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史的對話

朱桂誼  

《現代文學》在台灣文學史中一直被公認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重鎮，由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李歐梵等人所創刊的《現代文學》，自一九六０年四月到一九七三年九月（民國49年3月至民國62年9月），共發行五十一期。創刊詞中提到「我們打算分期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近代得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並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我們如此作並不代表我們對外國藝術的偏愛，僅依據『他山之石』的進步原則」。如此的自我要求和期許，自是以五四以降的白話文學運動的傳承者自居，敦促荒涼的中國新文學的誕生、茁壯。因此，《現代文學》也培養了許多的作家，如白先勇、陳若曦、王禛和等。

《現代文學》確實地介紹西方經典及作家，也將二十世紀的新思潮，如佛洛伊德、心理分析、存在主義、沙特、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的寫作技巧引進臺灣，分期介紹Frantz Kafka, Thomas Wolf, Thomas Mann, James Joyce, D.H. Lawrence, Virginia Woolf, Katherine Ann Porter, F. Scott Fitzgerald, Eugene O’Neill, William Faulkner, John Steinbeck, W.B. Yeats, T.S. Eliot, Henry James, Albert Camus, Ernest Hemingway, Adré Gide, Samuel Beckett。對於近代西方思想及歐美經典文學的進口，《現代文學》的確功不可沒，不只介紹名家的作品，還翻譯許多批評的文章。如同創刊詞所言：「我們認識到文學批評對中國文學前途的重要。所以對自己作家的優秀作品，我們將視環境需要而特約學者專家時撰專文討論、批評含介紹。中國新文學從開始到今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但一直處於雜亂無章的自生自滅之境，這原因除了主客觀條件外，恐怕與新文學批評系統之為建立有著絕大關係。我們明知這是一項艱鉅的工作，但我們願意常識，甚至冒大不韙。」雖然有著革命的精神，但大部分的批評文章仍為翻譯，只有極少數的批評是由臺灣人執筆，如王文興的〈沙孚克裏斯著《伊蕾克特拉》中的對比與衝突〉（34期：民57.5），歐陽子〈論詹姆斯《梅西知道什麼》一書之均衡勻稱的技巧〉（42期：民59.12）。太過一面倒的結果，往往忽略了西方的文化歷史所激發、孕育的哲學並非全盤適用於中國或臺灣。除此之外，既然有能力去閱讀、翻譯作品及批評文章，為何無法自己做一個批判性的閱讀，卻依賴國外學者的意見？如果標榜文學批評的重要性的前鋒都無法做到以批判的精神來看別人或自己的作品，又如何能領導中國文學的新面向？所以在文學批評方面，《現代文學》著力較少。在發刊詞中提到的文學批評對中國文學的重要性，卻只有三期討論到中國古典文學（33期：民56.12；44期：民60.9；45期：民60.12），只有零星幾篇文章批評討論臺灣本土作家的作品，如姚一葦〈論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48期：民61.11），陳器文〈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歐陽子《秋葉》〉（48：民61.11）。這樣零碎地探討本土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關於臺灣這塊土地，反映出兩點，一是文學批評在中國文學系統中的稀薄，二是反映這個時期對於土地、國家認同的焦慮及不確定。

根據葉石濤在《臺灣文學史綱》的敘述，他把六０年代的台灣文學定義為無根與放逐，主要是以當時的文學主流，也就是學院派的《現代文學》為基準，他以為「他們提倡以『橫的移植』來代替『縱的繼承』，所以把存在主義、意識流、超現實注意以致於反小說等現代前為文學的意識型態和寫作技巧引進國內。•••他們既不能繼承三０年代、四０年代的大陸文學，又無法跟這塊新土地結合，只好大量收歐美現代文學潮流，在這外來的文學基礎中建立它們的文學王國，它們正是於梨華曾說的『沒有根的一代』」（114-15）。在當時的社會情境中，引進存在主義、意識流、內心獨白等寫作技巧，有內在與外在兩個原因，內在原因是現代主義的特質，疏離異化（alienation, isolation）與當時身在台灣的青年不確定的認同有關，外在原因是與當時政府的文字檢查制度有關。外來思想的引進與內在政治的箝制，使得許多知識份子往內心探索自我存在的意義及自我認同、自我意識。如此觀照當時的歷史背景，若將當時《現代文學》的知識份子定義為無根與漂流，不如說是透過書寫而抒發尋根的想望。此外，葉石濤在之後也強調吳濁留所創立的《台灣文藝》及《笠》詩刊是向下紮根的工作，所以六０年代的台灣文學不是那麼的無根與漂流。

至於彭瑞金在《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的評論，六０年代的台灣文學是埋頭深耕的年代，指的是鄉土派的吳濁流及《笠》詩刊的紮根工作，及西化派的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同時進行著。「《現代文學》的主要小說家：白先勇、陳若曦、聶華伶、於梨華、東方白，以及稍後出現的王禛和、李昂等人的小說，固然也用了意識流、暗喻、象徵等現代主義小說的百獻技法，以豐富它們作品的意像或活潑他們作品的表現方法，但還不至於生吞活剝卡夫卡、沙特、卡謬等人的作品，成為只取其形骸的亞流或末流，包括白先勇在內，這些被歸類為現代主義文學一派的作家，基本的創作意識還是走寫實主義的路子，他們只是侷限性地取材於自己偏好偏向的某個現實角落而已，他們的作品在性格上並未忽略對現實人文或地理歷史的觀照，這也是他們同具反叛精神的理由」（115）。彭瑞金對《現代文學》做出相當中肯的評論，但最後一部分，作家寫作並非自己侷限於偏好，而是寫最熟悉的、跟自己的生活最密切相關的，如果勉強寫一些自己偏好的，恐怕無法在文學領域中佔一席之地了。「現代文學社的同仁們，•••對外國的藝術只師法他們的形式和風格，因此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出現對西方文學發展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在台灣文學並不曾發生，易言之，六０年代西化的作家們，並未認真執行現代主義的移植工程，他們只不過利用歐美文學跑龍套而已，在師取若干西方文學的表達技巧後，仍發展屬於自己的文學；其次，他們小心避開了認真執行諸如存在主義文學的堅持和訴求，存心把現代主義當個幌子，因此，假設反共文學是以橫暴的態度插在台灣土地上的一束人工塑膠花，那麼西化派和現代主義文學也只是花瓶理得一朵鮮花，不曾在土地上生根，終究要枯萎的」（120）。這裡必須釐清的是，西方的現代主義源自於工業革命後人的生活的大幅躍進，及之後兩次大戰及期間無數的戰爭，刺激人們反省人類存在的意義及生存的價值；在台灣則因國共內戰及大小戰役，使許多人流離失所，離鄉背井，因此而激發往內心深處的探求，期以尋求自我認同的重建。縱使《現代文學》如大雜會般的引進西方思想，文史不分，其目的不外呼是激盪本土知識份子或一般人去思索類似的問題。如此看來，彭以如此武斷的解釋斷定現代主義對台灣文學的影響，恐怕有些偏頗，不可否認許多鄉土派的作家，如同現代主義文學家，都會使用意識流、內心獨白等寫作技巧，另一方面，探討生存的意義及自我定位也一直是人文精神的主題，甚至許多當代的作家仍表達類似的主題，所以現代主義並非一枯萎的花朵，它的精神一直是人類面對時代的變動及自我意識時，所必須深思的課題。

此外，根據彭瑞金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中的評論，白先勇於1977年所發表的《孽子》「看家的手藝仍在，寫實的本領也未曾遜色，卻把自己的文學寫絕了。自我放逐的流浪者回到他原本可以生根的地方，宣布自己精神上的死亡，無疑是這種無根文學的哀歌」（135）。如果彭瑞金所謂的精神死亡指的是白的同志身份及認同，未免太過武斷，太過恐同（homophobia）。《孽子》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意義，是一種少數族群邊緣化的呈現，是一種邊陲的發聲，亦是台灣文學多元化的一種面向─同志文學。而作品本身對於白先勇的意義，是重新剖析自我的身份認同，是死亡之後的精神重生。不管《孽子》被歸類為何種文學，它的意義應該不會是將白先勇的文學生命劃上休止符。

就作品發表而論，白先勇等被歸為現代派、現代主義的作家，或王禛和，被貼上鄉土文學作家的標籤，他們的作品能夠成為經典，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其實透過作品所表現的，是最真實、最寫實的東西。對王禛和而言，人生最熟悉的印紀是花蓮家鄉的人面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起飛的窘境。對白先勇來說，印象最深的卻是舊時王謝的繁華及人事已非的蒼涼。因此作家的書寫並非為了某種主義，而是以精確的語言文字寫人生、寫歷史。以無根、漂流、放逐的大帽子扣上這些現代主義的文學家，為免稍過武斷，不管王禛和、白先勇、陳若曦，它們所寫的、所反映的都是歷史文脈（historical context）的一部份，無關乎紮根的鄉土派或西化的現代派，都是寫實主義文學，都見證了台灣的歷史情境。綜觀葉實濤與彭瑞金的台灣文學史，不難發現其立場乃是所謂的台灣情結、台灣意識為基礎，在八０年代、九０年代所書寫的歷史，標明了重建台灣意識、重寫台灣歷史的決心，故而會以比較激烈的態度批評非鄉土文學的作品，顯示其迫切地希望重新建構台灣歷史與土地認同。

一個期刊所反映出來的是當代的思潮及民之所向，由《現代文學》這個跨越六０年代的文學期刊來看，西化的傾向是相當明顯的。很明顯的一個問題是，許多知識份子的全力西化反映了失去土地的連結和認同的真空化，也是許多當代文學批評家所指稱的無根與漂流，無法認同個人歷史在台灣這塊土地的滋養也許是很冷血，但不可忽略其背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所操控的思維理念，如政府許諾的反攻大陸，滋養對大陸故土的鄉愁及思緒，之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及海峽兩岸的對立，更促成了無根的國家認同，這些思想及情緒美化了知識份子的移民潮或自我放逐的喜悅。如此看來，一個期刊的存在及提倡的精神，不是對錯的二元對立可以一以概之的，必須考慮其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的面向，及所反映、呈現、象徵的時代意義。不論是無根、漂流、放逐或鄉土意識、台灣意識，只是這個歷史情境之下，個體的心理對整個大時代的反映與對話。這種時代感（time consciousness）是作家經由書寫對於變動的、不確定的大環境的反思或抵抗，而所謂的文學作品或文學史皆是和時代拉扯出的歷史，一直不斷的書寫、重寫、質疑、重建，這些複數的歷史才是台灣文學史。

 

 

參考書目

 

〈發刊詞〉。《現代文學》1期（195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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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石濤。〈六０年代的臺灣文學─無根與放逐〉。《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1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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