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發言背後，有兩個起點：

第一、柄谷行人先生一進入大學就參加了當時的反安保協約的示威遊行，也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他早年的學生運動經驗如何刺激了他日後一系列的哲學書寫？

第二、第二、柄谷行人的新書討論發生在希臘的哲學起源，這個問題與我們今日關切的社會或是台灣三月學運，有什麼關聯？運動現場與哲學思想有何關係或是有何區別？

我要針對柄谷行人先生所提出的三個重要問題進行我的回應：第一，民主政治有什麼弊端？第二，激進民主或是根本性直接民主意味著什麼？第三，柄谷行人先生討論發生在希臘的哲學起源，中文脈絡的哲學起源發生在何處？我們當代的哲學思想起源要如何發生？換句話說，如何促使政治性改革的哲學思想發生？如何提出新的思想計劃，新的概念？我認為這是重要的問題，因此我要對第三點做比較多的發揮。

 首先，民主政體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民主政體」必然會與權力以及金錢掛鉤？為什麼國會為什麼時常無法代表人民？台灣面對什麼民主政體的問題？

顯然，柄谷行人先生並不認為民主政治是解決當代問題的出路。柄谷先生指出，希臘的雅典雖然被視為民主制度的起源，但是現代民主的弊端，卻都早就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暴露出來。雅典的民主制度建立於市民的同質性；雅典民主制度並不納入奴隸或是外國人，因此雅典民主基本上是具有階級性的；雅典的民主制度是權力集中而具有支配性的，雅典的民主制度甚至是具有血緣邏輯的國族主義性質；雅典執政者原本就是大地主，自然產生了權勢集中以及貨幣經濟壟斷，因此構成了嚴重的階級分化；雅典的城邦剝削其他城邦，搶奪財富，作為城邦的資本以及市民出席議會的酬勞，因此具體展現了帝國與現代國家的勢力擴張與官僚體系。柄谷行人先生的分析的確十分精彩。

我們看到當前世界各地民主政體的官僚貪腐以及黑金勾結，或是台灣（反黑箱服貿抗爭運動過程中）民主代議制度的失靈，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被黨團化，政策議案被朝野政黨的黨團意志綁架，無論是杯葛、關說或是密室協商，這些黨權操作都難以代表全面民意。民意代表的政商勾結，資本與權力的集中，也凸顯了現代國家民主政治的漏洞。就連部分宣稱代表「民意」的「公民」身分所顯露的國族主義與排他性的敵國意識，也都印證了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構造》中關於「資本─民族─國家」三環扣連的分析。

其次，民主政治既然有問題，我們便需要反省，什麼是根本性的民主(radical democracy)？

柄谷行人所以會在《哲學的起源》中討論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與政治思想，原因是他在愛奧尼亞的政治思想中，發現了不被控制的自由互酬交換模式，也發現了不受支配的「平等法則」(Isonomia)。柄谷行人指出，無論是國族、性別、階級、公民或是職業，都是界定人們生命形式而建立常態規範的法則(norm)；愛奧尼亞思想以生命的自然狀態(physis)，來質疑被治理理性穩定下來的規範，physis vs. nomos，因此具有根本性的自由與平等的哲學思想。愛奧尼亞是「移民者所建立的獨立於母國的社會」，這種平等有別於氏族傳統或是世襲爵位，是建立於社會契約上的。愛奧尼亞沒有奴隸，也沒有被部族酋長巫師或是國家資本壟斷的經濟交易。柄谷行人說，哲學的起源就在於對巫術的質疑。只有質疑鞏固律法的邊界，質疑任何帶有神秘色彩與巫術性質的統治思想，才有可能抵制具有壓迫性的法則。這就是柄谷行人所辨識的哲學起源。

 第三，對於我而言，柄谷行人所提出的哲學思維的起源，是具有高度啟發性的。隨著柄谷行人的探問，我們必然也必須思考：除了雅典這一個歷史時間點的起源之外，哲學的起源是否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發生？除了柄谷行人所舉之例，也就是能夠質疑巫術而具有先知性質的老子與孔子之外，中國歷代思想還有什麼具有批判性與政治性的哲學思想？中文脈絡的哲學思想如何思考 isonomia，也就是關於非壓迫性的自由以及根本平等的問題？中國歷代思想家如何考慮抵制土地集中與財產私有化的問題？

我的看法是：具有起源性與發生性的哲學思維，並不會僅僅發生在某一個歷史起源的時間點，而可能會發生在任何歷史時期。我們要討論的是，具有平等法則的自然哲學，如何在特定歷史環節、話語脈絡以及社會制度之下，挑戰有壓迫性而不平等之法制，挑戰氏族傳統或是世襲爵位，並且進行實踐平等社會契約的創制與改制的思想工作。這些具有起源性的思考工作必然曾經在不同的時間點一次又一次的發生。

以中國歷代的土地集中狀況為例，不同時期的貴族富豪進行了不同形態的土地佔取兼併，而使得貧者無棲身之地。因此，不同時期便有不同的農民起義，也有修改土地集中的不同創制與改制。秦始皇終止了裂土封侯與貴族世襲的制度，使老百姓有自己的田地，「黔首自實田」；漢朝王莽停止奴隸制度，將土地收歸國有，再由國家分配給無田或是少田的農民（王田制）；東漢荀悅提出以人口計算田地，「以口佔田，耕而勿有」；清末太平天國主張「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這些抵制土地與財產的集中與私有化的改制，在不同歷史時期，面對了不同的生產方式以及階級結構，而有不同的制度改革。

這些改制，根本的問題在於如何考慮人群的共居，所謂的the common （commune）, 來到公共的空間，以根本性的平等共同生活（the coming together with radical equality），也就是巴迪烏（Alain Badiou）所討論的communist hypothesis？

更重要的是：當今的哲學思想所面對的難題是什麼問題？要以什麼方式的思想來啟動解放？

我要提出幾個看法：

1.無論是民族主義或是資本主義，都是具有敵對性與擴張性的結構，「國家」很難避免與民族主義及資本主義掛鉤，而執行代議制度的國會黨團也會輕易被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綁架。當民族主義或是資本主義進行敵對性與擴張性的活動時，必然便會有被排除於領域之外而不被納入計算的人民，「國家」也就會形成具有壓迫性的治理機制。

2.我們必須以非常根本的(radical)方式來重新構想「國家」作為「社會體」的單位。如果「國家」就是人群共同居住並且安居樂業之處，這個組成的集合體必然會因為人民的變動而被改變。晚清思想家章太炎曾經提出關於「國家」的構想：「國家」只是布帛經緯相交時的動態結構，也是河床容受如同流水一般日日不同的人民經過的「空處」。章太炎說，原本人群相聚，如同物與物「同處一時，互相容受」，交會之時互如「種子」，引發變化。這些變化「隨眼轉移，非有定量」。「愛國心」不是執著于實有或是現有的國家本體，而是持續發生，念念生滅，渴望其「未萌芽者」的「心量」。依照章太炎的構想，我們便能夠以動態而不斷重構的方式理解「國家」，而社會中的「未萌芽者」，也必須被理解為尚未存在而可能出現者。社會中有太多由於我們所受的文化教養而使我們看不見的部分，也有因為社會的命名或是計算方式而不納入的無分者，思考「未萌芽者」，可以讓我們期待可以變化而重構的社會。

3.如何重構「國家」？這就須要以最根本性的平等與動態的原理來構想。章太炎說，國家所設立的界碑與輿圖，都是不得已而設置的畛域。畛域邊界既然已定，也預先劃分了習性社群，構成了主觀觸受熏習的基礎，形塑了庸眾共有的串習，而隨著時間過程以及相互衝突而日見強化。重構「國家」，如同布帛經緯的不同動態交織的時刻，首先要依照與時俱變的人民以及社會條件的具體狀況，挑戰具有壓迫性與排除性的因循串習與思想畛域。

4.若以台灣為例，當前台灣所面對的具有壓迫性的首要矛盾是什麼？冷戰時期的民主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的兩大陣營(two blocs)對立，其實是全球化結構下的軍事經濟對峙，但是卻以政治意識形態包裹而出現。後冷戰時期新自由主義的區域經濟合縱連橫，看起來是化解了兩大陣營對立，形成了多元陣營(multiple blocs)，實際上卻是任由跨國資本超越了國境與經貿線，以不同形式滲透，宰制了在地的經濟生活形態。台灣眼前所面對的藍綠鬥爭或是兩岸矛盾，都是以不同形態出現的次要矛盾；在耗盡人們心力的矛盾鬥爭中，冷戰時期的對立結構仍舊具有支配性的效果，舊時的民族主義也以不同形態反覆出現。這些次要矛盾背後的主要矛盾結構，則是以新自由主義之名，不斷進行合縱連橫的區域經濟貿易；雖然可以脫離國家主導而規劃經濟特區，但是實際上這些自由經濟區卻仍舊延續了全球化擴張的資本競爭結構，每一個區域之內仍舊有支配性的資本集中與壟斷。

5.回到關於如何考慮人群共居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the common （commune）,平等與自由地共同居住而安居樂業的聚落（社群community，或是cité）。台灣目前所面對的問題不僅是更換政黨的代議制度或是反特定區域貿易協定就可以解決。如果把「藍綠陣營」或是「中國」當成鬥爭對象，那就是一個拜物式的「誤識」(misrecognition)，這是一個屬於時代性的意識形態印記，遮蔽了真正重要的問題。台灣不應該輕易地成為區域貿易協定或是經濟特區佈局之下被資本主義邏輯操縱的棋子，但是，台灣同時也不應該──更不能夠──成為封閉式的經濟體。台灣三月學運的運動現場在一個共同訴求之下，其實在不同角落出現了十分不同的多種聲音，有一些聲音帶來的新的思想，有一些聲音卻重複了特定的排除性邊界劃分。這些不同的聲音必須持續被思考與書寫。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不斷辨識發生在身旁帶有壓迫性與支配性的法令建制與意識形態，而在生活的各個領域發生介入式的重構。如果以不同的經緯軸線構成的聚落，從鄰、里、鄉、鎮到城市以至於全體社會，來想像「國家」或是「社會體」，那麼，從下而上的不同集合體交錯而重疊，每一個交錯點以及集合空間都必然會發生不同位置的矛盾，而須要持續抵制不同形式的私有化壟斷。這些抵制，可以是社區行動，藝術行動，思想行動，或是任何創造性與介入式的重構：對我來說，這就是超越民主政體，而回到最根本的民主與平等的公共社會的構想。

台灣的三月學運，是否會激發出往後十年或是二十年延續的思想創造，展開新的概念與新的制度，就是值得我們觀察與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