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的區分，系統的形成，朝向整體的慾望，排除異質的迫切，在這些現象的背後，到底慾望或是害怕的真實對象是什麼？

    佛洛伊德晚年所重新處理有關抑制、症狀與焦慮的問題，可以幫忙我們解釋有關恐懼結構的問題，而他認為這種如同恐怖症結構，避免思想聯繫與聯想，其模式其實是一種最為古老而基本的「觸摸禁忌」。拉佛爾格(Laforgue, 1926)以「精神盲點」(scotomization)來說明這種思想上的禁忌與禁止接觸，使人永遠排除恐懼知覺之出現。而根據佛洛依德的解釋，這個「精神盲點」的產生，就是因為自我依附於「反貫注」(anti-cathexes)，其精力都消耗在此反向動力中，而「無法將注意力引向其所迴避的觀念或是知覺，也無法承認那些與它所認為構成它自身之成分相對立的衝動」（第十一章，頁365）。此「精神盲點」可成為文化系統之盲點，在歷史同質化過程中，持續遮蔽此系統所排除否認的異質物，終至無法理解，無法辨識，或是視而不見。

    為什麼要迴避？為什麼要拒絕承認？為什麼此種否認如同逃離一般，並且須要持續消耗自我的巨大精力？到底害怕的對象是什麼？佛洛依德的「反貫注」，將精力從對象撤離，朝向相反方向投注，是他所謂的「壓抑」，或是他後期修正調整而改以他早期所使用的「防禦過程」(defense process)來解釋此逃離。此逃離，或者恐怖症，其實是為了抑制焦慮的發展，而朝向替代性觀念貫注，甚至採取自我懲罰的手段。但是，焦慮是什麼呢？為什麼要意志焦慮的發展呢？他真正逃離的對象是什麼呢？

    有關焦慮，佛洛依德後期放棄了早期以後設心理學的經濟交換原則而提出的宣洩理論，也就是焦慮是被壓抑的力比多剩餘物自動轉換而形成，而改以現象學的觀點描述，指出焦慮是對創傷與分離經驗的反應（第二章，頁285）：「自我是焦慮的實際所在地」（第二章，頁285）；「不是壓抑而產生焦慮，而是焦慮而產生壓抑之啟動」（頁306）。因此，焦慮不是因為壓抑而新創造出來的情感狀態，而是已經存在的記憶意象沈澱物面對創傷經驗時重新復活（第二章，頁285）。不是因為有閹割懲罰，才產生焦慮，而是有焦慮，才產生閹割懲罰與壓抑。因此，壓抑是自我執行的懲罰。

    但是，什麼是焦慮？什麼是創傷經驗的歷史記憶？佛洛依德指出，焦慮是對於一個極有價值的對象分離的恐懼。佛洛伊德認為，焦慮的引發不是因為危險的迫近，因為，危險迫近會帶來可預期的危險感而自動發生自我保護作用。焦慮的引發也不僅因為對象的失去。母親的離開，會造成嬰兒的焦慮。[1]黑夜中期待母親的復返，轉變為害怕黑暗、害怕黑暗中出現的鬼魅面容，是此焦慮的基礎型態。然而，佛洛伊德指出，焦慮，並不只是對象的失去，真正的失去所帶來的是哀傷悲悼。分離與對象失去的確是焦慮的源頭，但是，焦慮真正的狀態是在母親的分離所帶來的無助與不滿足感，以及仍舊發生的興奮期待。此興奮所造成的，是不愉快的，因此，壓抑的原因是避免興奮興起而引發的不快感(unpleasure)。在母親離去因「無助」而處於「非滿足」情境中，這是「快樂─不快樂」的自動原則之下，自動防衛機制便會開始試圖排除此引發興奮的動力（第八章，頁339, 342）。

    佛洛依德有一段十分耐人尋味的陳述：「當嬰兒通過經驗發現某一外部的可感對象能夠終止危險情境時，他所恐懼的危險在內容上就由經濟條件移置到決定這種經濟條件的情境上，即對象的失卻。現在，構成危險的是母親的不見，而且，一旦這一危險產生，嬰兒就會給出焦慮的訊號。這一變化構成了由嬰兒自己產生的自我保護措施的第一重大步驟，同時也代表了這樣一個轉變，也就是由焦慮最初的自動而不隨意的表現向焦慮作為一種危險訊號的意向性產物的過渡。」（第八章，頁339）什麼是「作為一種危險訊號的意向性產物」呢？焦慮一方面是對於創傷的預期，一方面則是以一種平和的方式重複創傷。焦慮─危險─無助感（創傷），導致從原始無助情境移置到那一情境之預期的移置，也就是焦慮反應的首次移置（第十一章，頁373）。此問題日後還須要繼續討論。

    佛洛依德指出，母親的不見，對象的失卻，到日後閹割的焦慮，超我所引起的道德焦慮，超我所憤怒、懲罰、不再愛所引發的危險感，死亡的恐懼，都有一樣的焦慮模式，而相對的發展出壓抑與防衛的過程。閹割焦慮，是在主體進入了象徵系統，朝向佔據優勢位置的父親原則認同，而將此原則內置，植入自我。此「父親」代替了「母親」，成為了愛的對象。當此「父親」拒絕或是不再愛此主體時，主體所遭受的危險感則更為絕對。主體會為了此「父親」的絕對命令而自我懲罰。我們須要先回到防衛過程的討論。

    所謂防禦機制，根據佛洛依德的說法，如同戰爭與排除的過程，以「抵銷」(undoing)與「隔離」(foreclosure)進行自我內部的鬥爭。這兩種如巫術般的技術，[2]一則利用運動象徵作用，「消除掉某一些事件（或經驗與印象）的後果，甚至消除掉事件本身」（頁319），再則如同遺忘一般以「動作隔離來保證思想聯繫的中斷」（頁321）。在此情形中，經驗並沒有被遺忘，但是其情感卻被剝奪了，看到了，卻沒有感覺。也就是說，「聯想性聯繫受到壓制或阻礙」，使其好像是被隔離，而不能夠在一般的思想過程中再現（頁321）。

    思想上透過動作的取消或是隔離，使得自我得以否認某物之存在，或是否認某物所攜帶的情感，其實正如他所說的，屬於原始的觸摸禁忌的模式：禁止接觸，以免被滲透、傳染而瓦解自我誤以為已經成形的內在結構。瑪麗•道格拉斯所討論的分離、淨化、劃界、懲罰越界的各種概念，都與此處在壓抑或是防禦之時所進行的區隔與排除相似。然而，此處佛洛依德所討論的區隔與排除之戰鬥，發生在自我的場域之內。

    佛洛依德說，壓抑是自我內部的戰鬥，如同自我犧牲自己的一部份，而使得壓抑之派生物所形成的症狀，如同「治外法權」一般的，有獨立於自我組織而存在的優惠（第三章 頁292）。[3]此處，佛洛依德不斷使用具有軍事隱喻的修辭，例如「混和駐軍的邊防站」、佔據、侵入、防禦鬥爭，而自我所對抗的是本能衝動。佛洛依德指出，當自我通過某種途徑的壓抑過程，也就是取消與隔離，而成功地進行自我保護，必然也同時抑制並且破壞本我中相關的特殊部分，而賦予此部分以症狀形成之衍生物某種如同治外法權一般的獨立性，因此也就放棄了自身的某些主權（第十章，頁358）。[4]此處，佛洛依德以「亡命之徒」描述此被壓抑之物，如同被驅逐出自我巨大組織之境的異質物（頁359）。我們也可以看到，此處自我為了維持其本能所進行的犧牲儀式，是以偽裝之方式出現，壓抑與滿足雙向並存。由於本能是連續不斷地，所以自我須要持續進行能量消耗，來確保防禦活動的完成。[5] 因此，壓抑不是一個一次性發生的事件，而是持續不斷的能量消耗。這種保護壓抑而進行的活動，便是抗拒(resistance)。（第十一章，頁363）而抗拒其實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

    這種戰鬥、排除、破壞自我的一部份、放棄自身的部分主權，在克莉絲蒂娃的說法中，成為了她所說的「卑賤情境」。[6]自我中的一部份被超我驅逐，「我」生下「我」，「我」的死亡，我的一部份逐漸成為「他者」。「我」的出生，以一種近乎嘔吐的暴力發生。[7]「我」的出生，使得原本熟悉的部分成為與我無關甚至反感之物（第一章，頁4-5）。

    要理解此文化系統所展開的恐懼結構的唯一途徑，對於克莉絲蒂娃而言，就是要將恐懼至於括弧之中，遭遇他者，對此卑賤異域與恐懼進行論述（第一章，頁9）。這也是我們對於文化恐懼結構以及卑賤異域所要進行的分析詮釋工作的起點。我曾經對陳界仁的作品進行閱讀，其中所經歷的，也是面對我必須至於括弧中的恐懼，進而探就此恐懼所揭露的排除系統。

    克莉絲蒂娃其實也清楚指出，此「他者」或是「他方」，是佛洛依德從西方哲學所繼承的問題，也就是「否定性」(negativity)的問題。「我」與「他者」，other, alter,內與外。而當「大寫他者」，the Other，如同Rudolf Otto所說的「令人驚恐、畏懼、戰慄、著迷、想要認同合一以達到狂喜的神秘者，一個外在於自我的對象，一個「完全相異者」(the Wholly Other)」，或是轉化為「第二自我」(alter ego)，或是我所尋找的失落的「自己」，一個具有「異質性」而可以帶來歡愉的符號或是客體：都是經過了內化認同或是符號轉化的過程。

    克莉絲蒂娃也利用佛洛依德所提出的原初壓抑，來解釋此符號化的問題。原初壓抑，是經驗之不能再現，而以能指、症狀、符號代替，也就是此符號化過程。然而，正是這種符號化過程，主體才得以出現。因此，分離是一切語言的起點，是主體誕生之刻。根據克莉絲蒂娃的說法，「失去」與「空缺」，是存有與客體在邏輯上發生的先決條件。意義、語言、慾望與整體存有，都建立於此「空缺」之上（第一章，頁7）。如同佛洛依德所說的，母親的離去，是語言開始的起點。Fort-da. 嬰兒以符號開始再次演出母親的離去與復返，或可以說，以主動的遊戲方式演出自己被棄的創傷經驗。

    語言中，有各種自我排除賤斥的「我」。克莉絲蒂娃說，「症狀是一種語言，在宣告棄權的同時，說明了體內藏著一個無法同化的異鄉人，一個怪物，一個腫瘤，一種癌症」（第一章，頁15）。也因此，克莉絲蒂娃說，語言與藝術中，有各種倒錯，也就是各種卑賤體（第一章，頁19）：「卑賤體之所以倒錯，在於它既不揚棄亦不承接任何禁令、規則或是律法，而是讓它們轉向、迷路、扭曲，進而利用它們，好更加名正言順地否認它們。」（第一章，頁19）克莉絲蒂娃說，此卑賤體可以執行任何暴力，假借生命之名進行砍殺，進步主義者的暴君，遺傳學的走私販，犬儒主義者，或者是藝術家（第一章，頁19─20）。所以，她以現代文學中所呈現的各種倒錯，各種超我與卑賤體之跨越。卑賤的書寫，呈現了去主體性與非客體性的狀態。

    克莉絲蒂娃說，分析，是將「傷口撐開」（第一章，頁33）。[8]她說，康德所謂的清除玷污，或是黑格爾所謂的動物性之否定，僅能呈現一種哀愁與沈默。精神分析所要進行的，卻是以「認同」作用的模擬（移情與反移情），使其內在被分割成為的裂塊，可以與卑賤書寫產生聯繫而得以發聲，成為意識（第一章，頁38）。或者，我們可以說，文化分析者，面對著歷史同質化過程所完成的遮蔽與裂塊，探觸被排除賤斥的主體狀態，使此被排除物得以回返而成為文化意識，成為書寫，便是文化研究者所要完成的工作。

    克莉絲蒂娃利用拉岡所說的客體關係來說明焦慮：客體關係是「遮掩、裝飾焦慮的深層基礎的工具」（Seminar 1956-57, 第二章，頁43）。以克莉絲蒂娃的說法，佛洛依德並沒有說明什麼時候壓抑會產生一個被符號化的客體，而什麼時候壓抑則會促成一個無法言語的客體。克莉絲蒂娃因此指出，症狀其實就是符號化，替不可名狀的恐懼狀態賦予記憶。語言，是自戀的投注。吞噬語言，也是恐懼症的症狀。對語言的拒斥與重建，使得客體的問題浮現於語言之中。符號便是凝縮作用。

    其實，佛洛依德曾經提出一個重要的言語理論。他說，文字表徵與客體表徵之間，發生了一種轉移與凝縮。經驗中真實，無法再現，僅能以「事物代表」（object representative, 客體表徵）代表。此「事物代表」是個開放系統，包括了聽覺影像、觸覺影像、視覺影像以及其他感官範疇等開放的異質性集合，文字表徵則是一封閉的異質性集合，僅有聲音影像、閱讀影像、書寫影像與口說運動影像等元素。當客體（事物）代表被文字代表呈現而符號化時，原初壓抑已經發生，分裂已經發生。克莉絲蒂娃則說，這就是符號的凝縮作用。

    對於這個凝縮作用，或是符號化作用，克莉絲蒂娃解釋說，這就是說話主體在伊底帕斯三角結構中就位，進入說話主體的位置，進入象徵系統，以「父之名」掌握符號、意義與論述的功能（第二章，頁67）。然而，客體表徵與文字表徵仍舊彼此召喚，這就像是克莉絲蒂娃所說的符號界與象徵界的介入，符號衝動(semiotic drive)不斷尋求象徵化，而象徵系統則必然被幻想所滲透。而被排除而難以被符號化的內裡是個恐怖的異質狀態，是個難以吞噬難以內攝的「母親」。各種倒錯、卑賤、色慾的符號操作，也正是面對此內裡無名的「陰性狀態」，這個「母親」。

    此處，克莉絲蒂娃便將壓抑，或是防禦機制，放置於符號化的過程中。語言便是症狀。無以名之的客體關係便會以各種變態倒錯的卑賤情境在文字中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