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新神廟：

大安森林公園的《奧瑞斯提亞》

版權所有劉紀蕙

　

當代傳奇劇場與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 合作的《奧瑞斯提亞》三部曲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演出三場，轟動一時，每一場都吸引了上千的觀眾。觀眾有的特意趕來看戲，有的散步經過駐足觀賞。在台北夜晚的高樓大廈為背景，往來的車聲為音效之下，《奧瑞斯提亞》提供了台北市民一次難得的都市儀式，也帶出了觀眾群中好惡兩極化的反應，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我們可以看的出來，除了演技、服裝、造型、音樂與舞台空間可圈可點之外，這個演出還是個相當明顯的希臘悲劇本土化與京劇現代化的嘗試。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導演與演員發展出刻意擬諷台灣政治生態與傳統京劇的現代觀點。這種企圖應該是值得讚許的。

謝喜那此次編劇與導演的特色，除了以環境劇場的流動空間造成觀眾的參與之外，更在他插入的台灣經驗。例如第一幕以合唱隊身分出現的街頭小子，隨意插嘴，接上一句所謂新新人類的反應，稀釋悲劇的嚴肅性。而伴隨奧瑞斯出場的皮雷斯更以便衣警探的姿態出現，是一個台灣人共享的公開笑話。甚至在第三幕擔任主持審判與公民投票的雅典娜更換上台灣電視綜藝節目女主持人的行頭，風騷聒噪，更是說盡台灣的電視媒體文化。這些都使得身處現代的台北觀眾不得不在情感與詮釋上對悲劇劇情採取抽離距離，卻也同時反觀自身的文化政治環境。

劇中本土化的利器，也是導演與演員神來之筆的，就是第三幕的公審與投票過程。主持公審與投票的雅典娜與充當證人的阿波羅，為了操縱投票結果，並避免扮演怨靈的女人「走上街頭抗爭，弄的交通阻塞，妨礙生意，壞了國際間的知名度」，先是公然行賄，以使公民擁有一個「偉大、富裕而有威名的城邦」為誘餌，來說服投票者支持奧瑞斯；然後以主持人的身分改變投票結果；最後甚至以承諾替敗訴的一方興建一座新神廟，使台灣「母慈子孝，夫妻和睦，交通順暢，股票長紅，政治清明，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來作為交換條件。使得奧瑞斯弒母的罪行頓然不再被追究，而受到冤屈的卡萊頓皇后與怨靈也欣然捐棄成見，化解仇怨，而與奧瑞斯、阿波羅和其他所有人手牽手唱起「下山」歌。這些「台灣」指涉所呈現的政治生態，當然是荒謬至極，卻不幸的正好揭露台灣人的處境。尤其是大安森林公園本身的政治色彩，更凸顯這些台灣符號的平行效應。在這種政治語境之下，「弒母」行為的象徵轉折，自然就變得饒具深義。

同時，劇中傳統京劇的優雅身段與功力深厚的唱腔，以及劇中的悲劇情緒，一直被寫實演出與國語對白干擾。奧瑞斯的身世辯白，在雅典納口中，甚至成為一曲綜藝節目中反西皮二六的特技表演，而以熱烈掌聲鼓勵。京劇居高不下的身段在此被戲弄調侃了一番。

以現代觀點介入傳統悲劇與京劇的形式，同時帶入本土的時空環節，雖然會引起熱愛傳統希臘悲劇與中國京劇的觀眾不安，卻是十分有發展潛力的切入點。而且，悲劇與鬧劇同台並行，造成異質情緒的衝撞，其實是個翻轉舞台經驗慣性分類的設計，十分具有爆炸力。但是，這齣劇的演出在結尾時卻失去了平衡，顯得頭重腳輕。而且，看到第三幕第五景時所有演員手牽手唱起「下山」歌，不免有受騙被迫參與一場團康活動的憤怒在心中冒出。問題出在何處呢？

我想，問題在於劇情發展的能量與邏輯沒有適當的處理。隨著舞台上的演出，無論是意象、論點或是情緒，劇場的空間中都已發展出了一些透過文字糾結而醞釀出的能量。但是，這些能量以及悲劇與喜劇兩種邏輯發展之後，卻在沒有化解的狀態之下被取消，使得第三幕中魏海敏與吳興國失去了情感動機，像是在格列佛遊記中被小人國的百姓重重用繩子綁住的巨人，不知如何動彈。

劇中發展出的能量之一，便是一個吊詭的性別歧視議題，這個論點在劇本台詞中前前後後藉著明顯的修辭而鋪陳出來，卻在公民投票時的價值顛倒中，懸而未決。例如指克萊頓是一個「很男人的女人」，或是描述復仇像是在女人子宮孳生的念頭，亦如地底陰暗的巢穴中蜂湧而出的怨靈。對現代觀眾最具有挑釁意味的，是阿波羅狡辯說克萊頓皇后「只是個家庭主婦，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不值得顧慮；女人只是「替父親照顧他的種子，最終的目的是讓父親的種子可以離開母體，長大成人」。以至於母親、女人與家的價值完全被阿波羅所代表的重理性的男性價值所取代。雖然謝喜納要以現代觀點來重新詮釋希臘悲劇與中國京劇形式，他還是不應該藉著嘲諷台灣政治生態而犧牲這一層性別歧視的問題。

另外，我們看到克萊頓在劇中是一個複雜而多面相的女人：阿卡曼儂回來之前，克萊頓說「他將會看到一個堅貞的婦人，無怨無悔的守護著他的皇室，…十年如一日，我像條忠實的看門狗」時，她面上流露出的悻悻然與諷刺；當阿卡曼儂返國時，克萊頓以紫色絲毯哄君入彀時，她的身段流露出的狡猾；而克萊頓手仞夫君後，細細品味阿卡曼儂的血在她利刃下「滲出、流淌、奔突、噴湧」，唱腔中透露出的滿足感；以及克萊頓回憶當年阿卡曼儂殺死親生女兒的悲憤，與面對奧瑞斯時百般動之以情，在在都是真實女人情感。但是在第三幕中魏海敏卻因劇情與鬧劇合併而似乎感情中空，她的妥協也完全沒有說服力。而當她說：「好，我接受你的條件…現在我願意化解自己的仇怨，我將與這個城帶來個庇佑」，並欣然唱起：「保佑這豐碩的果實，長滿大地。保佑這美麗的魚蝦，歡跳潮汐！歡跳潮汐！保佑你們一向擁有，一向擁有的權力，保佑這裡風調雨順，六畜興旺，人際和睦多慌唱，是一個旅遊的好地區。」沒有人會相信她所說的話；但是，導演在此景中的處理卻沒有諷刺距離。

要如何處理這種懸而未決的內在能量呢？這或許是導演應該再加以思索的問題。在我看來，克萊頓身分情感的轉換是關鍵之一：在以京劇唱腔及身段的高貴嚴肅架式之下，她的妥協與祝福似乎過於真誠好意，而失去了諷刺的距離；而轉變為福靈的怨靈，也因服裝過於美好柔和，同時失去了諷刺的距離。一種可能處理的方式，或許是以更極端的荒謬處境來處理第三幕第五景的妥協場景，例如藉戲種的改變（如台灣地方戲）呈現克萊頓身分的改變，加強其中的可笑成分。如此，此劇的諷刺距離或許能更為強烈一些，諷刺的對象或許也會更擴大一些。

至於台北的新神廟，無論是政治的或是藝術的，將來會建在何處，是誰要建，為了什麼目的，祭祀的是何方神聖，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