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批評立場的吊詭與盲點

劉紀蕙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英美文學研討會，台北師大，一九九六年四月２７日。

此論文以女性劇場理念出發，對照男作家Sam Shephard的劇作A Lie of the Mind與女作家Maria Irene Fornes的劇作Conduct of Life，探討兩位劇作家在作品中處理性別定位與暴力主題的差異。此論文提及的女性劇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同時，其文章中時時流現她對文本的精彩詮釋，可見作者在研究材料的選擇與思考上，極有潛力。但是，進入此文的論述脈絡後，便發現其中論述觀點受到一種奇特的磁場運作而呈現極為矛盾的偏頗。

要說明這種論述觀點的磁場運作，我想要先講一講一件雕塑品的故事：某人曾應台北市立美術館之邀請，配合美術館建築造型與附近環境景觀設計了一作雕塑品，其成品是由幾個巨大的紅色鋼鐵柱子以不規則的稜角銲接組成的立體空間。這個作品約有兩層樓高，觀者繞著這件雕塑品走，從不同角度觀看，會看到以不同背景襯托出的不同線條與空間的組合，饒富趣味。但是，有一天，某位政府官員走到某個位置，發現從這個角度觀看，會看到紅色五星旗的圖案。其他的人也跟著走到這個位置，也發現的確會看到類似五星旗的圖案。台北市立美術館大驚之下，要求作者將此作品改漆其他顏色，以避免意識型態之爭引發的無謂困擾。這件公案不知如何了結，但是，我們知道的結局是：這個雕塑品後來被雪鐵龍Citroen汽車公司買下，目前座落於台北市民生東路上的公司大門前，因為從某個角度去看，這件雕塑品和該公司的商標倒是十分相似。

「五星旗」是結構性的隱藏在這些線條與稜角的組合之中，但是，要在一個固定的位置與角度，並且必須運用一些政治想像，才會看到這個五星怪獸。其實，要停留在這個觀看位置是很不自然的，因為人們總是偶而經過瞥見這些線條的不同組合，並不會擺個椅子坐在那兒專門去看「五星旗」。但是，腦子裡有五星旗結構的人，一但看到了，便會被吸引而停留在這個固定位置，不再前進，而開始講述五星旗的神話。

這個五星怪獸是一種心靈結構，一種固定意識型態之下塑造出的思考模式與觀看方式。可以是父權中心思想之下所看到的妖女／天使二元形象，女性主義批評企圖走出這個固定觀看位置，破除男尊女卑的神話。但是，當女性主義者宣稱要以「女性的觀點與角度出發，以女性的經驗為經緯，再詮釋傳統賦予女性的形象」時，是否也是陷入了另一個五星怪獸的論述迷障？

在我閱讀此論文時，我發現論文中這種論述立場磁力的吊詭。

當論及Sam Shephard與Maria Irene Fornes劇作中的角色塑造、性別關係與暴力主題時，作者受到論述立場磁場運作的影響，對同一現象卻有不同的詮釋方式。對此文作者而言，Shephard的主角都是男性，似乎是個創作上的缺陷，然而Fornes的角色都是女性卻是個優勢。作者引用其他女性主義批評者的論點，似乎同意他們所指 Sam Shephard的作品多半以男性為中心，過於專注處理男性心理，而無法對女性有可信的刻畫，僅把女性當成「供人發洩性慾的男人財產」(Florence Falk 96）。然而，在討論Fornes的作品，如《菲芙和她的朋友》，偏重女性角色，以女性角色為中心時，作者卻不會抱怨Fornes以刻板形象呈現男性，忽略了男性的真實心理。在《生活方式》中男性角色與女性角色主從對立、黑白分明的定位，對作者來說，則是揭露父權文化的策略。另外，作者認為，Shephard在《心靈謊言》中呈現傑克的暴力行為有縱容觀眾以傑克觀點來理解而將暴力合理化的傾向，而Fornes卻沒有為《生活方式》中奧南多的暴力脫罪。至於《心靈謊言》中提出類似雌雄同體的和諧結局，作者則認為是訴諸觀眾期待的浪漫式柔化作法，似乎不表讚同，對於《生活方式》中的女性以暴制暴，槍斃奧南多，作者則認為是「每日生活中所聞所見、不容忽視的事實」，大有同感之意。

我要問的問題是：當劇作家處理角色暴力行為，並呈現相關的心理背景時，到底是合理化其行為，並為其脫罪，還是試圖尋找理解的基點？傑克、奧南多，甚至雷特莎的暴力，都有其令人震驚，但卻可理解的環節。傑克對待羊、他父親以及貝絲的暴力衝動，從劇中發展來看，其實並不能完全歸咎於他的母親，而是有更複雜的心理機制。或者是如貝絲所言，他缺少了法蘭奇可能具有的「女性化男人」的特質，而導致他去毀滅他所愛的人，同時毀滅了自己。我們也在劇本中看到奧南多強暴妮娜，是出於他的軟弱與他對愛的需要：「是一種歡愉的快樂…這是我最隱秘的自我，我卻將它給了妳」。觀眾並不會同意這些暴行，卻會在某種程度上理解這種暴行在人性中的可能性。

引伸出的問題是：文本是現實的反映，還是一種再現？情節的發展與結局，或是其中對性別角色定位與暴力的處理，我們要以現實的尺度去衡量，批判作者對女性角色不公平的處理，還是容許其象徵或暗喻的轉折？《心靈謊言》中因腦部重傷而喪失記憶，並失去正常語言功能的貝絲，卻以一種荒謬劇的方式，說出男女跳脫性別二元對立僵局的理想。對於近於荒謬劇的結局，觀眾並不會如同作者所認為的，以為會有個真實的貝絲，穿著「粉紅色的窄裙，藍綠色絨毛低胸短袖毛衣，綠色緊身衣褲」(Shaphard 111)，帶著各種手鐲、項鍊與護身符的貝絲「和法蘭奇能快樂地生活在一起」。

雖然作者認為Shaphard過於浪漫，她的論文還是以Shaphard所提出的「雌雄同體」為解決兩性分立的方案。但是，要如何看待「雌雄同體」或是跳脫刻板二元對立的問題呢？由此文所舉的例子來看，以「女性的觀點與角度出發」會陷入單一角度的固定位置，而無法轉換觀點，從多重角度出發來觀看文本的眾多面相。這其實是台灣學界強調「女性批評立場」的論述所可能導致的陷阱，而這種磁場效應會使得各種不同形態的五星旗夢魘再度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