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如何面對生活風格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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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生活風格．文化研究．社會學」座談會 2002年1月18日13：30－17：00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綜合一館6樓603室） I.
文化研究的方法論？ [文化研究有某種程度的後現代味道，其鬆散、多元的研究方法，與講究嚴謹經驗研究的社會學，似乎壁壘分明。] 似乎面對所謂嚴謹經驗實證研究的社會學傳統來說，文化研究是屬於後現代的，鬆散的，沒有方法論的。 到底文化研究有沒有方法論？介於社會學科與人文學科之間，對於文化研究的批判，便似乎是來自不同領域對於陌生學科的質疑。人文研究的方法論是什麼呢？具有哲學思維的批判理論的方法論又是什麼呢？當我們要討論國家想像與集權政體時，方法論又是什麼？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談論日常生活中無論是習慣用語、流行歌曲、大眾文化、廣告圖像、流行服飾、政黨文宣等等文本中所鑲嵌的意識型態、文化認同、階級論述、性別政治或是族群區隔呢？我們要如何從這些符號現象中，探討其中意義生產的政治運作呢？ 文化研究並不專屬於一個學科傳統，甚至在其發展過程中，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之下，例如在愛爾蘭、美國、澳洲或是台灣出現的文化研究已經與早期英國的伯明罕學派有相當大的差距，也發展出了不同的知識組合模式，這種差距正顯示了「文化研究」的特質：跨領域知識流動所對應的當地知識結構，以及批判思考與知識實踐所面對的不同文化脈絡。 II.
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對象 Cary Nelson 在“Always Already Cultural
Studies” 曾經強調，從Raymond Williams到Stuart Hall，以及文化研究發展中所牽涉的各種理論脈絡，例如Marxism, Feminism等等，最為持續的共通性在於「書寫的操作」：文化研究學者透過論述、分析與詮釋，而進行介入式的學術活動。此種介入式的學術活動，必然需要面對文化的政治意義以及社會歷史脈絡(Nelson 280)，以及當代與歷史的關連(Nelson 281). Nelson指出，文化研究尋求歷史脈絡的動力主要原因在於當代的文化時常再次呈現(rearticulation)早期文化社會與政治之操作。尋求歷史脈絡，並不在於復原歷史檔案，而在以辯證之位置進行對話與思考(Nelson 282)。 因此，當我們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所謂「生活風格」，或是大眾文化與生活習性中所透露的訊息，我們不會僅停留於表面的文本結構分析，而需要揭露此符號系統背後縱向與橫向的社會文化歷史之複雜論述。這就會牽涉到了Raymond Williams 與Stuart Hall 所討論的有關「一個時代的情感結構」的問題：我們所面對的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僅屬於菁英文化或是已經完成的文化表現。文化包括文學與藝術﹐也包括各種機構與日常行為﹐換句話說﹐文化是具有特定意義的生活形態的表現。因此，我們要探討的是一個時代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of a period) (Hall 351)。或者，以Stuart Hall 所面對的問題來說，也是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在全球化資本主義與本土國家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及所引發的族群、政治或是宗教之衝突位置。若要繼續討論此有關權力運作的問題，我們便需要援引的理論脈絡，例如有關意識型態與文化霸權的問題，有關東方主義與文化他者的問題，有關想像共同體與國家主義的問題，或是聚焦於大東亞共榮圈與東方的法西斯主義的問題，有關歷史記憶與省籍衝突的問題，有關「中國性」與殖民經驗的問題，有關文化認同與離散經驗的問題。 III.
以城市文本為例 若我們舉城市文本做為例子，討論「文化研究」會展開的討論模式。Chris Jenks 便提供了一個相當不錯的例子。他在 “Watching Your Step: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the FLÂNEUR”一文中指出，雖然社會學的基礎理論建立於「觀察」，但是，研究主體與其觀察所見的社會對象，無法避免其中的意識型態介入，而此類實證類型的方法論已經被捨棄。取而代之的，則有Bakhtin的carnivalesque, Lévi-Strauss的bricoleur , or Baudelaire/Benjamin 的 Flâneur。因此，Jenks探討倫敦東區的空間分配所呈現的「另類地理」（Shields’s “alternative geographies”），指出此種空間是透過概念化的過程而得已被經驗與理解，也就是說，透過我們的視覺化處理(sight)，不同場域(sites)因此而出現。Chris Jenks 並援用Lefebvre 與 Foucault的理論基礎，指出所有現代機構，無論是監獄，工廠，學校，軍事基地，都透過空間化的區分，再區分，以及群聚等過程(Jenks 142-160)。 James Donald 在“The City, The Cinema:
Modern Spaces”一文中，則提出了在城市建築空間the uncanny (unheimlich)的復返的概念，而凸顯了現代都會中的非理性與疏離，包括種族混雜，種族謀殺等等傳說故事（Donald 77）。因此，後工業都市中某種「雙重視景」(double vision)因此而浮現。此雙重性，是相對於社會學統計數字之下整齊而有規律的都市景觀，以及牽扯複雜政治，身體與心理的污染空間，而透過文學與電影，我們更可以看到人們如何在此都市空間投資各種意義，記憶以及慾望（Donald 78）。城市中的原始性以及其嬰兒期的原初起點因此透過各種心理地圖流露出來。因此，此文將城市視為可以閱讀的文本，既透明，又如同深淵一般的具有謎樣的性格（Donald 79）。城市作為視覺文化，呈顯了另類的心理空間(psychic space), psycho-geography
心理地圖。 IV.
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的對話 我們再回到文化研究與社會學如何對話的問題。 Shumway Giroux與Sosnoski Smith在“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這篇文章中，曾經很清楚的指出所謂學科的細分﹐例如歷史、文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實是十分不自然的產生的﹐文學的概念是１９世紀初期才發生的﹐而英語研究也是１９世紀末才成為一門學科。這些學科的區分與專業化，正是導致批判思考減弱的主因，以及這些專業人員無法針對共同的學術關切而彼此對話。因此，Giroux 與 Smith強調文化研究應鼓勵知識份子持續抗拒體制與學術霸權﹐他們並且呼籲研究者應該跳脫學科的界限﹐面對社會的病症﹐進行合作的研究計畫 (Giroux & Smith
613-645)。 對我來說，知識是面對著對象以及研究者的問題意識而產生的，而不是根據學科規範而產生的。學科典範以及學院體制必然需要面對文化的變遷以及知識結構轉變的挑戰，而發生調整。知識份子的反省與批判力量的薄弱，才會任學科與學院體制與權力結構僵化的情形持續。文化研究並不是一門專業，而是自不同領域中開放出來的一個contact zone，一個可以接納不同領域的知識體系的衝擊，而展開內部自我更新與重新定位的場域。每個研究者都需要面對其研究對象以及變遷中的文化社會與歷史脈絡，重新思考問題意識的定位以及「方法論」或是新的理論體系的建立；畏懼開放，採取防衛姿態，則是此研究者以及所謂「專業領域」日漸僵化而萎縮的起點。 引用書目： Donald, James. “The City, The Cinema: Modern
Spaces,” Visual Culture, pp. 77-95 Hall, Stuart. “Culture, Community, Nation,” Cultural
Studies, Vol. 7, No. 3 (1993.10): 349-363 Herny Giroux, David Shumway, Paul Smith,
and James Sosnoski, “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 A Cultura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pp. 613-645 Jenks, Chris. “Watching Your Step: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the FLÂNEUR,”
Visual
Culture, 142-160 Nelson, Cary. “Always Already Cultural
Studies,”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pp. 27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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