谷先生所說的作為世界體系的「各民族聯盟」的民族，是什麼樣的社群單位？是否必然仍舊是透過戰爭而確立權力之掌握以及權力之間的平衡？在權力之間相互平衡之外，完全不擁有權力與權利者，要如何出現？無法進入聯合國的政治體，例如台灣，或是無法進入公民身分的居民，例如外勞，要如何參與「贈予」的相互關係？這也牽涉了如何考慮社會以及世界構成者的計算條件。當然，面對一國之內的資產─權力擁有者，如何要求其放棄其累積的資本，如何思考不被壟斷與私有化的公共性，也是關鍵問題。

 第二、柄谷先生所提出的「贈予─互酬」的未來式倫理構想，是呼籲、分析還是原理性的構想（axiomatic configuration）？

關於柄谷先生提出的未來式觀點，柄谷先生認為關鍵不在於以唯物主義翻轉黑格爾辯證法的「上下顛倒」（感性、物質與觀念），例如馬克思所進行的工作，而在於「前後」的顛倒，也就是不進行黑格爾模式的「事後」觀察，而是康德模式的「事前」觀察，提出未來式的倫理性構想。

不過，康德的模式與其說是「事前」觀察，或許更應該說是原理性的構想。至於黑格爾的分析模式是沈潛於現象並觀察歷史過程，說明不同歷史時期透過物質條件而「正向」(positively)完成的各種現象；這些「正向」完成的現象總是被持續運動中的力量所驅動與佈署，也就是純粹否定性的力量。其中必須分析與理解的，則是狡猾的「合理性核心」。馬克思則是從已經完成的「正向」物質現象分析其背後的虛妄觀念以及誤識。

歷史是在各種物質性條件下完成的，各種情緒性對立或是正義判斷的立場也是在歷史過程中完成的。如果要重新詮釋並且翻轉黑格爾的辯證法，或許應該考慮的向度不是「上下」，也不是「前後」，而是「內外」──合理性內核(rational kernel)如何透過不同的物質而外顯。所謂的「物質性」，包括了物件、體制、機構、意識型態、感性機制等等日常生活材料以及其經濟交換模式；透過分析這些物質的生產與交換關係，以及這些物質條件所呈現的社會性質如何受到時代性合理內核的多元驅動，便是重新啟動辯證法作為分析方法。

第三、我們要如何回過頭來，思考東亞糾纏的歷史？

無論是世界史或是東亞史，衝突性的立場便是在這些日常生活材料以及歷史過程中被建立。當代衝突必然是歷史性地被構成的，包括局部以及整體的運動關係(locally and globally)： 台灣便是明顯的例子──無論是台灣內部，或是台海兩岸，或是中國與日本、台灣與國際以及各種仍未獲得解決的邊界主權爭議。針對各自立場背後的合理性說法如何局限於主觀的片面性進行分析，揭露歷史性衝突如何被多重因素所決定，以及此立場的情緒性成分，或許才是解開當代問題的分析模式。

歷史的複製，以及革命的可能性，都在於這個物質層面的問題。對我來說，回顧相互關連的歷史，面對當前世界問題，進行分析，解開被糾纏的情感囚籠與認知侷限，仍舊是需要進行的工作。

我認為，柄谷先生所提出的四種交換模式，或許不見得僅只限於政治體制，也不是歷史的階段性發展，而可以作為任何主客之間物質、利益、權力或是情感交換的分析架構。至於柄谷先生所提出的倫理呼籲，或許更屬於一種原理性構想，而作為當代分析的基本前提。柄谷先生這本書的意義，就在於這本書對我們造成了思考上的挑戰，刺激我們回應的義務，我要因此而謝謝柄谷先生的這本書，也期待在台灣或是中文世界會受到這本書的啟發，而有更多的創發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