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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學》之本土轉向 劉紀蕙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發表於《中外文學》２８卷２期（2000年1月）︰17-21
回顧《中外文學》過去八年的出版歷史，歷經廖咸浩、吳全成以及劉毓秀三位主編的「執政」時期，我發現了一些饒有趣味的現象。 除了論文水準與品質普遍提升，由直行印刷改為橫行印刷，開始配合視覺文化研究而偶爾插入圖片之外，更引人注目的是自一九九二年五月開始以「焦點議題」取向而規劃專輯或是專號的編輯方針（廖咸浩），以及一九九四年七月開始「對話空間」的設計（吳全成）。雖然《中外文學》的編輯顧問群也和其他學術期刊一樣，有聲望卓著的袞袞諸公之陣容，而且《中外文學》一向也大方地接受各路英雄的投稿，然而，從各個階段專輯專號的編排，以及對話空間的邀約，讀者可以清楚看見九○年代此間學術走向本身的風潮起伏，更可以窺見主編的個人主導風格與關注方針。 若要說學術風潮的起伏，《中外文學》前二十年與近十年最為明顯的差異，便是傳統中國文學研究的退入幕後，而台灣文學文化研究的興起。廖咸浩主編時期，「焦點議題」的設計還未出現時，尚有詞學、散曲、古典喜劇等論文出現，以及規劃下的「古典詩詞的傳承」、「紅樓夢與後現代情境」、「女性主義重讀古典文學」等專輯。到了吳全成時期，此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專輯便完全隱沒。對照之下，吳全成時期一系列「台灣當代詩詮釋」，「台灣當代劇場」，「當代散文十家」，「當代小說」，「台灣文學動向」，「台灣流行歌」等屬於台灣文學文化的專輯居然有十一輯之多。這些高比例的台灣文學與文化議題之規劃，配合吳全成特別屬意的「愛爾蘭問題」以及「種族／國家與後殖民」、「文學與教育」、「批評的典律」等專輯，我們看到《中外文學》發生了本土轉向。 此種本土轉向在劉毓秀主編時期仍舊延續，卻也顯露出另一取向，也就是台灣女性的聲音。除了「台灣文學史再思考」、「侯孝賢」、「迷園」等專輯之外，大量浮現的則是台灣女性文學與文化的議題，例如除了主編之外，邱貴芬、簡瑛瑛、江文瑜、李元貞先後受邀主編「女人的湖泊」、「女人的天空」、「女性書寫與藝術」、「女性影像」、「女性旅行文學」、「女性神學」等六輯。此種台灣女性文學與文化的偏重，相較於廖咸浩與吳全成時期台灣女性議題的從缺，是個典型的取向差異。 繼續對照，我們便可發現另外一種典型的差異取向，也就是劉毓秀時期較少規劃理論性的專號，除了「精神分析與書寫」以及「認同與抗拒」之外，皆較屬當前議題導向，例如「生態文學」、「酷兒文學」、「怪胎情慾」、「旅行文學」、「科幻網路」。廖咸浩與吳全成編輯下，則生產了「新歷史主義」、「聖經與後結構主義」、「身分專號」、「國家文學」、「斐克與非裔美國論述」、「羅荻專號」、「批評的典律」、「後殖民論述」、「後現代主義」等「硬」理論專輯。然而，無論是當前議題或是理論建構，其實都指向本土學界關切的學術問題。 這些本土導向的文字風潮，自然不是主編一人的力量可以促成，台灣整體文化場域的脈絡已經清楚顯示八○年代中期以至九○年代的本土走向。但是，主編的意圖卻可影響該刊物調整的幅度。一九九二年六月號慶祝二十週年專輯中，廖咸浩指出：《中外文學》往後二十年將「有守有變」，「一方鼓勵實驗創新，提攜文壇新人，另一方面引介尖端思潮，提升學術品質」，更重要的是，中外文學往後的關懷更將致力於「探討文學的文化意義，實踐文學的文化使命」（＜不流俗的堅持＞，頁６）。一九九二年八月號邀約了邱貴芬與廖朝陽根據台灣文化與後殖民論述的「對談文章」，廖咸浩刻意鼓勵大家「盍興來乎」，以便開啟「良性互動的理性討論風氣。」此次的對談文章，是吳全成「對話空間」的基礎，也引發了廖朝陽日後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在＜香蕉天堂＞一文中所發展的「空白主體」論點。一九九五年二月陳昭瑛的「本土化運動考察」批判廖朝陽的「空白主體」論述，邱貴芬亦跟進，此後引發廖朝陽「中國人的悲情」、「再談空白主體」、「關於台灣的族群問題」、「面對民族，安頓情感：尋找廖咸浩的敵人」、「閱讀對方」，以及廖咸浩「超越國族」、「那麼，請愛你的敵人：與廖朝陽談『情』說『愛』」、「狐狸與白狼：空白與血緣的迷思」等一系列激烈論辯。 這場前後延續四年、止於一九九六年十月的對話，表面上雖然不再繼續，但是廖朝陽、邱貴芬、廖咸浩與陳昭瑛後來發表的文章以及所出版的專書，卻都延續此思考脈絡，而且更為深入的尋求台灣文化主體性的理論基礎。九○年代初期，顏元叔仍在嚴詞批評學習西方文化與西方理論的外文系學者：「我們這一群人到如今還是處於鴉片戰爭八國聯軍被征服者的地位上：西方人繼承著勝利的地位，我們繼承著失敗的地位…西化中國知識份子幫他們殖了中國人之心！」(8)顏元叔質問：「請問，有沒有出現半個讓西方側目的學者？……我們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做西方的小學生，中學生，白髮蒼蒼的老學生」(10
)因此，他再三反覆「要振興中華，或振興任何邦國，在戰略上，必須走反西方的路！」(9)以免我們「既不是西方人，更不是中國人，只是中西苟且的怪胎，餘孽！」(11)（＜一切從反西方開始──為《中外文學》二十週年而寫＞）今日重新閱讀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這一系列的對談文章，以及後來發展出來的長篇論文，我發現這些是近年來最為鮮活有力的論述，是本地發生的理論性思考，企圖整理台灣的文化場域以及歷史經驗。張小虹所編輯的「怪胎情慾學」或許正是毫無赧色地回應顏元叔怒斥之下的預言：《中外文學》近十年來的本土論述這個「怪胎」──「既不是西方人，更不是中國人」。 顯然，《中外文學》所擔任的角色不僅只是討論中外文學、提供創作園地，或是介紹當代理論，更是醞釀促發本土原創性思維的場所，因此，「專輯」、「專號」與「對話空間」是值得保留的議論場所。然而，若要本土的文化論述更具有創發性，則必須發展更多深化的理論性思維，以理論性論述整理更全面的歷史脈絡，以及對理論發展脈絡作更為扎實的回應與銜接。 以此觀之，理論經典的中譯與銜接性的討論仍舊不足。這幾年來，除了曾經規劃邀請的種族國家理論、後殖民理論、後現代小說、非裔美國論述、澳洲文學、裴克、羅逖等當前學界關注的特殊領域翻譯之外，其餘理論經典的翻譯仍舊太少，除了偶而見到陳傳興所翻譯的德希達的「延異」，李家沂翻譯的西蘇，拉康等，整體而言是不成比例的。然而，理論性概念的轉移絕不只是翻譯的問題，也絕對不是套用可以解決。最近一期的《中外文學》刊登精神分析辭彙翻譯之問題的討論以及五篇經典文字的譯文，這是令人欣喜的設計。當然，這背後呈現了陳傳興長年以來工作的關注點，也是精神分析論述要在本土生根發展的起點。其餘經典性理論著述的翻譯與概念討論或許也需要有心人長期規劃設計才能完成。 其次，「書評」亦是回應當前學術論述的最佳管道，很可惜過去並未刻意規劃，零星出現過幾次書評後就無以為繼。如果《中外文學》有更高的企圖心，要完成過去曾經開闢的一些工作，或許可以藉助編輯顧問群的集思廣益，挑選值得評介的新書，邀請學者評論，以便展開本地學術對於國際學術之回應，更可拓展學術之多元面向。 此外，「本土論述」並不侷限於「本土議題」或是「當前話題」。我們仍然期待《中外文學》可以呈現更為深刻的本土學術。所謂「學術」，應是大膽地提出尚未解決的問題，據此進行思考，與學界討論，試圖在學術討論群中尋求解答；至於「本土論述」，則應是接受寬廣的學術與思考訓練的本地學者，立足於此地學術界以及知識領域的起點，所展開的對話以及論述。我們承接中文以及西方之知識傳統，其實仍舊面對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例如我們是否可以開始整理二十世紀台灣／中國平行交錯而發展的兩脈文化史以及現代化進程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展開文化史的多元面向，處理視覺文化、音樂美學、影像美學、文字傳統與文化論述之互動？我們是否可以從本地之當代觀點重新詮釋中文傳統內從古典至當代各個華人地區的文學、美學、畫論、樂論、思想史以及文化體制之間的關連？我們是否可以思考對照於西方，中文的文化傳統以及體制下產生的性意識史、監獄制度、醫療體系以及身體概念、懲罰之施虐／受虐慾望、極權政體以及認同機制之心理結構？我此處所提問題自然透露出了我個人對於整體文化史、精神分析詮釋學、傅柯、法蘭克福學派等觀點之興趣，然而這些問題的提出卻是基於我對於當前文化之觀察與思考而產生；要解決這些問題，卻需要進入歷史，進入文化脈絡，進入文本，也自然不是我個人可以處理的，而需要本土學術群的發展。 最後，原創性思維不見得可以被規劃或是如同點菜一般地隨叫隨到。如果《中外文學》的版面完全被主編設計的專輯與專號所佔據，或許某些獨自發展的，或是具有實驗性質的論述便沒有發表的空間。如何能夠讓主編維持編輯特色，卻又能夠容納發展中的多元論述，仍舊要看編輯的智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