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為二」，或冷戰結構內部化
──重探矛盾論以及歷史發生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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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紀蕙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劉紀蕙：〈「一分為二」，或冷戰結構內部化：重探矛盾論以及歷史發生學的問題〉，《跨文化實踐：現代華文文學與文化》
(Transcultural Practice: Modern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2013年。頁267-377。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分為二』的過程，把藏在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給挖出來了。。。。『一分為二』，我們的隊伍進一步純潔了，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進一步加強了，無產階級進一步鞏固了。。。遵照毛主席的『一分為二』的教導，不斷地把混在我們隊伍裡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分出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李長茂（天津市第二毛紡織廠老工人）1970 年 4 月 7 日《天津日報》
「交也者，合二而一也……凡有動靜往來，無不交輪。……二而一，一而二，分合，合分，可交，可輪。」
方以智《東西均》(1652)
The living Substance is being which is in truth Subject, or, what is the same, is in truth actual only in so far as it is the movement of positing itself, or is the mediation of its self-othering with itself. This Substance is, as Subject, pure, simple negativity, and is for this very reason the bifurcation of the simple; it is the doubling which sets up opposition, and then again the negation of this indifferent diversity and of its antithesis. ……It is the process of its own becoming, the circle that presupposes its end as its goal, having its end also as its beginning; and only by being worked out to its end, is it actual.
G. W. Friedrich Hegel, “Prefac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807)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0.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針對國際形勢，發表了關於「一分為二」以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分析，在擴大播散與後續詮釋的過程中，產生了深遠影響。[1] 當代法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巴迪烏 (Alain Badiou) 在二○一一年出版的英文版《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收錄的訪談中表示，「一分為二」是辯證法的核心問題，也是他自己從早期到晚期哲學發展的關鍵問題。[2] 他認為由於斯大林的關注在於政治，因此將黑格爾的辯證法粗俗化，並且展現了其中的僵硬面向，而毛澤東的思想則由於其中國文化背景以及其特殊政治經驗，而充滿細緻的辯證性。但是，巴迪烏也指出，毛澤東所面對的問題是黨的內部辯證運動以及黨的形式化之間的矛盾，而黨的「形式」幾乎摧毀了黨的辯證運動制之「內涵」。[3]
歷史辯證運動過程中，思想的辯證性以及其形式化的軌跡，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也是我的切入點。但是，我將進一步指出，在透過「一分為二」的概念重新思考辯證思維中的積極面向時，我們必須也面對「一分為二」思想與實踐的內在悖論，以及透過此悖論所觀察到二十世紀由思想革命導向鬥爭行動的爭議，毛澤東和中共馬列思想陣營對於蘇聯共產主義思想階段性的靠近與遠離，中共內部社會矛盾與權力結構的轉變，以及冷戰結構的形成與後續影響。由於毛澤東「一分為二」的思想以及決策反映出這些變化，也牽動了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的後果，代表性地呈現了「思想──革命」之悖論，因此我要針對幾個具有癥結意義的文本進行分析，以便探討「一分為二」這個概念所引發的理論性問題。
我要處理「一分為二」的議題，還有幾個背景上的問題意識：首先，「一分為二」原本是指持續進行並且相互轉化的辯證運動，在六八學運之後的法國思想界尤其成為了重要的哲學問題，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巴里巴 (Étienne Balibar)、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馬歇黑 (Pierre Macherey) 與巴迪烏等人都撰文討論過這個問題。[4] 然而，在中國大陸的脈絡下，「一分為二」是文革時期習以為常的慣用語，連小學生都會使用這個術語來彼此辯論，展開問題的雙面性；工廠工人也會用這個術語來發揮議論，說明「一分為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但是，當「一分為二」成為教條化的術語，宣稱要將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資產階級「挖出來」，要將混在無產階級隊伍內的「一小撮敵人」不斷地「分出去」，「一分為二」所引發的問題，便不僅是一個複雜的哲學概念如何在當時全民哲學化與全民政治化的運動中簡化為常識性而不須反思的日常口號。對我來說，更為根本的問題是：在這個特殊的歷史過程中，為什麼這個思維與物質的辯證運動反而被觀念結構所綁束，而從屬於意識形態對立下的立場劃分？這個實體化與片面化的立場為什麼如此深刻地主導了日常生活的主體經驗？
其次，單純的官方政治宣導或是「內因」顯然不足以促成「一分為二」的絕對化。在一九五○年代冷戰結構開始形成之際，多重的政治經濟因素以不平衡的力量牽動並且塑造了「一分為二」的必要性以及其僵化的效果。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馬克思以人格化的代稱所分析的經濟形式範疇之變動性內在衝突，不再作為社會關係分類體系「一分為二」之矛盾的分析模式，而成為勞動形式實體化之下所強調的階級對立。引起我注意的問題是：為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所建立的「工人」＝「人民」＝「國家」的同一性關係，遮蔽了「國家」作為統治階級的權力機構的問題性，使得「國家」成為無法被反思的概念，官僚體系成為新階級，也使得合理化秩序之下實際上被剝削的其他階級，也就是其他經濟形式範疇，成為無法被思考的問題？為什麼歷史過程中不平衡發展的綜合經濟形式，在「一分為二」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主要矛盾之下，成為不被容忍的狀態，並且在形式主義與平均主義的概念化操作下被排除？
第三，在「一分為二」的實體化操作之下，其他不同勞動形式以及不同能力成為被排除的壞分子，以納入式的排除，劃分出內部敵我關係的邊界，也作為主體自我「純潔化」的自動檢查機制；此處似乎透露出了主體化模式的一種悖論，這是我覺得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冷戰結構下的「一分為二」不僅是中國大陸在六○年代的主體構成機制，也是台灣在六○年代以降的主體構成機制：這更是我深感關注的問題。
我實際進行的工作不在於進入思想鬥爭的政治路線或是歷史細節的全面描述，而要在歷史運動過程的幾個關鍵環節處，以回溯的方式，透過代表性的文本，描繪出一條表面或延續或斷裂的軌跡，以便分析歷史運動的辯證過程以及內外交錯的力量，並且回應上述的基本提問。我希望藉由這個表面拉出的文本軌跡，分析歷史拓撲空間的內部以及整體相互扣連的不同因素，檢視歷史辯證運動為何引發意識形態觀念範疇的固定立場，以及這個過程所揭露而有待思考的理論性問題。我將以下列五個小節進行討論：一、「一分為二」的辯證概念如何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再經過列寧，而透過毛澤東一九三七年的〈矛盾論〉以及一九五七年的「一分為二」，展開了播散、在地性詮釋與概念實體化的曲折路徑，以及這個路徑如何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帶動了不同的後續歷史過程；二、回溯五○年代冷戰結構如何被全球局勢多元因素所偶然也是必然地構成，而刺激了毛澤東關於「一分為二」的幾次講話，並進而促使「一分為二」實體化為現實面的對立立場；三、「一分為二」的辯證概念為何被絕對化，為何在六○年代成為「合二而一」的對立面，而使得楊獻珍案的思想辯論成為敵我對抗的階級鬥爭；四、冷戰結構如何在兩岸形成了外部主要矛盾的內部化，規定了內部意識形態的結構性矛盾，並且透過各種環節衍生與複製，甚至變形與轉移，而形成不同形態的次要矛盾，延續至今日；五、我們如何重新思考馬克思「一分為二」的辯證邏輯，檢視不同歷史階段「資產－無產」或是「有分－無分」之間的階級矛盾，並且反思歷史發生學的問題。透過上述階段性的討論，我希望能夠更深入地分析當今後冷戰階段仍舊延續的冷戰思維，以免「一分為二」的固化思維持續成為今日全球化進程中的結構性動力。
（一）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到馬克思的階級矛盾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 序言中指出，最簡單的經濟範疇也必然存在於預先被決定的複雜結構整體的抽象關係之中，而社會生活的矛盾也存在於生產力與既定的生產關係之間。所謂生產關係，意指被法律、政治以及知性生活等社會意識形態所決定的經濟結構下的生產模式與社會關係，而這些生產模式與社會關係則又反過來決定了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及生活狀態，成為束縛人們的枷鎖。馬克思指出，正是在法律、政治、宗教、美學或是哲學等等意識形態所呈現的內在矛盾處，我們才能夠檢視現存的社會生產力以及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5]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精彩地透過他所謂經濟形式整體之「細胞」(cell) 的概念，來檢視既是勞動產品又是價值形式的商品。如同細胞的一分為二，主客對立的分裂在「商品」處發生：「商品」作為價值形式，在已經決定的價值衡量尺度下被交換與累積，「如鐵一般必然」的資本擴張邏輯反向規範了生產勞動產品的勞動力計算模式，以致於勞動力在利益與效率的考量下被計算與剝削。[6]
《資本論》展現了馬克思如何以研究自然史的科學方式，回溯式地分析十六世紀以降橫跨幾百年的資本主義歷史過程。在此過程中經濟生活如何從一個形式過渡到另一個形式、如何從一種聯繫秩序發展到另一種聯繫秩序，以及這些形式與聯繫秩序的轉變與發展法則如何在社會生活中造成了特定的效果。馬克思強調，從物質現象出發，研究現存事物的否定與變化的緩慢運動，並且揭露自然史的演化，正是具有批判性以及革命性的辯證法。[7]馬克思並且指出：商品作為分析的對象，除了可以藉以揭露社會關係的內在矛盾，檢視制度與理論如何從屬於社會關係的主導性價值體系，也能夠有效地暴露政治經濟學者理論建構背後的利益考量與內在局限。馬克思強調：「意念只是物質世界在人的心靈之反映，而翻譯為思想形式；只要能夠發現神祕表面之下的合理內核，就可以將被黑格爾神秘化的辯證法翻轉過來。」[8] 因此，物質、制度、理念、政策，也都是時代性合理性內核的外部演繹。此外，馬克思認為，從古典經濟理論到十八、十九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者，無論是重商主義或是重農主義，都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的思考模式，而展開他們的理論，藉以進行各種利益與效率的計算。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所謂自由主義經濟強調的自由貿易，或是重農學派的關稅保護法，都早已經在資本主義邏輯之中操作。馬克思尖銳地批判了亞當斯密、李嘉圖、佛格森、穆勒等政治經濟學者，指出他們服務於既定政治利益以及價值衡量標準，展開各種計算工時、工作日、工資、地租、利潤等論述。勞動的產品不僅成為可以計算利益的商品，多餘的勞動更成為可以增強與累積資本的剩餘價值；在效率利益以及價值增值積累的追求之下，「資本家」──資本人格化的代稱──則可以進行直接或是間接地統治。[9] 在自行運作的龐大機器以及附隨於這個運動的各種論述與立法之下，人們逐漸進入了自動化的生產行列，甚至成為附屬於機器的零件。勞動力成為可以計算的生產力資源，人口則是計算生產力的重要單位，是國家財富的基礎；因此，人口也成為市民社會、帝國擴張、殖民政策以及現代國家的治理對象。[10] 馬克思對於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批判，對於薪資、利益以及價值的衡量，已經為傅柯所批判的現代國家「生命政治」的治理模式預先鋪設了論述的基礎。[11]
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他針對知識生產以及時代性政治因素與利益計算之間的分析，甚有啟發性。不過，我們若要正確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就必須先要知道他對於黑格爾辯證法的肯定。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翻轉過來，並不意味著要否定黑格爾；恰恰相反，他正是為了要抵制當時將黑格爾神秘化的時尚，而重新啟動黑格爾辯證法的科學方法。馬克思說：
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絕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空論主義代言人的惱怒與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導論中，清楚說明了關於「一分為二」的辯證法以及絕對否定性的問題。否定性，同時是簡單之物的「一分為二」(the bifurcation of the simple)，也是透過自身的雙重化 (doubling) 與自我的異化 (self-othering)，在持續運動中設定自身 (the movement of positing itself)，否定開端，透過向不同於自身的他物轉化，經由自我的異化的中介 (the mediation of its self-othering with itself)，而回到自身。[13] 這個納入陌生性而回到自身 (das Selbst) 的「純粹否定性」，使得任何正向的設定 (posit)，都會被作為潛力的否定性的持續辯證運動所改變：設定自身，異化自身，以及回向自身轉化，成為自身。因此，「自發地成為自身」(the spontaneous becoming of itself)，並不是與原初同一，而是包含了「成為他者」(becoming-other) 的轉化。[14]
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出發，主體、本質與實體不是僵化而固定不動的概念，而且是相互同一的。然而，他著名的「主體即實體」的論點，不能夠抽離運動的過程：心靈是持續的運動，運動便是主體，也是本質，也就是實體。任何終點都是開端，開端即是運動，是對於片面性開端的否定；對於開端 (beginning) 與基礎 (Grund) 的持續知性反駁，則促使思想運動和變化不斷開始。此外，所謂本質 (essence)，意味著存活 (esse, to be)：只要是「活著的實體」(living substance)，就必然會持續辯證運動的演化。因此，主體 (Subject) 就是運動、實體 (Substance)、本質 (essence)，也就是自身運動 (self-moving) 在運動中的「同一」。從這個思考脈絡展開，思維的否定性本身便具有肯定性，具有納入自身之他性而包含運動整體的能力，甚至具有延展可塑 (plasticity) 的特質，而不被固定於單一位置。以主體為例，在具有可塑性的辯證否定運動中，主體首先會被認作為一個固定的自我，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基礎。在後續各種述語的展開過程中，主體則被認知的「我」所替代；這個執行認知功能的「我」，進行作為基座之主體與各種述語之間的聯繫運動。第一個主體是決定此過程之靈魂，而作為我思主體的第二個主體，則在不同述語之間轉移。主體與述語之間的來回往復，正是主體可塑性之延展本性。[15] 黑格爾說明的物質變化法則以及心靈的物質性與可塑性，導向了他所展開的主體、本質與實體在運動中同一的論點，而十分靠近斯賓諾莎關於變化之「內因」、慾望作為「本質」以及意念來自於身體性感受等論點。從斯賓諾莎到黑格爾所展現的唯物辯證邏輯，根本地推翻了西方形上學的二元結構思維。[16]
青年黑格爾學派施蒂納 (Max Stirner)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對於「固定觀念」的批判，便是建立於黑格爾所強調的否定性。施蒂納說，社會是人們自行尋找的共同體。人們主動地尋找群體，從家庭、親族、宗教或是不同形態的共同體，進而擴展為國家。國家是人群聚集依附的複合物，有其內在秩序。我們所處的國家已經是制度上的存在：「國家教我如何不受懲罰，我要為『神聖性』（任何東西都可能是神聖的，例如財產、生命）『犧牲』我的獨自性。國家所能給與我的文明與教養的形式就在於：國家把我教育成一種『有用的工具』，『社會的一個有用的成員』。」甚至，國家被賦予了「道德的、神祕的或國家的人格」。當人們被教導要將國家、國家的人民、人類以及所有我所知道的置入自身之中，以便「成為一個真正的自我，一個自由的市民，一個國家的公民，一個自由的或真正的人，他們也在假設的外來的自我中看到我的真理和真實及對其所作的獻身。」施蒂納指出，這個「自我」，只是一個「幻想的自我」，一個「幽靈」(ghostly apparition)，這個幽靈卻是囚禁我們的「固定觀念」(fixed idea)。[17]
施蒂納對於如同幽靈般附身的「固定觀念」的批判，背後隱藏了對於任何抽象觀念徹底除魅的要求。這些被自我設定 (self-posit) 的觀念，除了國家、社會、宗教之外，其他抽象觀念例如自由、平等、人道主義之愛，都被施蒂納批評為精神的假象或是「替身」(semblance [Schein], seeming-body [Scheinleib] of a spirit)，如同幽靈，反向箝制我們，主宰我們的思想與行動。施蒂納更以此批評為基礎，進一步檢討政治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人道自由主義等等社會機制。施蒂納對於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以及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徹底批判，引發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激烈反駁。但是，正如Lobkowitz所指出的，馬克思成熟期的的歷史唯物主義正是在他面對施蒂納的挑戰之下所展開的；此外，因為要面對施蒂納的批評，馬克思才拋棄了費爾巴哈式的人道主義。[18] 然而，Lobkowitz也指出，馬克思不願意放棄共產主義的理想，卻又無法回駁施蒂納對於觀念理想的全面除魅，因此轉而展開他的歷史唯物論。Lobkowitz指出，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要改變人們的意識狀態，需要針對現有秩序提出不一樣的詮釋，以便透過不同的詮釋而獲得不同的認知」，正好與馬克思自己所展開的唯物歷史法則有所矛盾，而意味著對於哲學的召喚。[19]
列寧在一九一五年的《哲學筆記》中已經指出，黑格爾辯證法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的重要關鍵：辯證法就是黑格爾與馬克思關於知識的理論。列寧說，「統一物分裂為二」以及「對於其矛盾部分的認識」，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一般人僅以具體事物之「總和」來理解對立面的統一，這是錯誤的認知。以辯證運動來認知各種對立面，無論是數學中的正與負，微分與積分，力學中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物理學中的正極與負極，化學中原子的化合與分解，或是社會科學中的階級鬥爭，都會認識到這些對立面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對立面的鬥爭、發展與運動，則是「絕對的」。列寧說明，所謂對立面的「統一」，意指「相符、同一、均勢」：對立面是同一的，個別 (individual) 與一般 (universality)對立，然而個別也一定與一般相連而存在。[20] 列寧也說明，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已經展開了自然界基本原理的辯證法意義，也說明了自然界的必然與偶然、現象與本質。列寧指出，任何一個命題，或是原子核 (nucleus)，或是馬克思《資本論》以商品作為分析資本主義過程的一個細胞 (cell)，都可以作為辯證過程的胚胎，從其中觀察並且揭示辯證過程的法則。[21]
從黑格爾、馬克思與列寧對於辯證法的闡釋，我們可以得知，他們視「一分為二」為不斷發生的辯證運動過程，也是進行科學分析的方法。矛盾辯證運動本身的絕對性，意味著運動的持續進行，而對立面的彼此聯結互涉以及二者之間的相符或是均勢，總是暫時而相對的，總是在力量消長之間發生本質性的關係變化。若從此原則展開，那麼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也應該是如同正與負、微分與積分、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正極與負極，或是原子的化合與分解，不斷在運動與變化的過程之中，也必須持續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夠理解社會狀況中階級矛盾的形態與性質，以及其內在轉化與替代形式。
（二）毛澤東〈矛盾論〉之意義及「一分為二」實體化之傾向
毛澤東完成於一九三七年的〈矛盾論〉，深入思考對立面的動態關係以及相互轉化的辯證運動，非常靠近列寧在《哲學筆記》所說明的辯證法。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以「一分為二」說明辯證法的講話，延續了列寧詮釋黑格爾的辯證思維而展開。毛澤東說明：「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一分為二」的現象存在於任何事物之中，世界中處處充滿著矛盾，對立面的統一，到處存在。毛澤東複述了列寧所說明的事物無限分裂的概念：「原子裡頭，就充滿矛盾的統一。有原子核和電子兩個對立面的統一。原子核裡頭又有質子和中子的對立統一。質子里又有質子、反質子，中子裡又有中子、反中子。」[22]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說法與他在一九三七年延安政治大學講授「矛盾論」時關於辯證法的說法，表面上前後一致，實際上卻已經有了時代性的詮釋差異，而反映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特性。
毛澤東一九三七年的〈矛盾論〉與〈實踐論〉的早期版本《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是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到八月之間於研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進行講學時，講授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提綱。[23] 毛澤東的思想顯然是時代性的集體產品。目前研究指出，毛澤東所受到的啟發，多半是來自於同時代人的著作與討論，例如艾思奇、李達、陳伯達，以及他們所共同閱讀的大量蘇聯馬列思想翻譯與教科書。[24] 不過，正如Nick Knight所指出，毛澤東受到了一九三一年蘇聯興起的「新哲學」的影響，注重矛盾統一的辯證邏輯以及以實踐檢驗任何知識的辯證法，而發展出了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脫離了一九三七年以後蘇聯所發展的不同路線。[25] 值得我們注意的，其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同階段，以及毛澤東長時期依照矛盾辯證法而展開的革命政策、局勢分析與軍事策略。此外，雖然毛與蘇聯哲學發展出了不同的路線，根據陳伯達的說法，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兼有反封建與反帝國性質的分析，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都是受到了斯大林的影響。[26] 此處，我們也要注意到，毛澤東與斯大林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毛澤東對於斯大林的保留，都是須要進一步分析的問題。[27]
毛澤東在〈矛盾論〉辯證法的講話中，展開了豐富而複雜的動態辯證思維；其中幾個重要的分析原理及其意義是值得仔細討論的。這些原理性模式一則說明了毛澤東日後對於「一分為二」的論述以及後續關於革命政策、局勢分析與軍事策略的辯證邏輯，再則也凸顯了其悖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的〈矛盾論〉中指出唯物辯證法由「事物的內部」來研究事物運動發展的必然性：「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28] 變化的條件來自外在環境造成的衝撞事件，然而真正發生變化的促因則來自內部的矛盾。事物的發展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29] 十月革命促發了中國內部的變化，然而這些變化是「通過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發生的」。毛澤東也強調，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種力量之間的矛盾與消長，要看各別力量的內部矛盾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條件，來進行具體分析。[30] 毛澤東對於變化來自於「內因」的論點，以及矛盾是由現實中變化的條件而構成，也提醒我們必須對歷史發生場所的動態變化過程與內部條件進行具體分析，而不能夠僅以外在條件以及外來影響論之。
其次，毛澤東指出事物發展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思維層面的矛盾運動展現了人的「無限的認識能力」，但是，認識能力必然因「在外部被局限」，而發生種種矛盾，因此必須不斷針對「新冒出來的」事物進行具體分析。毛澤東也強調，任何運動皆有其形式，任何社會形式與思想形式皆有其特殊矛盾與特殊本質。正是因為人的概念差異都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因此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思想，構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也推動了思想的發展。毛澤東強調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發展過程「都是不同質」的；研究工作必須著重這一點，而且「必須從這一點開始」。毛澤東批評不針對「新冒出來的」具體事物進行研究的人是「教條主義者」，並且反覆強調，如果僅片面的、表面的、主觀的看事物，不去看事物發展過程的階段性，以及事物內部的規律，就無法理解客觀事物之間相互聯結的總體。研究工作首先就必須注意總體與相互聯結的特殊性：「為要暴露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在其總體上、在其相互聯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發展過程的本質，就必須暴露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過程的本質成為不可能。」[31] 如果僅以片面或是表面的主觀概念進行判斷或是採取對策，而不針對全面的各方面進行理解，便是陷入了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與教條主義。毛澤東指出，區分不同階段與不同性質的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是重要的工作；不同質的矛盾，要用不同質的方法來解決，而研究中國革命，更要在不同矛盾的總體以及其內部各個方面相互聯結而進行研究，分析其關係如何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以何種方式進行具體鬥爭。[32] 毛澤東關於事物發展過程持續變化的矛盾、不同性質發展過程的總體聯繫與特殊關係，以及事物不同階段的發展過程，受到過程的根本矛盾所限定的這些動態過程認識論，是他提出「不斷革命」論點的基礎。
第三，毛澤東強調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諸方面，要根據中國不同階段的具體條件進行分析。毛澤東說明從辛亥革命開始便不斷有不同階段以及不同性質的矛盾：辛亥革命戰爭，中國的軍閥割據，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十年土地改革戰爭，都是外部的矛盾透過內部革命者與反動分子之間矛盾而尖銳化的例子。不同性質的矛盾存在於不同關係之間，包括中國社會各個被壓迫階級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與封建制度的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及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這些複雜而多面向的矛盾以及不同階段的變化過程，使得研究者必須針對現狀的變化與內部規律持續進行具體分析。毛澤東也說明中國在二十世紀經歷的新陳代謝與除舊佈新的社會轉化：共產黨在一九二七、一九三四以及一九三五年幾度肅清內部機會主義者而壯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33] 毛澤東並且說，不同階段的主要矛盾會透過不同形式的次要矛盾呈現，而在不同方面的次要矛盾又有不平衡的發展。這些矛盾的不同方面也會互相轉化，透過雙方力量的增減升降而改變位置，使得事物性質也隨著變化。毛澤東關於中國具體環境與特性的強調，使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六中全會報告中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點：不是抽象地應用馬克思主義，而是具體地「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使馬克思主義的「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34]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說明的這些關於矛盾辯證的觀點，非常根本地牽連了他在五○年代陸續發展的〈論十大關係〉、〈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以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等幾篇重要文章，以及一九五八年所提出「不斷革命」的論點。論及「十大關係」，毛澤東指出，不同關係都是不同的矛盾形式。農業與輕工業的發展看來是與重工業有矛盾的，但是若要真的發展重工業，那就要先加重農業與輕工業的投資，以便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也可以增加資金的累積，如此才能夠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關於沿海工業與內陸工業、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生產者個人與生產單位、工廠及合作社和國家，或是中央與地方、漢族與少數民族、黨與非黨、革命與反革命、是與非，或中國與外國等等，都不是絕對二元對立的關係。要發展一端，一定也要同時先發展對立的另一端。[35]〈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也強調，斯大林認為對立面是相互排斥的，但是毛澤東要強調對立面的統一與相互轉化：事物之間有矛盾關係，事物之內也有矛盾關係，對立的側面會在一定條件之下相互轉化，甚至戰爭與和平、生命與死亡，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也都是持續鬥爭而相互轉化的，無產階級會變為統治者，而資產階級變為被統治者。[36]毛澤東說明，統一物的內部相互對立與鬥爭的側面，可以比作原子裡的原子核與電子的關係。原子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原子核，一部分是電子。原子核與電子的關係，就是對立統一，有主有次。原子核較重，電子較輕，隨時有電子自由地離開或是加入。[37]
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則指出，沒有矛盾是不符合實際的想法，對於敵我矛盾以及人民內部的矛盾必須要進行區分。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甚至包括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指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涉及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38]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說明「一分為二」的普遍現象存在於任何事物中，世界中處處充滿著矛盾。對立面的統一，到處存在，而這個「一分為二」的對立統一，就是辯證法。[39] 毛澤東反覆提醒黨員要多研究辯證法的分析方式。他指出，把握住矛盾的關係以及矛盾的複雜運動形式，是以辯證的方式「比較全面的看問題」，避免陷入片面性與絕對化的形而上學思想狀態：「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於所論的矛盾不真正瞭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40]
這些先後發展的論點，說明了一九三○年代毛澤東透過〈矛盾論〉展開的辯證思維，成為他後續面對不同局勢進行具體分析與對應策略的根本模式，也持續展現了豐富而複雜的動態辯證思維。不過，關於毛澤東對於矛盾論的演繹，我認為我們必須面對幾個根本而值得繼續討論的局限，以及其中引發的絕對化與實體化的趨向，這也是毛澤東思想所試圖處理卻沒有解決的內在難題。
首先，什麼是「階級矛盾」？毛澤東指出，歷史過程的各個階段中，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在起領導作用。然而，我們必須注意，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矛盾形式容易使我們忽略了這些不同形式背後的根本矛盾，也就是不同歷史時期與不同社會形式的資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主導性矛盾。以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論點來看，資產者與無產者只是擬人化的經濟範疇。資產者與無產者的矛盾是：一端是價值與貨幣的擁有者，以及生產方式與維持生計的擁有者；另一端則是創造價值實體者，實際上卻也是除了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人。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便是主觀勞動力與客觀勞動條件的分離，而在不同的經濟生產形式之下，造成了新形式的無產者－－除了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在資本主義邏輯之下，勞動力成為資本，自己甚至無法擁有資產，而只能夠透過薪資成為僱傭勞動者。一旦勞動者轉化為薪資僱傭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則勞動會進一步被社會化，土地和生產資源進一步轉化為社會所使用，亦即公共的生產資源，從而對勞動者採取新形式的剝削。[41] 在馬克斯的分析中，「資本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是抽象的經濟範疇，而不是本質化的職業群體。在不同歷史脈絡之下，有不同的矛盾關係，也有不同的替代模式。因此，資產者與無產者的矛盾在歷史過程中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古典時期是貴族與奴隸之間的矛盾，封建時期是地主與佃農的矛盾，工業革命之後是工廠主與勞工之間的矛盾。[42]
如果以「資產者」(bourgeois) 的字根以及歷史源流而言，可以理解為「城市居住者」(Bürger: town dweller) 或是城市擁有者；資產階級（bourgeoisie）其實是捍衛城邦並且擁有財產的人（Bürgertum）。在城邦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成為市民或是公民（citizen），才能夠享有平等；所謂政治權利的平等，只是擁有權力者之間的平等。[43] 至於無產者，proletariat，在羅馬時期意指最底層而沒有任何財產者。然而，就其拉丁字根proletarius而言，proles就是子嗣與後代 (offspring, posterity)。proletariat是指某人除了自己的生產物與子嗣之外，一無所有者；就此意義而言，proletariat也意味著城邦之父。透過勞動而生產──在農村有農業生產者，工廠有工業生產者，城市有城市生產者。然而，勞動者所生產的物質進入了資本主義邏輯的價值系統，成為交換的商品，勞動者也便完全依賴於這個系統的薪資，而薪資也反向箝制了勞動者的生產模式以及生活形態，甚至被剝削而無能力抵抗。
如果針對不同歷史時期的支配階級所擁有的權力以及其所制定的資產分配的法律進行分析，我們便會認識到在封建、帝國、國家、資本家等等不同結構下，會出現以不同形式展開的資產者與無產者。支配階級的權力與法律可以透過各種體制運作，以法律、教育、政策、藝術等文化機構的運作，鞏固與複製既定的社會關係；無產者則在不同歷史時期，以其不同的相對位置，成為被剝奪者，例如奴隸、佃農、勞工、移工、農民工。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曾經以國家與社會將成員計算為組成分子以及不被計算的「無分之分」(part des sans-part) 作為對照，說明不同的理性構成了不同的計算方式，而排除了不屬於此理性範疇的其他部分。洪席耶的分析相當有效地呈現了資產者與無產者的矛盾，其實是被建立於時代性的話語理性與利益計算的框架之內。[44] 因此，所謂資產者與無產者的階級矛盾，其實是「擁有權力者－無權力者」之間的矛盾，也就是權力擁有者佔據了資源分配的優勢位置，制定分配法則以及實質掌握資源，而造成無權力者被剝奪參與分配的資格、無法取得擁有資源的能力、被剝奪財產，甚至成為無法發言、沒有生存權的人。如果將資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階級矛盾固定於企業家與勞工之間的矛盾，就會被一個歷史時期的實質工作形態所局限，而無法思考不同形式的階級矛盾或是分類範疇。只有準確地在具體的個別歷史脈絡與社會關係之中，辨識其經濟範疇所造成的階級矛盾以及不同形式的無產者，才是具有政治性的分析。
毛澤東的「無產者」以實體化的工人勞動形式來界定，並且依次建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中國，展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毛澤東於一九四○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雖然將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都一併視為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是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45]但是毛澤東一九四九年所提出的〈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 則依循著斯大林推動重工業以及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以工人為領導階級。毛澤東說明，人民民主專政需要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46] 雖然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一文中說明，「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國家建設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行使專政的是工人階級以及其所領導的人民：「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但是，階級的劃分仍舊清楚建立於人民之內部：工人階級團結全體人民，首先是農民，向「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47]
此處，階級矛盾不是分析性的範疇，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原理性的構想。無產階級成為人民區辨立場以及建立統治權的劃分範疇。原本在馬克思《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邏輯之下勞動力被剝削的勞工，此處成為神聖化與實體化的標記；勞動形態的差異，則成為人民內部對抗性敵我對立以及鬥爭的依據。這種階級鬥爭在文革時期更為激烈。於是，不同於工人與農民的勞動形態，以及不同性質的能力，便成為不被認可的勞動與能力。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勞動形態與生產關係，也有不同的社會階級；歷史過程所發展的複雜而綜合的經濟形態，必然會同時存在。但是，在實體化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之下，不同階段的發展被強制同步實踐，而不同的經濟形態則被視為人民內部被辨識為敵對分子而必須消滅的類別。在這個架構之下，「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被剝削以及被壓迫的其他形式的無產者／無權者便無法被思考。後冷戰時期全球化資本主義邏輯擴張之下，面對當前社會新形式的勞動、生產關係以及階級分化，更須要重新思考所謂的無產者以及階級矛盾的問題。
其次，誰是「人民」？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已經清楚表示「現階段」的「人民」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不屬於此範疇的反動階級則是「人民外部」：「我們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與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48]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也對「人民的範疇」以及「人民的敵人」的概念進行了界定：
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疇，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疇。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疇；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49]
「人民內部」與「人民外部」的劃分，是被時代性的意識形態所界定，以納入性的排除方式，規定了全體人民的內部對抗性矛盾，以致於思想鬥爭成為具有階級劃分與敵我矛盾的對立位置。五○年代冷戰時期的反右鬥爭以及文革時期指認黑五類，便是人民內部進行劃分與分類所呈現最為尖銳的問題。「人民」持續是掌權者為了建立政體合法性而命名的範疇：一旦「人民」被用來界定特定人群以及其外部，那麼雖然是同處一個社群，卻會因為已經被排除於「人民」的外部，而成為法律所不保護而眾人可以公開攻擊卻不算犯罪的人民。
第三，關於「民族」與「國家」的問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衝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50]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提出消滅任何國家與任何專政的說法：「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準備著取消這種專政，走到消滅任何國家制度的更高階段去的條件。」[51] 毛澤東曾經清楚指出：「政府與人民之間」，「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民主同集中」，「領導同被領導之間」，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皆有其矛盾。[52] 因此，國家機關以及國家利益對於人民或是群眾的利益衝突與矛盾，以及國家是否是整個社會的代表，是否藉由合法化的秩序來抑制階級衝突，都必須持續被檢視。但是，戰爭時期所造成的「民族」與「國家」的絕對優先性，使得帶有壓迫性質並且被合法化而固定下來的「國家」，成為無法被批判的對象。毛澤東於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六中全會報告中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以及根據中國具體環境與特性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通過「民族形式」，使馬克思主義的「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國共內戰結束前夕，毛澤東也說明，當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的時候，「國家權力」就還必須被保持。[53] 當這個特定時間點之下「中國」與「民族」、「國家」成為同一並且具有絕對優先性的概念時，「國家」這個製造穩定秩序與階級壓迫的機關便無法被挑戰；而當任何異議言論都會被視為「反革命」、「右派」、「修正主義」或是「人民外部」的反動行動，人民便失去了制衡政府與國家的力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歷了幾波轉折，從毛澤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鄧小平時期的社會建設，江澤民以黨為核心的「三個代表」，發展到胡錦濤的樹立科學發展觀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兩大戰略。原本毛澤東思想中相互轉化的辯證思維，以民眾參與以及民主生活為基礎的革命，在階段性革命完成後，卻沒有相應的體制性重構，而使得權威佔據者所主宰的國家機關以及僵化的教條主義無法被置疑。當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經是應用於配合改革開放的各種實踐而提供理論化的論述。在全球化資本邏輯下，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資本邏輯結合的雙重私有化，其過程時常是隱匿而難以察覺的。二十一世紀與自由主義資本邏輯結合的「國家」，早已不同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帝國侵略時期的「民族」，但是，民族主義情緒卻仍舊輕易被喚醒，而使得「國家」成為更難以思考的對象。
最後，毛澤東強調「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54] 思想上的內部鬥爭，是毛澤東進行百花齊放的動機：「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鍊。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裡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鬥爭，使你的身體裡頭產生一種免疫力。」[55] 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的〈矛盾論〉以及一九五七年論及「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時，在理論層面都強調了對立面的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以及互相依賴。「一分為二」的對立面並不是截然二分的對立立場，而是不斷相互轉化的動態關係。但是，同樣是在分析一九五七年國際局勢而提出「一分為二」時，毛澤東的論點已經清楚反映出了日益強化的冷戰結構：任何人都可以採取辯證的方法，透過鬥爭，肅清他的錯誤思想，改正錯誤。但是托洛茨基、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蔣介石這些人「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56] 這種對立面的絕對化，顯然是在一九五六年波蘭事件以及匈牙利事件後更為激化的。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提出人民民主專政時所強調的「民主」與「說服」的非強迫方法，他所鼓勵的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與主觀主義，歡迎知識分子與黨外民主黨派參與共產黨的黨內整風而開放言論自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說法，快速地發展而擴大為針對民主黨派，尤其是民主同盟，以及大量知識分子的反右鬥爭，促成了五○年代的冷戰結構在反右鬥爭中被實體化，並且構成了內在矛盾的形式化以及意識形態的對立立場。
從一九三七年的〈矛盾論〉到一九五七年的「一分為二」，到底發生了什麼轉變？顯然毛澤東所面對的世界格局與歷史形勢，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關於馬克思的辯證法以及毛澤東的矛盾論，阿圖塞的複雜閱讀，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分析角度，可以協助我們重新回到五○年代冷戰結構的起點。阿圖塞指出，黑格爾辯證法在嚴格意義上清楚地說明了「一分為二」的持續運動，而使得單純、本質、同一、統一、否定、分裂、異化、對立、抽象、否定的否定、揚棄、總體等運動，成為為一個持續的辯證過程。黑格爾的「一分為二」是內部的外顯，本身便具有矛盾辯證的意義；同樣的，黑格爾的整體 (totality)，是不斷被否定性推動的辯證運動，任何暫時出現的事物都只存在於一個時刻 (moment)，而不會以一個範疇 (sphere) 出現，也不會以一個複雜結構來呈現其統一體。依此而言，黑格爾的辯證運動不會提供改變結構的政治性實踐，也不會提出任何政策性的政治。阿圖塞指出，馬克思的政治性也不在於其解決方案，而在於其根據具體條件進行分析與批判。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政治經濟學手稿，正是依循著嚴格意義下的黑格爾辯證法進行分析，馬克思的思想性革命正在於此。但是，由於馬克思主義者不再閱讀黑格爾，因此人們更不能夠妥當地理解馬克思。[57]
根據阿圖塞的說法，這種嚴格意義的理論思維，不是一八五七年的馬克思以及一九三七年的毛澤東所展現的思維模式，更遠遠不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形象化的比喻理解辯證法的「一分為二」所能接續。[58] 一八五七年的馬克思，正如一九三七年的毛澤東，他們所以不會出現黑格爾式的有機辯證思維，是因為他們都已經投入了政治鬥爭，而不再有理論性的探討空間。不過，阿圖塞認為，雖然毛澤東的「矛盾論」並不在於理論性空間的拓展，毛澤東所援引的各種矛盾形式，卻已經說明了他清楚認知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既定結構都是在複雜的過程中形成的，矛盾便存在於現實的不同關係之中。毛澤東於一八三七年所寫的〈矛盾論〉，是在面對中國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局勢之下所展開的。毛澤東根據物質世界的「對象」(object)，來分析此媒介物所呈現的社會矛盾，並且清楚看到每一個矛盾都是具體而特殊的，所以，毛澤東的工作正是透過思想的勞動，來抵制抽象邏輯的觀念化。此外，毛澤東的矛盾論反映出了馬克思所討論的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論點：主要矛盾牽涉了複雜結構的統一體，而支配性關係已經鑲嵌於其結構之中。阿圖塞也指出，支配性的複雜整體意味著結構性的統一體以及內在必然的矛盾運動；次要矛盾並不是主要矛盾所反映的現象，而其實構成了存在本身的條件，甚至也是構成主要矛盾的基本條件。換句話說，生產關係並不是生產力的純粹現象，生產關係也是存在條件本身；同理，上層結構也構成了存在的條件，上層結構的文化、教育、宗教、法律、藝術、倫理等等，都同時也構成了意識形態的整體、存在的條件，以及後續的生產關係。阿圖塞所提出的多元決定 (over-determination)，正是要說明此現象：任何矛盾都會反映出其複雜整體的矛盾結構本身，而矛盾中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相互決定，並不會取消結構的支配性，而正好說明了任何特定的歷史條件之所以會發生作用，是因為這些條件同時也與支配性複雜整體結構在有機關係下發生了矛盾。因此，阿圖塞說，所謂的「多元決定」就是「複雜地－結構性地－不平衡地－被決定」(“complexly - structurally - unevenly - determined”)。任何條件都是在複雜關係體系之下，由於不同並且不平衡的矛盾關係，在偶發卻成為決定性條件的關係下，透過外部矛盾在內部的替代形成，或是透過外部壓力與內部矛盾的結合，而造成了變化。[59]
毛澤東在一九五○年代利用「一分為二」的矛盾辯證思維陸續展開的論述，讓我們注意到冷戰結構在歷史的多元決定以及偶然機緣下，促成了特定的發展方向，以及其後續效果在不同階段的社會中複雜的替代與轉移。我們必須將毛澤東在不同歷史時間點所發表的言論，放回到當時的全球政治脈絡以及國內局勢，以便理解牽引其言論的各種或顯或隱的決定因素。一九五○年代有其支配性的複雜整體結構以及其中錯綜的多邊矛盾歷史條件：美國與韓戰的關係，韓戰中美國的太平洋軍事佈局以及臺灣與美國的關係，美國在亞洲佈局而造成與中國的對峙，美國與蘇聯的關係，中國與蘇聯的關係，中東的變化所牽動的世界局勢，包括英法與美蘇的勢力升降以及中國的入場──這些多邊關係的勢力消長與彼此牽制轉移，以及整體結構之下局部化的內部矛盾，都以不同方式影響了一九五○年代的臺灣海峽危機。
近年來，不少臺灣學者根據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於二○○六至二○○九年間陸續公開的《蔣介石日記》，重新討論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戰。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張淑雅認為，早期研究多半忽略或是無法取得國民政府的資料，而推斷蔣介石企圖利用美國捲入與中共的衝突，擴大戰局，以便藉機反攻大陸，蔣介石實際上暗中操控局勢，使得美國不得不被捲入這場瀕臨戰爭邊緣的窘境。[60] 一些研究指出，蔣介石「顯然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外交操控能力最強的人，輕易地就超越了毛澤東」；[61] 或是蔣介石擅於「迂迴戰術」，一開始就替這場衝突定調；[62] 甚至蔣介石在臺海危機期間，操控美國的技巧「更臻完美」。[63] 近日出版蔣介石傳記的陶涵 (Jay Taylor) 更認為蔣介石利用美國的恐戰心理，得到他所需要的軍事物資，還能要求中共停火，因此金門炮戰中蔣介石是贏家，中共得不償失，而美國則全盤皆輸。[64] 然而，張淑雅的研究強調，從《蔣介石日記》來研判，當時的情勢其實是超出蔣介石所能夠操控的。[65]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發表了《聯合公報》之後，國際間已經推測毛澤東會在遠東地區採取攻擊行動。當時蔣介石的確曾經企圖藉由金門事件而誘使中共主動攻擊：「金門乃為引釣共匪的香餌，九年苦痛、四年忍耐，此次如不能誘其上鉤，再無此良機矣。應如何深切謀略，以達我反攻復國之目的也。」[66]但是，中共並不打算進攻，而僅封鎖金門的運補，使得蔣介石必須調整策略。美國甚至嚴禁蔣介石的軍隊主動挑釁，以免擴大衝突。蔣介石在五○年代前後更屢次為了美國搖擺的立場而憂心忡忡，焦慮不已，而在日記中多次記載對美國的憤痛與失望。[67] 由於美國持續反對反攻，蔣介石甚至曾經動念辭職，以在野革命領袖領導「自動反攻」，以免有愧職守。[68] 蔣介石也寫到：「今日第一思潮，大陸人民情景至此，如我不能自動興起解救同胞而惟以國際情勢與美國政策相依從，則今日政府之存在究有何意義？」[69] 張淑雅指出，雖然蔣介石政府的「存在的理由」立基於「反攻復國」，但是蔣介石並未一意孤行，擬定「故意擴大衝突以遂行反攻的具體軍事計畫」，而僅有「待時乘勢」，以「生存」作為實踐「存在的理由」之原則；其次，台海危機中美國政府多次抱怨這些外島所惹的麻煩，並將局勢的主導權怪罪於蔣介石，但是，張淑雅認為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所作的評斷較為靠近實情：美國政府在蔣介石的協助下，「不智地把自己操弄到自己失去掌握的情勢中」；最後，蔣介石當時接受「放棄」武力反攻的公報，其實是符合他自己認為反攻不要憑藉武力的觀點，而並沒有被迫接受公報。[70]
不過，僅從美國政府的立場或是蔣介石政府的立場，是難以理解一九五八年台灣海峽危機的具體歷史意義的。我們必須將這個事件拉長時間，放置於一九五○年代開始的全球國際局勢脈絡來分析，甚至應該視之為十九世紀以降以至兩次大戰期間英法帝國擴張的勢力逐漸消退，而轉移為美蘇對峙的全球結構。冷戰時期美國與中共－蘇聯的對峙，或是所謂的自由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的對峙，實際上是兩大勢力板塊的軍事武力部署以及意識形態博弈。在這個博弈關係中，臺灣海峽成為了重要的折衝點，或是博弈的棋子。[71]杜魯門政府全球性軍事化外交政策是明顯的，而五○年代正是美國建立西太平洋軍事地位的關鍵時刻。[72] 國民黨政府所在地的臺灣，是五○年代美國圍堵共產主義世界以及美國擴張對於東亞以及西太平洋地區軍事控制的一個重要棋子。John W. Garver清楚指出，中共與美國在五○年代到七○年代之間的衝突點，並不是臺灣問題，而是關於亞洲地區的勢力控制，尤其是東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73] 此外，Nancy Bernkopf Tucker也指出，華盛頓與北京從五○年代的日內瓦會議以及華沙會議開始，便持續大使級的會談，到七○年代尼克森訪問中國之前，總共進行了一三六次。在這個時而緊張時而密切對話的過程中，美國一直期待中共可以脫離蘇聯的合作關係。[74]
美國在五○年代對於臺灣問題的態度，明顯地有其全球勢力佈局的考量。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聯合軍事參謀長李梅上將致國家安全會議的信函中便已經指出：「中國情勢日惡，臺灣、澎湖各島的形勢，關係日本與馬來半島間的航路，亦控制菲律賓與沖繩之間的交通，如果落在不友好國家之手，美國遠東地位將受損害。故美國無論如何宜用一切外交及經濟手法，使其常屬於對美友好之政權。」[75]國共內戰剛結束的五○年代，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期間的金錢腐敗以及軍事無能，美國的杜魯門政府原本也並不看好在臺灣的蔣介石政府，公開聲明美國「不會對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援或是軍事顧問」。[76] 根據《孫立人傳》的作者沈克勤的分析，當時關於美國政府對臺灣的策略有三種說法：第一是由聯合國託管，第二是讓臺灣獨立，第三則是以軍事政變推翻蔣介石的政權。美國政府甚至三度派遣要員遊說孫立人，希望他棄蔣保臺，卻被孫立人所拒絕。[77]不過，一九五○年二月中共政府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之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在《中國自處之道》的演講中嚴厲地指責中共，而使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陷入緊張局面。[78]同時，美國麥卡錫主義開始瀰漫，掀起美國境內強大的反共聲浪與恐共心態，因此對於中共的敵意防衛也逐漸強化，將中共視為共產主義陣營在東亞地區擴張的基地，而臺灣則是其跳板。美國國務院開始調整對於臺灣問題的立場，以至於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提出了美國要以軍事介入的修正意見：臺灣應該在聯合國庇護下保持中立，以便保證臺灣不會被中共奪取。但是，美國也同時聲明，不會讓臺灣被蔣介石政府「用作反攻大陸的作戰基地」。[79]
美國對於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控制局勢在韓戰開始後快速地被確立下來。美國第七艦隊於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進入臺灣海峽巡防，以便防止中共藉機「解放」臺灣。麥克阿瑟於九月十五日登陸仁川，逼退北韓軍隊，甚至在獲得杜魯門同意後乘勝追擊，超過卅八度線，一路北進而直逼中韓邊界鴨綠江，毛澤東也下令反擊，導致中共與美軍直接開戰，形成無法挽回的敵對局勢。韓戰期間，美國的軍援開始投入蔣介石的政府，美國聯合參謀總長確認美國必須保有臺灣作為「反攻大陸作戰」的基地，斷定臺灣是日本延伸到菲律賓的「外島連鎖防禦戰略」中「不可或缺的」的一環。[80] 為了圍堵共產世界的擴張，美國政府於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間陸續在太平洋地區締結了一系列東南亞公約組織 (SEATO) 的共同安全保障條約。當時中華民國也積極爭取加入，中共則盡一切可能地阻撓。[81] 中共於一九五四年開啟的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正是針對美國在東亞地區逐漸擴張軍事勢力範圍的抵制性行動。一九五四年七月的日內瓦會議中，周恩來成功地結合了法國、英國、東南亞國家以及印度支那三國，使得中國開始被國際接受。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表示：為了解決美國和蔣介石的軍事與政治的結合，必須「向全國及全世界提出『解放臺灣』的號召。」毛澤東強調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但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簽訂協防條約，第七艦隊介入臺灣問題，武裝日本與西德等舉動，除了威脅到中共，也違反國際和平局勢，因此中共要對此威脅作出抗議。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解放軍對金門發射砲彈，九月五日美國的三艘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以及三艘驅逐艦便已經抵達金門外海備戰。艾森豪以及杜斯勒清楚地表示了美國軍事計畫可能對中國大陸進行核子攻擊，以致於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間的第一次臺海危機真實地引起了核戰危機，甚至可能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82] 在這次危機中，蘇聯拒絕提供中共任何支援。這場台海危機在周恩來於萬隆會議中宣佈中共不想和美國打仗而被化解。一九五五年四月之後，中共與蘇聯之間的緊張關係逐漸開始轉趨明顯。[83]
雖然美國動用了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但是，Nancy Bernkopf Tucker指出，美國與臺灣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實際上具有高度的曖昧性，因為條約中的文字刻意不提及要如何處置臺灣與澎湖之外的沿海列嶼。蔣介石要求美國協助抵禦臺灣與金門，但是艾森豪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與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是否會對中共的軍事攻擊作出行動，一直是意向含糊而引發爭議的。Tucker指出，艾森豪的策略是讓敵人狐疑，讓共產黨在不確定中打消念頭，而艾森豪的曖昧策略則為美國保留了很大的彈性空間。[84] Gordon Chang （張少書）則指出，一九五五年的臺海危機中美國方針的確被《紐約時報》記者James Reston描述為「有意的含糊」，Philip Jessup當時曾經對他的助理說：「我們仍然尚未決定究竟是公開的反對中共，或是暗地裡反對中共並增加他們的困擾，或是試圖和他妥協並建立關係──以勸誘他們擺脫蘇聯」。雖然如此，艾森豪對於外島危機的處理方案其實心中自有定見。多種跡象顯示，艾森豪確實會出兵嚇阻中共的武力侵犯，甚至艾森豪與杜勒斯已經開始考慮「兩個中國」的方案：正像兩個德國，兩個韓國和兩個越南一樣。然而，雖然國共雙方彼此處於緊張關係，但是雙方都反對「兩個中國」的方案。[85] 直到七○年代，「兩個中國」的方案仍被提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都進入聯合國的模式，卻被中共否定，也被蔣介石否定。[86]
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比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更是受到冷戰期間美國與中共兩大勢力博弈而牽動的事件。大量資料顯示：美蘇關係的緩和，美國於一九五七年在臺灣臺南以及臺中清泉崗空軍基地安裝了可以設置核子彈頭的地對地巡弋型鬥牛士飛彈 (MGM-1)，杜勒斯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國際獅子會公開發言表示北京政權只是過眼雲煙「不會持久」，美國與中共處於「實際的戰爭狀態」，八月十一日美國國務院以備忘錄方式發表的「美國不承認中共政權的政策」，[87]以及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間蔣介石持續加強外島的軍隊部署，幾乎三分之一的部隊都移駐金門馬祖等地──這些帶有挑釁意味的舉動，都讓中共作出此具有「懲罰性質」的戰略。[88]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透過彭懷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臺灣同胞書〉表示：「金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89] 代表中共出席華沙中美會談的王炳南在回憶錄中也表示，北京發動一九五八年的外島危機，既有懲罰蔣介石「不顧後果的活動」，美國的「恐嚇」，亦有反擊赫魯曉夫對美國的「姑息政策」。[90]
從一九五八年的臺海危機來看，臺灣更是毛澤東牽制美國軍事佈局的「絞索政策」。毛澤東自己表示，炮打金門是為了支援阿拉伯弟兄的「絞索」政策，以便將美國的軍力牽制在遠東。[91] 仔細觀察一九五八年的局勢，中東問題的確是因素之一。埃及總統納賽爾 (Gamal Abdel Nasser) 於一九五六年將蘇彝士運河國有化的舉動，引起英法兩國的不滿。[92] 英國、法國以及以色列三方在祕密協商之後，首先是以色列開始對西奈半島發動襲擊，英法兩國亦介入，並將軍隊進駐蘇彝士運河區，戰事逐漸擴大，導致美國與蘇俄也分別介入，使得中東情勢逐漸緊張。毛澤東曾經分析蘇伊士運河事件中英美法等國介入的目的：
帝國主義國家跟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是很厲害的矛盾，但是，他們現在是假借反共產主義之名來爭地盤。爭什麼地盤呢？爭亞洲非洲十億人口的地盤。目前他們的爭奪集中在中東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特別是埃及蘇伊士運河地區。
帝國主義之間鬧，互相爭奪殖民地，這個矛盾大些。他們是假借跟我們的矛盾來掩蓋他們之間的矛盾。[93]
中東問題的確凸顯了英美等帝國勢力爭奪的緊張關係。不過，Yitzhak Shichor 指出，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的事件真正具有影響力的結果，則是英法的帝國勢力開始瓦解，而美國與蘇俄正式成為主宰世界對峙力量的兩個超級大國。[94]
然而，根據以色列海法大學 Yitzhak Shichor 的分析，中東問題並不是唯一更不是主要的因素。中國與中東關係一直是不穩定的，中共對於中東地區國家的立場也一直是有距離而不介入的。中共的外交政策原本與普遍靠近英美的中東地區並無外交關係，也不被任何阿拉伯國家承認。萬隆會議之後，中共刻意發展第三世界的合作，包括與中東地區國家的貿易、文化以及外交關係，宣稱支持阿拉伯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也對埃及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行動表示支持。中共從一九五○至一九五五年間原本完全孤立的狀態，到了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九年間逐漸打開國際外交空間，先後獲得了埃及、敘利亞、葉門、伊拉克、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蘇丹等七個中東地區國家的外交承認，也獲得了日後進入聯合國的支持力量。相對的，埃及也撤除了原本對臺灣的承認。[95] 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間，中國與聯合阿拉伯共和國 (United Arab Republic) 的關係表面上維持了友好關係，但是由於納賽爾這段期間的在埃及的國內政策、阿拉伯世界政策以及國際政策，使得實際上雙方關係漸趨緊張。由於中東地區逐漸成為西方帝國勢力的焦點，中共也開始強調必須聯結阿拉伯力量，包括阿拉伯地區的共產黨員。納賽爾對於埃及以及敘利亞共產黨員的迫害，更使得中共對他十分不滿。周恩來與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以及五月先後表達了對於埃及與敘利亞所建立的阿拉伯聯盟表示支持，但是也指出阿拉伯聯盟不能夠任資產階級打壓人民（共產黨員）反帝的力量。[96] 此外，納賽爾對於西方保持中立態度，對於狄托（Josip Broz Tito）的友誼，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敵意，都讓中共無法接受。[97] 上述種種因素，都讓中共對於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參加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會議中的言論，清楚地表達了他的立場：
我們堅決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和平競賽，各國內部的事務由本國人民按照自己的意願解決。我們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大家知道的五項原則。
美帝國主義頑固地要干涉各國的內部事務，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事務，例如，在中國干涉解放台灣，在匈牙利製造反革命叛亂。它特別放肆地干涉那些位於美國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中間地帶各國的內部事務。美國現在還在策劃通過土耳其或以色列侵入獨立的敘利亞，還在陰謀顛覆反殖民主義的埃及政府。美國的這種瘋狂的侵掠政策，不但造成了中東的危機，而且造成了新的世界戰爭的危機。[98]
在當時複雜的國際局勢之下，赫魯曉夫始終沒有表示要介入或是支援敘利亞，反而以妥協姿態尋求聯合國的協助，以求解決中東問題。Yitzhak Shichor 認為這是中共與蘇聯產生摩擦的主要原因。中共很明顯地表示社會主義陣營必須團結，以便抵制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維繫和平。赫魯曉夫的保留態度，使得中共十分不滿。因此，Yitzhak Shichor也指出，中共與蘇聯關係的緊張才是炮打金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99]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發生革命，親西方的哈希姆王朝 (Hashemite Monarch) 被具有社會主義背景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 ( 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 ) 推翻。美國與英國於十五日先後進軍中東黎巴嫩與約旦，美國也下令遠東地區海空軍進入戒備狀態。中國各城市掀起了上百萬人街頭遊行示威抗議的熱潮。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開始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下了砲轟金門的決定。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中宣布：「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叫做中東，最近那裡很熱鬧，搞得我們遠東也不太平。大家唱戲我們不能只作看客。政治局做出了一個決定，炮打金門！」[100] 毛澤東事後在分析國際形勢問題時指出，臺灣問題是個「绞索」：「美國的頸弔在我們中國的鐵的絞索上面。……凡是搞了軍事基地的，就被一條絞索絞住了。……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後把絞索的一頭丟到中國大陸上，讓我們抓到。」[101]
然而，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美國與英國都已經開始將軍隊自黎巴嫩與約旦撤離，毛澤東所宣稱要支援中東人民的說法，已經不具有國際局勢制衡之意義。因此，根據陳兼的分析，砲轟金門的決策，與其說是支援中東，或是抵制美國對於臺灣在韓戰後共同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毋寧說是更具有國內政治考量的意義。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正是決定啟動大躍進以及全面公社化方針的重要會議。[102]毛澤東刻意製造敵我意識的張力，以便達到動員全國人民情緒的效果。陳兼指出這是毛澤東「不斷革命」的策略之一[103]。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國際形式的講話，也透露出他認為任何國際間的緊張局勢都有助於國內的動員：
臺灣的緊張局勢究竟對誰有利些呢？……我們國家現在全體動員，如果說中東事件有三四千萬人遊行示威、開會，這一次大概搞個三億人口，使他們得到教育，得到鍛鍊。這個事情對於各民主黨派的團結也好吧，各黨派有一個共同奮鬥目標，這樣一來，過去心裡有些疙瘩的，有些氣的，受了批評的，也就消散一點吧。[104]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以及炮轟金門，正是毛澤東試圖解決一九五七年的國內鬥爭問題，希望藉由動員來化解分裂，並且促成大躍進與全民公社化的運動，也就是他所謂的「不斷革命」。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一月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的第二十一條，說明「不斷革命」的必要性：從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開始，到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一九五七年開始的政治戰線與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等，說明一九五八年要展開的新的革命。這個新展開的革命，顯然是針對當時國內外的局勢而作的決定。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一連串的會議之後，在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確立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畫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以及農村工作問題的重要會議，而提出「以鋼為鋼，全國躍進」的方針，並號召一九五八年為生產一○七○萬噸鋼而奮鬥，通過了四十多項決議，而開始了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的大躍進運動。[105] 陳兼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毛澤東透過啟動金門炮戰，刻意製造敵我意識的張力，重要的目的之一還是為了要達到動員全國人民情緒的效果，以便推動全面公社化與大躍進，進而快速超英趕美。[106]
顯然我們不能夠說，一九五八年「炮轟金門」的決定因素只是為了推動大躍進與全國公社化。事實顯示任何政治決策都並不是單一條件促成的，而是相互關連的條件：美國對中共的挑釁，蔣介石利用美國的軍援而將大量軍力移到金門馬祖，中東局勢的變化，中共與蘇俄發展計畫的較勁以及陸續發展中的緊張關係，中共為了全民煉鋼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大躍進而全體動員之內部需求。毛澤東非常自覺地觀察到了這種多邊矛盾關係，並且策略性地控制了國內與國外不同力量之間的折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澤東在對拉丁美洲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表示，一九五八年的幾件大事都整了美國，從伊拉克革命，黎巴嫩事件，金門事件，赫魯曉夫的柏林炸彈事件，古巴革命。關於金門事件，毛澤東說：「我們不想叫美國休息，在聯合國通過美國軍隊撤出黎巴嫩決議的第二天，我們就向金門島開炮，鬧得全世界摸不到我們的底。」[107] 杜勒斯不僅從東太平洋調兵，也從地中海調兵。十二艘航空母艦中有六艘被調到了臺灣海峽。毛澤東說，杜勒斯自稱使用了「戰爭邊緣政策」，毛澤東則同樣利用「戰爭的邊緣」策略，將美國軍力牽制於中共炮彈射程三海浬之外，使美國軍艦無法動彈，僵持兩個月，而使共和黨失去了選舉，整了杜勒斯。[108]
陳兼指出，毛澤東啟動一九五八年海峽危機，雖然人民成功地被動員了，中國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北京與莫斯科之間嫌隙加劇，中美關係更趨緊張，大躍進之後帶來的三年飢荒與兩百到三百萬非自然死亡人數，以及這個「不斷革命」通往文化大革命的一條「更大災難的道路」。[109] 一九五八年的臺海危機也標示了中共刻意疏離蘇聯而進入自行發展的階段。中共與蘇聯的緊張關係持續惡化，直到一九六○年七月赫魯曉夫下令從中國撤回所有蘇聯技術人員與顧問，中止數百項協議及合約，帶走了所有藍圖與工廠計畫，導致建設工程半途停頓，工廠不能運作，中蘇的重大經濟合作從此停止了二十五年。[110]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間由康生與陳伯達主導針對「合二而一」的「引蛇出洞」，展開了「一分為二」以及「合二而一」的哲學辯論，是學術上的辯論發展為嚴厲的意識形態鬥爭的典型案例。[111] 康生與陳伯達其實是利用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作為攻擊蘇聯的修正主義與融合論，以便表示與赫魯曉夫劃分界線。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人民日報》與《紅旗》先後發表了九篇批評蘇共的文章。一九六四年《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發表了艾恆武與林青山合寫的〈「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學習毛主席唯物辯證法思想的體會〉，這篇文章是艾恆武聽了楊獻珍在新疆班的講課，受到啓發，而和林青山合作寫成的。康生領導的「哲學反修資料編寫組」認為這是一條「大魚」，要藉機發揮。六月五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項晴的〈「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康生將這一篇文章呈給毛澤東看，毛澤東在六月八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表示：「『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吧！」[112] 康生與陳伯達隨之開啓了大規模的批判運動，以陳伯達審閱與修改而發表在《紅旗》的〈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作為批判運動的起點，指控楊獻珍是反唯物辯證法，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代表。僅在中央黨校，牽連人數便將近一五○人，超過全校教職員工百分之十。在文革時期，對於楊獻珍以及所有牽連「合二而一」論點者的批鬥更為嚴酷，牽連更廣，不計其數。多人因受不了屈辱而自盡，其餘則被判徒刑或是下放勞改。[113] 楊獻珍在文革時期入獄八年，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又被指稱他的論點支撐了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而被送往陝西勞改三年，當時他的年紀已經七十多歲。
王若水曾經分析毛澤東為何在「合二而一」的事件中否定了自己早期「一分為二」的辯證思維，放棄了批判極右與極左的「兩條路線鬥爭」，而進入了只反右而不反左、只鬥爭而不求轉化、鬥爭要以戰鬥方式進行，「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一個消滅一個」，以便解決矛盾。王若水說，這個問題必須放到當時的國際局勢以及國內政治狀況來理解。六○年代，蘇聯哲學界在批判斯大林之後，進而提出對立面可以「融合」，以便支持赫魯曉夫「和平共處」的論點。毛澤東為了強化中蘇分裂的必然性，因此選擇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批駁矛盾融合，以便證明赫魯曉夫背叛馬列主義。[114]
但是，重新閱讀楊獻珍的前後著作，我們會發現他的論點其實並不是所謂修正主義的融合論。楊獻珍利用老子「合有無謂之元」以及方以智的「合二而一」的概念，來說明中國傳統思想表達任何事物都是由對立面所構成的唯物辯證思想，也藉此闡釋「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相反相成之動態過程。方以智在《東西均》中寫道：「何謂幾？曰：交也者，合二而一也……凡有動靜往來，無不交輪，則真常貫合于幾，可徵矣。」「合二而一」是動之微，是動靜陰陽分合張弛之間的「交」，動靜之間透過「交」而輪轉變化：「二而一，一而二，分合，合分，可交，可輪。」「兩間無不交，則無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濟，而實無二無一也。」。[115] 楊獻珍透過方以智「合二而一」的相反相因以及對立雙方相互構成的概念，說明毛澤東所說的「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楊獻珍指出：「『合二而一』是世界觀，『一分為二』是」是方法論……列寧講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而且講對立面的統一是辯證法的核心，而斯大林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現在我們有些同志也不大瞭解，還是形而上學；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116] 楊獻珍並且批評艾思奇僅僅認為「差異就是矛盾」──「茶杯與桌子既是差異，所以也就是矛盾」，艾思奇不能夠理解「不同的事物之間，若沒有一定的必要的條件，沒有『不可分離地聯繫著』的條件，即沒有同一性，就不能構成矛盾。」[117] 楊獻珍進一步批評那些批鬥他的人將對立面的「統一」片面地解釋為「和解」與「溶合」，而不能夠理解對立面的統一所指的是「不可分性」與「不可分離地聯繫著」。[118]
楊獻珍也曾經針對綜合經濟基礎與單一經濟基礎進行剖析。他在五○年代初所寫的《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1953) 以及《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1955) 兩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綜合經濟基礎以及不同類型的生產關係，構成了社會現實「經濟發展的活的機體」，本身就是「矛盾的統一體」。他認為要從多個經濟成分改變為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不是一下子可以達到的。楊獻珍認為艾思奇等人所提出的單一經濟基礎論不接受小農經濟作為經濟基礎，不同意個體農民生產，這是不面對社會客觀現實，邏輯自相矛盾，也否認了任何社會都有其發展過程。[119]
在一九五八年全國推動大躍進的過程中，楊獻珍先後訪查了河北徐水縣，天津小站，湖北武漢，河南馨香、遂平、登封等地，注意到當時所辦的公共食堂、煉鋼鐵、水利交通以及超英趕美等等做法與論述，出現了無視客觀經濟規律，而剝奪農民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等情形。楊獻珍指出，透過辯論與批判的手段，強制改變農村生產關係，使集體所有制經濟迅速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其實是嚴重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楊獻珍於一九五八年底開始先後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一股「共產風」，「把平均主義當成共產主義」，是要透過原始共產主義，把一切不可能為每一個成員所私有的財富破壞掉。楊獻珍指出，「這幾年有的地方就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出我們的歷史，隨心所欲地幹，不管客觀實際情況，不從實際出發」。他認為這種實現分配的形式平等，正是恩格斯所稱呼的「狂暴的幻想[120]」。中共當局當時採取蘇聯模式，強調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否定縱合經濟基礎；對於楊獻珍而言，這種強制執行形式上的平均主義，是不顧歷史過程以及具體現實的唯心主義。[121]
楊獻珍的分析已經直接指出蘇聯斯大林體制過於發展注重原始共產主義，不承認綜合經濟基礎，剝奪個體農民生產，以及過於快速地以全民所有制取代了集體所有制等等問題。楊獻珍所指出的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引發的各種問題，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已經被反覆檢討，包括要綜合平衡，繼續糾「左」，解決公社問題，降低鋼鐵與糧食指標。十年後，在一九六八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張木生透過讀書會閱讀國際共產主義者的書籍，而提出〈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一篇文章，指出了蘇聯體制沒有處理好農村問題，過於發展重工業、強調原始積累、實行集體化、強行消滅城鄉差別，實際上嚴重剝削了農民的生活資源。[122] 其實，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在鄭州會議要求黨員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指出：「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123] 毛澤東也同時指出一九五八年北戴河會議所設定的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三、四或是五、六年的時間可能過短：「農村大部分還是集體所有制。即使將來把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國營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也還不能馬上過渡到共產主義。 」[124]
但是， 不必等到六○年代中蘇關係的惡化。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已經是一個戲劇性的轉折，而開啓了六○年代的反右鬥爭。廬山會議中，彭德懷寫了一封信，檢討大躍進以及公社化的種種問題，並且直接指出「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125] 然而，這封原本寫給毛澤東的信，卻被全面發出，並且引起連續多天正反兩面的激烈辯論。毛澤東數次公開講話，駁斥彭德懷的論點，而在後續幾天檢討批判的鬥爭中，彭德懷以及其他幾人被套上了「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帽子，全黨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毛澤東甚至將對於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定位為「階級鬥爭」：「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126] 因此，廬山會議是一個從糾左乍然轉為反右傾的轉捩點，而階級鬥爭的理論則帶向了黨內與中央領導階層發展。[127]
「一分為二」與「合而為一」表面上是哲學辯論，背後牽動的是中共內部的路線鬥爭，以及中共與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其呈現的形式卻成為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楊獻珍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間對於歷史過程之下綜合經濟基礎論的闡發，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間對於大躍進無視客觀現實而逕行平均主義的批判，以及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間試圖透過中國傳統兼有老莊與佛家的辯證思維來解釋唯物辯證相反相成的運動，卻都被當作反右鬥爭的說辭。從七○年代初期在《文匯報》以及其他報刊上發表的批鬥文章以及當時的語彙，例如「挖出」藏在無產階級內的資產階級，將一小撮階級敵人「分出去」，以便使無產階級隊伍更為「純潔」，都讓我們發現「一分為二」已經不只是思想上的觀點，而成為了人民內部的敵我對抗以及黨內區分不同路線的口號。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分為二』的過程，把藏在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給挖出來了……『一分為二』，我們的隊伍進一步純潔了，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進一步加強了，無產階級進一步鞏固了……遵照毛主席的『一分為二』的教導，不斷地把混在我們隊伍裡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分出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128]
「合二而一論」是宣揚階級投降主義的反動謬論。[129]
楊獻珍的「綜合經濟基礎論」被批鬥為是「妄圖保存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謬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大毒草。[130]
思想的辯論轉變為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被實體化與絕對化，並且成為人身攻擊的合理標誌，這是「一分為二」最為粗糙的形式。「挖出」人民內部的一部分，將這一個不屬於我們的部分「分出去」，而塑造了一個新的社會身體，這是當時運動的主要訴求。「一分為二」成為區分敵我而持續發生效果的原則。思想已經不再有自我批判轉化與活潑運動的辯證對話空間，而只成為彼此攻擊而立場互不相容的箭靶。楊獻珍以及彭德懷等人檢討大躍進以及公社化而指出的弊端，包括把平均主義當作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強調原始共產主義而剝奪所有成員的財產，以唯心主義的主觀願望決定了歷史階段而違反了客觀現實，過高的重工業化而造成農業以及其他經濟形式發展的比例不平衡等等，都被簡單地劃分為「右傾」。哲學辯論以及黨內諍言轉為階級鬥爭，正是矛盾的絕對化，也反映了冷戰結構兩大陣營對峙的內化，更凸顯了全球格局之下冷戰邊界的內部化。
巴里巴指出：「邊界（包括內部邊界）正是全球／整體本身：這是世界（去）秩序的投射，暴力集中於這些或多或少已經穩定的邊界之上，無論是否透過在地化或是特殊化的源頭或是形式，都已經是全球化／整體化的替身形式。」[131]五○年代韓戰開啓之後，美國在東亞以及太平洋地區所建構的軍事防線，使得美國內部的麥卡錫主義透過這道延伸防線而擴散，並且使得防線邊界的兩端各自以不同形式複製。「一分為二」的絕對化，使得分裂的兩端持續在內部複製分裂的陣營，在內部尋找被實體化的對立面，也以固定形式在內部製造「合二而一」的穩定融合。不同意識形態的符號暴力集中在這條內部邊界的劃分線之上，使得內部原有的權力爭奪之對立矛盾尋找到了出現的形式，更使得「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都失去了依存關係中互相生成、互相轉化並且破解名相固著的辯證運動。
中國大陸五○年代以降反右鬥爭的後續影響，則是左右劃分之後造成的任意命名與立場絕對化，使得「左翼」與「右翼」的語彙在大陸語境內極為混淆。從法國大革命到二十世紀政治發展的歷史中，「右翼」基本上意指維繫傳統階層秩序的保守派，而延伸包含了君權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資本主義，代表維繫權力秩序而具有壓迫性的政治立場，左翼則意指任何相對於穩定權力秩序之批判運動，包括了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以及社會自由派，一直是相對於權力核心而帶有制衡作用的批判力量。然而，冷戰時期大陸內部的反右鬥爭將人民內部的一部分辨識為「走資」與「右傾」，進行鬥爭，以致於今日在平反右派以及檢討文革經驗的潮流中，「右翼」被等同於抵制政府的自由主義，而「左翼」被視為擁護政府的立場。在此奇特的劃分之下，「右翼」自動地與自由貿易經濟以及資本主義論述合流，而「左翼」卻由於無法認清「權力擁有者－國家機構」與「被剝奪權力者－全體人民」之間主要矛盾的替代形式，而非常弔詭地消失了其持續批判與制衡國家機器或是組織人民的話語力量，反而輕易地被民族主義情感所挾持。
回顧二十世紀五○年代的歷史，我們也更清楚看到臺灣海峽在冷戰時期所處的國際政治以及中共與美國之間的絞索槓桿位置，而使得臺灣作為政治體的曖昧處境並不能夠僅從法理學的角度來解釋。美國與聯合國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從承認到不承認，從暗中密謀促動國軍反攻到限制國軍兵力的動向，前後反覆轉折，已經透露出其立場的搖擺以及根據形勢而操縱的實際政治。林孝庭在分析韓戰期間美國對臺灣的政策時指出，美國雖然以軍事支援中華民國政府，甚至在韓戰期間曾經考慮提供軍力，讓國民政府軍隊登陸大陸東南沿海，逐步控制廣西、雲南等西南省分，以便牽制韓戰局勢。但是，蔣介石當時明白表示這是「僥倖心理，危險萬分」。蔣介石對於五○年代初期孫立人所提出的「三七五反攻總計畫」嗤之以鼻，認為是「自不量力，只想藉美國的力量保護」。林孝庭指出，蔣介石雖然明知美國利用臺灣的態度，但是蔣介石也清楚，維持一個對抗共產主義的形象，是有利於臺灣在全球冷戰格局下國民政府統治臺灣的正當性。[132]
大勢之所趨，已無可逆轉。美國五○年代在西太平洋以安全為名的軍事防線佈局已然成形。美國CIA以「西方公司」為名，對於臺灣的各種介入，包括在臺灣淡水、澎湖與金門設置了訓練中心，先後訓練大量游擊隊以及敵後情報人員，並派往緬甸北部與雲南、海南島等地，並且發動了近百次祕密突襲，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仍舊是為美國蒐集大陸情報。[133] 更為重要的是事實是，美軍顧問團對於國民政府軍隊的控制，更造成臺灣往後數十年的軍備都必須仰賴美國，使得臺澎金馬地區的「永久化」逐漸成形。[134]
五○年代全球帝國擴張構成的冷戰結構對於臺灣海峽局勢造成更為深遠影響的，則是兩岸人民敵對心態驟增，兩岸資訊完全阻斷，雙邊政府的歷史教科書採取完全不同的觀點。以台灣為例，五○年代的兩次《出版法》的修正 (1952，1958)，具體強制執行了動員戡亂時期的戒嚴令，任何「觸犯或是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情節重大者」，以及「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妨害風化罪」，都要「定期停止發行」，甚至「撤消登記」。[135] 戒嚴法以及動員戡亂條款對於思想的檢查，後續影響深遠。新聞報業限制紙張篇幅，限制出版物的登記證。當時《自由中國》即有一篇社論指出此問題：「在一個號稱自由的國家，行政官署竟以整個出版界為對象，可不經司法審判，而逕予出版品以警告、罰鍰、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定期禁止發行，以至於撤消登記等行政處分。行政官署權力之大，一至此極，又怎能說不是反自由的？」[136]《自由中國》是一九五○年代代表異議分子聲音的刊物，主要編輯是雷震與殷海光，胡適是發行人。該刊以自由主義為基調的言論，在韓戰啟動以及台灣國民政府逐漸進入高壓監控的治理模式，從反共言論轉向批評政府內部政策的問題，包括數度倡議將教育脫離政治以及黨國干預，反對蔣介石三連任，以及建議成立反對黨。然而雷震等人籌建新黨，卻被冠上配合中共「統戰政策」、「造成台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以致於雷震於一九六○年九月四日以「包庇匪諜」之罪名被逮捕。《自由中國》亦遭停刊。[137] 臺灣大學一九七二年的哲學系事件，更在王昇主導的特工組織運作之下，以「反共」之名打擊自由主義派學者，牽連了十二位哲學系教授的停職，而使得臺灣的哲學系所長期無法發展異議言論與批判思想。此事件直到一九九三年臺灣大學組成調查委員會，一九九五年委託檢察院進行調查，而在一九九七年平反。[138] 以上二例，只是無數因思想檢查、「反共」、檢肅「通匪」之理由而牽連的白色恐怖案例之典型。
重新閱讀五、六○年代的文學作品，我們會能夠理解在逐漸愈為嚴苛的出版法以及思想檢查氛圍之下，為何會出現了晦澀的超現實主義書寫的風潮。面對現實處境的思想禁錮與放逐，詩人們只能夠以間接的方式書寫出當時的時代性主觀感受。[139] 瘂弦的《深淵》(1959)呈現了處處告示牌與格言的生存處境﹕
去看，去假裝發愁，去聞時間的腐味
我們再也懶於知道，我們是誰。
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微笑和不朽。
他們是握緊格言的人！這是日子的顏面；所有的瘡口呻吟，裙子下藏滿病菌。
都會，天秤，紙的月亮，電桿木的言語，
（今天的告示貼在昨天的告示上） (ll. 13-19)
哈里路亞！我仍活著。雙肩抬著頭，
抬著存在與不存在，
抬著一副穿褲子的臉。
……
我們背負著各人的棺蓋閒蕩！
而你是風、是鳥、是天色、是沒有出口的河。
是站起來的屍灰，
是未埋葬的死。(ll. 55-57, 61-63)
在〈獻給馬蒂斯〉(1961) 這首詩作中，透過超現實拼貼的方式描寫馬蒂斯不同畫作的細節，而在細節堆疊處，呈現了一個時代的無奈、危險與不確定：「危險邊陲」、「積壓的謠言」、「驚駭」、「小小的傷殘」、「床邊的顧盼竟險阻如許」、「色彩猶如是扯謊」、「用大塊的紅色呼救」、「在翹搖的被中租來的遊戲」、「枕著／一個巨大的崩潰」！字裡行間充滿身為「過客」的不安與焦慮，而最後累積為「一房，一廳，一水瓶的懷鄉病／一不聽話的馬蒂斯」。[140] 詩人自己內心所畏懼的思鄉與對現實的厭惡，像是馬蒂斯繪畫中氾濫於畫布上的紅色油彩一般，氾濫於詩行之間。詩人只能忍耐現實，忍耐暫時隨著軍隊寄居的台灣，一個「日漸傾斜的天堂」，哼一曲「敗壞的曲調」，用畫筆調弄「骯髒的調色板」，就像是玩一場租來的遊戲；危險、短暫而可憎。馬蒂斯畫面上任性使用的紅色顏料，成為詩人無法管束的懷鄉情緒；而馬蒂斯畫中所有的傾斜線條，也都成為詩人在時時意識到被監控而危機四伏的搖擺動盪年代中的警訊。
在商禽六○商禽出版的系列作品中無止境的自我囚禁與無效的逃亡，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冷戰時代文化禁錮與放逐的例子：
在沒有絲毫的天空下。在沒有外岸的護城河所圍繞著的有鐵絲網所圍繞著沒有屋頂的圍牆裡面的腳下的一條有這個無監守的被囚禁者所走成的一條路所圍繞的遠遠的中央，這個無堅守的被囚禁者推開一扇由他手造成的只有門框的僅僅是的門
出去。
出來。
出去。
出來。出去。出去。出來。出來。出去。
出。出。出。出。出。出。出。
直到我們看見天空。（〈門或者天空〉）
一整天我在我的小屋中流浪，用髮行走。長腳蜈蚣。我用眼行走；圍繞著沒有屋頂的圍牆裡面的腳下的一條有這個無監守的被囚禁者所走成的一條路所圍（事件）
日據時期成長的林亨泰在六○年代初出版的《非情之歌》(1962)，也是一系列透過語言實驗而進行歷史政治批判的作品。詩人以對「白」與「黑」呈現他對於各種性質的現實的檢查。若我們拿〈作品第七〉與〈作品第八〉對照閱讀，則可立即見到詩人對於現實的批判。「白」這個色彩符號在此處透過各種形容詞的結合，而似乎被取用以替代漂白過的歷史事實或是歷史資料，可能會因歷史記錄浸水淹沒而被遺忘輕忽、被洗刷過濾、被折皺枯萎！黑色的歷史是更為沈重可怖的，因為黑色直接帶出被埋葬或被淹死而腫脹的屍體，或是被抹黑的、不可言說的腐蝕生銹的歷史事件！「白」與「黑」也是兩派各自堅持陣營、彼此仇視殺戮的不同立場。林亨泰走過歷史中的日據時期、銀鈴會事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而歷史中重複的對立，各自有各自的現實與立場，使得殺戮仇視循環不已。這種對白與黑的翻轉實驗發展到〈作品第四十〉，更見其內在的批判。林亨泰沈痛地指出，現實社會中黑白是非不分，充滿禁忌，彼此疑懼而拒絕真理，使得人們停留在蒙昧、渾沌無知的半睡半醒狀態。歷史典籍之被漂白過濾湮沒而枯皺，歷史暴力工具的生銹，歷史受創者之被淹沒而發腫的屍體等等，這些歷史的種種黑白面貌，今日讀來，仍令人凜然一震。[141]
瘂弦、商禽與林亨泰透過超現實的筆法，呈現的是如同阿甘本所討論的問題：法律如同沒有門禁的城堡，而語言與思想就如同這座透明的城堡；任何人都已經在這座關係結構之城堡中，無所脫逃。[142] 戒嚴時期的例外法以及思想檢查，如同商禽所說的沒有門的牢房、強制性地在房中行走，瘂弦所說的扛在肩上的棺蓋、電線桿告示牌上的言語、險阻如許的床邊顧盼、氾濫的紅色畫布，或是林亨泰反覆琢磨的黑白歷史暴力，是更為根本而無法逃離的語言與心靈之囚籠。詩人們的主觀感受，清楚地呈現了一個時代的禁制氛圍。
從出版法到新聞處的資訊控制，使得臺灣人民完全無法取得關於共產主義世界的資訊，甚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民國史以及「左翼」文學史也都被切斷。任何涉及大陸的書籍、思想或是言論，都會被冠上「通匪」或是「叛亂」嫌疑。在白色恐怖年代，因為「通匪」而被暗殺者高達四千至五千人，而多達八千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冷戰時期造成的兩岸隔離，不僅只是意識形態的對立，更是兩種世界觀與認識論的形成。在美國所主導的自由主義陣營之下，臺灣被塑造為一個典型的反共恐共陣營。自五○年代以降隨著動員戡亂時期的戒嚴令開始，國民政府陸續頒布的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新聞檢禁、文化清潔運動，除了無數因閱讀左翼書籍或是牽連左翼分子而被逮捕、暗殺、判處死刑或是無期徒刑之外，整體社會更是在一片高壓氛圍之下。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的平反以及口述歷史，要等到九○年代末期，才隨著二二八事件受難受害者得到補償後，才開始積極的展開。[143]
歷史的回顧，也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大陸在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反右思想鬥爭以及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都有其嚴重的後果。延續幾十年的思想檢查以及資訊片面封鎖，也造成了一代人的世界觀、認識論與情感模式。雖然我們並不要以歷史後見之明來批判這段歷史，以致於我們無法理解當時論述的內在複雜層次，也就是其中的思想啟發以及此時代所牽引的壓迫性體制問題。然而，在歷史過程中，我們面對的問題仍舊是：當「一分為二」矛盾辯證的原理成為可見性的立場對立與路線鬥爭的形式，並且被利用為辨識內外的說辭時，我們要如何分析此問題？「矛盾論」所揭示的是思想不斷進行辯證運動，自我挑戰，自我批判，而不斷轉化，也就是思想無限進行之可能性；但是，當數學的正負或是微分積分，力學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物理學的陽極與陰極，化學中的原子化合與分解，被比附於社會中的階級矛盾與範疇對立，當概念的差異以及思想的辯論被當作可見的攻擊對象，什麼出錯了？為何矛盾論的辯證邏輯成為了對立面的絕對化？為何思想的辯證運動成為了被運用於整肅異己的立場？或者，為何唯物辯證的運動仍舊落入了名相的唯心框架，以自見而見之以及自生而生之的封閉循環，為權力所挪用？
雖然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各種陣營之間的邊界逐漸被抹除，但是不同的邊界形式仍然不斷在社會中出現，區隔身分認同，控制人口，而無視於這些被替換的邊界實際上正是建立於冷戰結構以及現代國家的基礎之上。[144] 臺灣海峽雖然已經停火多年，成為DMZ，所謂的非軍事區，但是臺灣海峽卻依舊是高度軍事化與政治化的邊界。這個具有邊界概念的臺灣海峽，正如同南北韓卅八度半的非武裝地帶 (DMZ)，並不是自然的領土分界線，而是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以及大國勢力操縱之下的分界線。[145] 五○年代的兩次臺灣海峽危機（1954-1955, 1958），以及後冷戰時期九○年代的第三次海峽危機（1996），與其說是國共內戰的延續，更應該說是全球格局下的冷戰結構以及後冷戰時期延續的國際政治局勢之槓桿博弈。雖然這幾次海峽危機並沒有引發真正的擴大戰爭，卻使臺灣海峽具有敵對性的「邊界」意義更為鞏固，也使得臺海兩岸的冷戰結構更為確立。臺灣海峽雙方的飛彈軍事佈置，冷戰時期持續進行的地下間諜攻防，以及偶爾爆發的零星衝突，使得邊界兩邊的敵我意識增強。在冷戰時期，這個簽署了停戰協議的非軍事區 (DMZ) 顯然不僅標示了防禦性的軍事部署空間，也象徵性地代表了兩岸內部安全管理的反向作用。各別陣營之內的國家安全法以及人民的自我檢查機制，透過雙方政府的文化方針、教育政策與資訊控制，滲透於不同的角落，並且逐漸內化，構成了各自的主體身分與認同模式，也牽動了社會內不同群體之間延伸的次要矛盾衝突。
臺灣從過去的秋海棠地圖與萬年國會，到後來的同心圓歷史說或是橫擺臺灣地圖看世界的視角，都是文化中心的正統論，或是以主觀位置而投射的世界秩序。當國家主政者的主觀位置改變時，教育機器便隨之進行主體認同工程的解體與重組。成長於其間的年輕人需要親身經歷歷史記憶肢解、甚至內部區分排除的隱藏式國家暴力。因防衛性安全措施而進行鞏固主權與排除他者的各種禁令，逐漸使臺灣文化不斷片面化。臺灣海峽是一條內植的敵我分界線。不僅是冷戰時期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一九四九年前後因戰亂遷徙移居臺灣的大批外省籍民眾在戒嚴時期無法返鄉，無法與父母、伴侶或是子女再次見面。就連今日，雖然進入解嚴時期，社會大眾對於「紅色」地區的排斥、對於匪諜的警戒、對於雙重國籍的懷疑、對於國家效忠的絕對要求等冷戰心態，仍舊出現於當前的臺灣社會。臺灣解嚴之後持續到今日的後冷戰時期，兩岸各種形式的溝通逐漸開放，通商通航通婚，開放觀光投資，簽訂經濟合作協議，但是這個政治化的敵對邊界意識並沒緩解，而仍舊在各種話語中起著作用，甚至內部化，而透過臺灣內部的族群矛盾呈現。宜蘭人林毅夫離臺三十多年而無法回鄉奔喪與祭祖，解嚴後二十餘年，仍舊被人以「叛逃」之罪拒絕入境。[146] 就連在民間，前輩臺灣文學作家也會因為文學創作不使用台語文而使用「中國語」，被斥為「可恥」。[147]
二十世紀末一九八九年的蘇聯解體，並不意味著冷戰結構的終止。以新自由主義為名的全球化經濟市場快速跨越國界，形成橫向的資本壟斷，以及在壟斷結構之下人口移動所造成的大量非公民的社區組成，不同形式階級對立的內部種族主義，形成了巴里巴所說的新的階級矛盾。社會結構中的階級矛盾與意識形態對立，透過各種邊界概念操作認同與社群感，只會強化對立，而引發各種形式的暴力，尤其是符號暴力。社會中的階層化，正是意識形態邊界的執行。國家治理者透過各種符碼化的建制，加上預防性的反暴力安全措施，執行邊界排除性的符號暴力，甚至透過法律重建秩序，透過教育體制，使兒童成為理想的公式承載者[148]。
後冷戰時期的全球經濟結構也同樣影響了台灣與大陸的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然而前世代的冷戰結構對立模式仍舊延續，而置換為不同性質的政治衝突，以至於新形成的弱勢階級被漠視，成為不可見的次等居民。當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全力發展自由主義經濟以及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政策，更無法抵制國有與私有的雙重獨佔，「無分者」更沒有出現的能力與聲音，也是嚴重而必須持續探討的問題。巴里巴曾經討論過關於「一分為二」絕對化的問題，並且提出若要拒絕任何造成意識形態以及社會體制邊界「最後決定因素」(last instance) 的絕對化，不要讓短的歷史時間過程所造成的眼前局勢完全決定了共處社群的權力結構，就必須持續進行邊界「民主化」。[149] 邊界的民主化，正意味著分析觀念所固定的界限劃分是如何被歷史性地構成的。只有開始進行歷史性分析，才有可能開始化解這個僵化的對立結構。
巴迪烏在一九七二年與Lazarus組織的「延安選集」系列，目的在於參考中國如何抵制蘇聯的修正主義，以便他們能夠抗拒法國當時的修正主義。[150] 不過，當時巴迪烏卻沒有準確地指出在「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辯論中，楊獻珍所提出的「合二而一」只是與「一分為二」同樣處於辯證運動過程中的一點，卻被陳伯達與康生借用來支持斯大林以及批判蘇修的替代物，其引發的效果是思想上實體化的階級鬥爭，其所反映的則是中國共產黨內極左派的興起。三十年後，當巴迪烏回顧二十世紀歷史過程中「一分為二」的兩個對立思維，才直接指出：二戰所導致的美帝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兩大陣營對峙，其實是辯證動力的停滯，以及其中隱含的「合二而一」的保守主義思維。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主要對立──美帝國與社會主義，以及看待此對立的兩種思維──共產主義所看到的階級對立，以及法西斯主義所看到的民族與種族對立，都是對立的絕對化，而後者的延伸性對立，更引發了韓戰與越戰。巴迪烏指出，中國在一九六五年針對「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激烈辯論，說明了那個時代如何思考這個辯證過程的內在悖論。在「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背後，是對於持續辯證運動的分裂的渴望，還是對於回到舊有的「一」的秩序的渴望？二十世紀兩大陣營的對峙，背後持續透露出渴望透過暴力而獲得統一，並且認為這種統一是真理。這種將現實固著於辯證對立的一端，以表象固定，並且企圖從表象消滅此對立，其實已經否認了「一分為二」的辯證運動之持續發生。[151]
矛盾論與辯證法所揭示的思想嚴格性，在於要求我們面對歷史過程以及當代，進行具體分析，以便理解權力擁有者與無權力者之間的主要矛盾如何被不同歷史形式所替代，國家掌權者與資產擁有者如何共同合作，甚至與國際資本成為同盟，而在不同的教育、法律、文化、媒體等各種體制中鞏固生產關係與生產體制，而使得無產者成為完全無法為自身爭取權力的階級。資產者與無產者在歷史進程中被既定的共識模式與延伸的體制所制約，陷入「一分為二」被實體化的路徑，則會自動循環，而無法被中斷。要揭露這個自動生產與循環的二元結構，便要以辯證法的思維，針對複雜歷史條件與現實狀況進行具體分析。
面對五○年代逐漸進入冷戰格局的國際形勢以及國內的變化狀況，毛澤東在陸續發表了關於「一分為二」以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分析，提出了「不斷革命」的階段性運動。五○年代的冷戰結構，促使原本具有物質辯證運動的持續性「一分為二」，轉變為固著於僵化意識形態立場的觀念性對立，更成為內部區分敵我的修辭。毛澤東本人或許持續保留了他的辯證性格，但是他所提出的「一分為二」以及階級鬥爭，卻成為運動中藉以挖除不同質的社會成分之口號。這些以重構新社會與新國家為藉口而執行納入性排除的治理模式，既挖除，又納入治理範疇，成為冷戰結構例外性的常態。
我認為重新思考「一分為二」的唯物辯證邏輯，可以讓我們檢視歷史發生過程如何以運動狀態的「無」作為社會發生的場所，以及為何階段性地出現了片面主觀而具有宰制壓迫性的治理律法。阿圖塞晚期關於「無」作為社會起源的論點是一個參照點：社會原本並不存在，空無 (void) 中原子偶然偏移 (clinamen) 而相互撞擊的歷史環節中，不同人群交匯而形成了一個社會。這個以「無」為起點的社會，由於為了防衛自身再度墜落於空無的深淵，而建立語言與律法，設定契約，甚至會引發人民的熱情，進行無止盡的防衛性戰爭。阿圖塞指出，如何持續檢視並修正佔據優勢的社會契約與語言邏輯之不合理形式，才是思考根本平等的問題。[152]
章太炎的國家論也是另一個可供參照的思考軸線。章太炎透過佛教的緣起論，提出國家作為一個主體，實際上只是一個「空處」，容受日日不同如同流水的人民，而並無實體。人民與國家的關係，如同線縷與布帛，線縷經緯相交，在動態關係中組織成布帛，而人民也在動態關係中組織成國家。「一線一縷，此是本真，經緯相交，此為組織。」人之組合，無論是村落、軍隊、牧群或是國家，都沒有實體，沒有自性；國家作為一個組織，也並無實體，而只是運動中存在的變化狀態。[153] 章太炎在二十世紀初期，經歷辛亥革命、軍閥割據、袁世凱稱帝、南北戰爭，先後對於國家、大總統、中央政府、代議制度以及憲法之權力過大而超出人民的現象持續提出根本性的質問，其批判力量都來自於對於組織體制的虛構性之認識，對於順違串習與庸眾共識背後權力結構的檢討，以及假私心為公器、執著為實之悖謬的持續揭露。[154]
至於受毛澤東「一分為二」思想影響的法國當代學者洪席耶與巴迪烏，則各自展開了具有特性的哲學思考路徑。洪席耶透過話語內在「一分為二」的空隙，分析不同合理性話語的歧義位置，以及話語內部透過詞語所顯現的缺口與差異；隨著這個分裂的空隙，我們可以探索歧出的獨一感受如何出現，以及非同一與非共識的公共空間在何處的問題。巴迪烏則透過「一分為二」，檢視主體命名行動的「切割機制」，並且透過「空集合」的邏輯，思考集合發生內部無限「一分為二」而出現新集合的可能性。如此，我們則可以思考從既定邏輯撤離的持續辯證運動，也可以考慮基於這個「空集合」的可能性，任何社會或是個體都有發生變化的潛能，也會有人人平等出現的社會。[155]
無論是阿圖塞、章太炎，或是洪席耶與巴迪烏，他們關於從「無」出發的「一分為二」辯證觀點，使我們可以從歷史發生學的角度重新思考五○年代複雜的歷史過程，分析多元決定因素如何造成了冷戰結構下海峽兩岸強制性的治理體制，以及各自社會內部為了建立穩定秩序而造成的內在壓迫與矛盾。臺灣海峽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地理空間，以及五○年代替臺海兩岸冷戰局勢定調的幾次海峽危機，讓我們看到開啟冷戰結構的關鍵環節所涉及的多重因素，以及最後決定因素與現實條件的絕對化如何形塑了兩岸社會後續的內部矛盾。當我們拉長歷史的軸線，我們則會注意到歷史中的臺灣海峽具有不斷變化的空間意義。大陸東南沿海的海洋貿易以及商業行為有其生計之所需，也有生活環境之自然條件。沿海人民多半入海從商，遠航至世界各地，造船業也隨之非常發達。在歐洲航海時代開啟之前，中國的航海技術以及貿易圈已經相當廣泛。根據歷史記錄，八世紀以降便已經有大量阿拉伯人與唐代中國通商的記錄。[156] 臺灣海峽在海洋貿易時期已經相當重要，是臺灣魍港（今日北港）、福建安海、廈門、泉州以及日本平戶之間貿易的重要通道。鄭芝龍與王直等人具有多種語言能力，長於外交斡旋以及軍事經略，穿越台灣海峽來往於日本、越南、印度等地區，平衡海上勢力，並不是罕見的例子。中國歷代衣冠南遷，臺灣作為不同時期不同人口移入的匯聚地，在歷史偶然發展中持續形成社會，也不斷透過新移民的加入而重構，也是長時段歷史下的必然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原有的社會結構從各個角落「一分為二」，不斷內部轉化創生，而出現了在地性的社會活動以及民間組織，更發生了複雜而豐富的思想以及創作。
國家由不同的異質文化與族群介入，透過書寫，而構成了持續變化並且政體不斷更迭的文化場域。正如克莉絲蒂娃 (Julia Kristeva) 所言，國家是由各種異質成分所構成的符號體(symbolic body)。[157] 我認為只有承認並且面對國家作為符號場域的虛構性，我們才會觀察到其中發生的各種符號領域的主權爭奪之戰，以及立法鞏固既得利益與排除異己的思想暴力；同時，也只有在這個符號體之內，我們才會看得到銘刻在歷史脈絡中的各種思想革命與主體創造性的行動。任何建立社會穩定秩序的權力機關，必然會產生這個秩序所固定的權力結構以及利益分配，也會造成分配之下的壓迫與排除。正如馬克思從物質分裂之辯證法補充了黑格爾的「無」之思想運動，阿圖塞與章太炎從不同立場提出相對於國家實體的「無」的辯證思維，得以協助我們檢視國家機構制定之名與法如何具有箝制性，並且進行利益分配。所謂利益分配，並不僅是指資源與財產的擁有權，更是指獲得資源與財產的能力。這個賦予能力的前提，在某一些社會涉及了語言與與階級，在其他社會則涉及了膚色與出身背景，或是工作類型，或是宗教派別。擁有能力以及資源的人，便具有累積並擴張資本的立足點；不擁有能力與資源的人，則不被計算為一分子，或是成為次等公民。因此，針對任何作為符號體的「國家」，都須要檢視其體制化的歷史過程以及合理化基礎，以便分析其隱藏的符號暴力。所謂恢復馬克思「一分為二」辯證邏輯的嚴格性思考，意味著透過歷史發生學，檢視不同歷史環節的時空座標如何在多元決定因素下發生了轉變，並且分析穩定治理體制建立之同時，主導性的經濟形式以及生產關係，如何透過符號法則，再次形成了內在的「資產－無產」或是「有分－無分」的階級矛盾。「一分為二」的動態辯證邏輯使我們可以具體分析運作中的經濟生產範疇，揭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體系之下遮蔽的無產者位置，並且辨識當今被剝削卻無法命名也不被辨識的新形態的「無產者」。
九○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對於多種經濟基礎並存的提倡，難道真的回應了楊獻珍在五○年代所提出的綜合經濟基礎的問題嗎？楊獻珍當時提出的綜合經濟基礎，用意在於反對以未來的發展目的來決定當下的經濟階段；此外，他的論點也指出歷史過程中所發展的不同經濟形式必然會同時並存，不能僅以階段性發展以及形式平等的邏輯來決定當下的經濟形態。我們必須承認，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之下，資本的發展必然會在現有物質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不同的經濟體制也必然會出現。因此，關鍵的問題不在於如何保持多種經濟體制並存的局面，這種考慮僅停留在經濟形式的層面，承認既成事實，而沒有分析經濟形式背後不平等的交換原則以及資本壟斷的邏輯。相反的，我認為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在具體條件之下持續檢視特定歷史時刻的權力結構如何造成了「資產者」與「無產者」的矛盾，如何形成了有權勢者與無權勢者之間分類的層級化，以及國家機構所佔據的權力位置如何在合理化與合法化的體制中，設定法律，執行資產分配，而造成全體人民中的部分人民無法擁有生產材料、勞動力被剝削、不被賦予能力，甚至被否定了生存的權利。我們更必須辨識私營企業如何壟斷資本，如何與國家權力以及全球資本結合，而改變本地生產結構，使本地的經濟生活失去了自主權。在分析「資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主要矛盾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刻以不同的社會關係替代性出現時，我們或許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國家機構、私營機構以及國際資本如何形成共構聯盟，才能夠具體地進行權力結構與無產者之間階級矛盾的政治性分析。
歷史持續在進行與發生之中，只有持續檢視社會中造成僵化結構的符號邊界，才有可能針對具有箝制與排除作用的宰制性觀念進行批判；只有使既定的僵化觀念不至於重複複製自身，具有壓迫性的符號邊界得以被打開，我們才有可能開始思考歷史變化過程中共居社會根本平等的公共空間，也就是讓「一分為二」的思想空間得以持續以辯證運動的方式進行。
[1]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32。
[2] 巴迪烏在1978年出版了這本《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的法文版，該書主要內容是他與Joël Bellassen和Louis Mossot將張世英1972年的《黑格爾的哲學》中的一章〈論黑格爾哲學的「合理內核」〉翻譯成法文，並且加上了13條評註。巴迪烏等人說明，張世英在這本書之前，已經於1956年寫成了《論黑格爾的哲學》，1959年寫成了《論黑格爾的邏輯學》。這些關於黑格爾辯證法的著作回應了1956-1959以及1972-1974兩個階段的哲學鬥爭，前者涉及思想與存有的同一，後者涉及關於天才的問題。這個翻譯以及評註是巴迪烏與Lazarus組織的「延安選集」系列出版之一。此書的英文譯本由凃子謙翻譯，2011年出版，由凃子謙進行訪談。見Alain Badiou, “Introduction”, “Interview”, Rational Kernel of Hegelian Dialectic: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s and commentary on a text by Zhang Shiying. Trans. Tzuchien Tho. Melbourne, Australia: re.press, 2011. pp. 3-19, 90.
[3] Alain Badiou, “An Interview with Alain Badiou,” Rational Kernel of Hegelian Dialectic: Translations, pp. 95-96.
[4]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計算為一」與「一分為二」：論洪席耶與巴迪烏關於「空」與政治性主體之歧義〉討論過此問題。《中外文學》42卷1期（2013.3）出版中。
[5] Karl 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 (1859).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859. Translated by S.W. Ryazanskaya. On-Line Version: Marx.org 1993 (Preface, 1993), Marxists.org 1999. Transcribed: Tim Delaney, Zodiac. HTML Markup: Tim Delaney 1999. Online Posting: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0/pol-econ/preface.htm> (3 of 3) [23/08/2000]. Accessed on April 4, 2012.
[6] Marx, 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 (Marx, 1867), pp. 6-7.
[7] Marx, Afterword to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1873), pp.11-14.
[8] Marx, Afterword to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1873), 13.
[9] 馬克思對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非常犀利，他指出無論是重農主義，或是重商主義，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架構下，都進入了同樣的錯誤計算，也就是以現象之表象來分析，而不討論表象背後被反轉的本質。這些政治經濟學者以勞動力來代替勞動，混淆於勞動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價值與利潤率的關係，以及與商品價值的關係。他們的分析使得勞動的市場價格被其假想的價值所決定，也導致勞動價值被消解為勞動力價值。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分析所導致的後果，毫無批判地接受了勞動價值的範疇，勞動的自然價格等等，以致於庸俗經濟學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只在表象進行分析的模式。馬克思以極為辛辣的批判口吻，一一檢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者、重農學派以及重商學派的學者，包括亞當斯密（Adam Smith）、奎納（Francois Quesnay）、李嘉圖（David Ricardo）、穆勒（John Stuart Mill）、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邊沁（Jeremy Bentham），尤其在《資本論》第十六章開始關於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勞動價值、計時或是計日工資的討論。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價值與價格轉化為工資的形式，或是勞動本身的價值與價格，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種形式使得實際關係成為不可見，而且恰恰顯現了它的反面，而且構成了工人與資本家的法律觀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祕性、自由的幻覺以及庸俗經濟學者的各種辯護。見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 (German edition 1867; English edition 1887). Moscow, USSR: Progress Publishers, 1887.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edited by Frederick Engels. Transcribed by Zodiac, Hinrich Kuhls, Allan Thurrott, Bill McDorman, Bert Schultz and Martha Gimenez (1995-1996); Proofed: Andy Blunden and Chris Clayton (2008), Mark Harris (2020).
[10] 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四部分第十五章論及機械化工廠與現代工業中，人如何被組織進入工業的客觀有機體之中，如何終身服侍一台局部機器，成為局部機器的一部分。工人因此必須依賴工廠，以及資本家。過去，勞動是從工人出發；在工廠中，工人隨著勞動工具而運動。過去，工人是活機構的肢體；工廠中，死機器獨立而活，工人被當作活的附屬品而併入死機器中。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 pp. 257-353。資本如同機械的自動化運作，持續擴張，從歐洲大陸到殖民地。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十二章與三十三章所論資本累積的歷史傾向以及殖民地的現代理論。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 pp. 535-541.
[11] 馬克思對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有非常精彩的批評。見第一卷第25章「資本積累的一般法則」註6，頁430。傅柯（Michael Foucault）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一書中，從重農學派以及重商學派的不同政治經濟學論點中爬梳，指出政治經濟學的不同論述替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殖民擴張與現代國家對於生命的治理，包括移民政策、出入境管理、國安法、人口調查、戶口制度、全球分工體制下的移工等等，預先鋪設了合理化的基礎，基本上是以不同方式延續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分析。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2] 馬克思：〈跋〉，《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2。 Marx, “Afterword to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1873),p. 15.
[13] G. W. Friedrich Hegel, “Prefac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807)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0.
[14] G. W. Friedrich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807),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0-14.
[15] G. W. Friedrich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807),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8-39.
[16] 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時常被誤解。然而，從他對於本質與實體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他所強調的物質性與可塑性，他所指出的精神等於否定性的往復運動，運動等於主體以及實體，以及斯賓諾莎關於「內因」、欲望作為「本質」以及意念來自於身體性感受等論點對他的影響，以至於Macherey在他的Hegel ou Spinoza一書中指出了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以根本的方式呈現了斯賓諾莎的論點，而展現了唯物辯證的基進性以及政治性。Pierre Macherey, Hegel ou Spinoza (Paris: Francois Maspero, 1979). Malabou 也透過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說明人類心靈的物質性與可塑性 (plasticity)。 Catherine Malabou, The Future of Hegel: Plasticity, Temporality and Dialecitc (Routledge, 2009).
[17] Max Stirner, The Ego and Its Own (184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德）施蒂納著，金海民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頁241-243；英譯本，頁198-200）。
[18] 韓國學者鄭文吉透過196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學界對《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MEGA手稿的研究指出森川喜美雄的研究說明了馬克思雖然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對於施蒂納進行批判，但是，從馬克思的手稿可以看出，馬克思其實真正批判的對象是普魯東。馬克思延續了施蒂納對於的分析架構，但是指出施蒂納的批判模式沒有遵循辯證法，斷然否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的交易」，從而提出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森川喜美雄也說明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點並沒有完全一致，然而，置身於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的轉變中，馬克思逐漸發展並且形成他的論點。見（韓）鄭文吉著，趙莉、尹海燕、彭曦譯：《〈德意志意識形態〉與MEGA文獻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67-217。
[19] Lobkowicz, Nicholas. “Karl Marx and Max Stirner.” Demythologizing Marxism: a series of studies on Marxism. Ed. Frederick Adlemann JL. Netherland: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69.pp. 64-94. 見Lobkowitz 71,pp. 89-90.
[20] 列寧關於一般與個別的辯證關係說明如下：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都是一般，任何一般也都是個別的一個部分，一個方面，或是其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則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個別都是在經過千萬次的過渡轉移，而與另一類的個別事物、現象與過程相聯繫。Lenin,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op. cit., 357-360; 列寧著，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談談辯證法問題〉（1915），《列寧哲學筆記》，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05-308。
[21] Lenin,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op. cit., 357-360; 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1915)，頁305-308。
[22]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頁332。
[23] 當時毛澤東的講課每週進行兩次，每次四小時。奚景鵬，〈關於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早期版本〉，《黨的文獻》2007年第4期，頁72-74。
[24] 無論在英美學界或是在中國學界，近年來陸續出現了批評毛澤東的〈矛盾論〉抄襲艾思奇同時期的著作。根據目前的研究，《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主要參考了三本蘇聯著作：西羅科夫等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拉里察維基等所著《新哲學大綱》（1936年6月），以及米丁等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矛盾論》中的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都反映於這些蘇聯哲學教科書，甚至使用同樣的文字作為標題。參見陳定學：〈《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炎黃春秋》2011年第12期，頁71-73。另可參考Joshua A. Fogel, "Ai Siqi,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 by Joshua A. Fogel", in Merle Goldman, Timothy Cheek, and Carol Lee Hamrin, eds.,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7)。（蘇）西洛可夫等著，李達、雷仲堅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上海：筆耕堂書店，1935年）；（蘇）米丁（Mark B. Mitin）等著，艾思奇、鄭易里譯：《新哲學大綱》(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年)；（蘇）米汀(Mark B. Mitin)著，沈志遠譯述：《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
[25] Nick Knight 指出，毛澤東的確閱讀過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也參考過各種蘇聯教科書，艾思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是無法被確認的。此外，重要的事實是，1931-1937年間艾思奇與毛澤東動都受到了蘇聯新哲學的啓發，在這個過程中，艾思奇與毛澤東各自發展出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艾思奇在1930年代先後完成了《抽象作用與辯證法》、《新哲學論叢》、《大眾哲學》，也翻譯了米丁的《新哲學大綱》。至於毛澤東，他受到了蘇聯新哲學的啓發，特別注重矛盾統一的辯證邏輯以及透過實踐檢驗任何知識。蘇聯在1936-1937年間對於新哲學的批判，已經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不再發生關係。毛澤東在1937年以後展開了獨立於蘇聯路線的「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並且被普遍推廣與於全民社會，直到八○年代才開始被批判與否定，這個歷史過程必須被正面承認。Nick Knight, “The Role of Philosopher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i Siqi, Mao Zedong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26, Issue 4 (December 2002): 419–445。可參考（澳）尼克•奈特著，王桂花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哲學家─艾思奇、毛澤東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哲學》2006年第3期，頁31-37。
[26] 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不同階段的分析，例如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以及無產階級革命，主要是參考斯大林於1927年寫的《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地任務》。見陳伯達：《斯大林與中國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頁14-16。
[27] 毛澤東在不同階段都表示了一則肯定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一則也表示斯大林的集體所有制轉向全民所有制的方針不見得是中國當時可以立即實行的。見後文討論。
[28] 毛澤東：〈矛盾論〉，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277。
[29] 同前註，頁276。
[30] 毛澤東指出：「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後來，中國革命又受到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同前註，頁278。
[31] 同前註，頁286。
[32] 詳見〈矛盾論〉，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295-298。
[33] 同前註，頁299。
[34] 毛澤東：〈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第七章，收入[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第六卷•延安期Ⅱ》（東京：北望社，1971年），頁261。
[35]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3-49。
[36]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92-195。
[37] 同前註，頁197。
[38]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05-206。
[39] 毛澤東重述了他在〈矛盾論〉中所引述列寧關於原子分裂的說法：「原子裡頭，就充滿矛盾的統一。有原子核和電子兩個對立面的統一。原子核裡頭又有質子和中子的對立統一。質子裡又有質子、反質子，中子裏又有中子、反中子。」氏著：〈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332。
[40]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77。
[41] 馬克思：《資本論》，頁397, 512, 535-536。
[42] 馬克思反覆指出資本家只是經濟範疇的抽象化與人格化。在 “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 (Marx 1867) ，馬克思說： “I paint the capitalist and the landlord in no sense couleur de rose [i.e., seen through rose-tinted glasses]. But here individuals are dealt with only in so far as they are the personifications of economic categories, embodiments of particular class-relations and class-interests.”《資本論》，頁7。其餘在不同段落，馬克思亦指出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personified capital)，經濟舞臺上的人物都是經濟關係的人格化範疇。 “the characters who appear on the economic stage are but the personifications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that exist between them”, 見《資本論》，頁59, 76, 105, 112, 411。關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抽象範疇之討論，另可參考Althusser, Rancière, Balibar等人對此問題的分析：Althusser, Louis. “On Marx and Freud”[1977],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4, Number 1 (Spring, 1991), pp. 17-30; Althusser, Louis.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9; Balibar, "In Search of the Proletariat: The Notion of Class Politics in Marx", "Politics and Truth: The Vacillation of Ideology, II", Masses, Classes, Ideas: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Before and After Marx. New York & London: 1994. Rouledge,pp. 125-174.
[43] Max Stirner, The Ego and Its Own, pp. 35-37, 90-95, 104-105.
[44] 洪席耶將治理的話語理性之下不被計算為一分子而無法出現的人，界定為「無分之分」(part des sans-part)。可參考 Rancière, La mésentente, pp.20-31, 52-53; 71-72.
[45]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頁635-638。
[46]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頁1416。
[47]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07-208。
[48]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12。
[49]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05。
[50] 列寧：《國家與革命》，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6。
[51] 毛澤東：〈矛盾論〉，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304。
[52]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05-206。
[53]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12-1413。
[54]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76。
[55]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96。
[56]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331。
[57] Louis Althusser, “On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 For Marx. (1969) Trans. by Ben Brewst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6), pp. 200-204.
[58] Althusser, “On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 For Marx. 193-199，尤其是第198頁的註腳40，說明了黑格爾嚴格意義上的辯證法被1844年的馬克思所繼承，在《1944年手稿》中，馬克思展現了嚴格而不妥協的黑格爾辯證思維。但是，這個黑格爾辯證思維後來卻不被「馬克思主義者」所延續。For Marx，p. 198。
[59] Althusser, “On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 For Marx. pp.205-210.
[60] 例如：Tang Tsou, The Embroilment over Quemoy: Mao, Chiang, and Dulles. Salt Lake C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9; George C. Eliades, “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 Eisenhower, Dulles,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 4(Winter 1993): pp. 343-367；Appu K. Soman, “‘Who’s Dadd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Journal of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3:4 (Winter 1994):pp. 378-398, esp. 374-376;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61] Tang Tsou, pp.14-18, 23-24, 46.
[62] Eliades,pp. 345-346, 365.
[63] Nancy Bernkopf Tucker, pp.51-52.
[64]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中譯本：（美）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下）（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
[65] 張淑雅：〈擴大衝突、操控美國、放棄反攻？從〈蔣介石日記〉看八二三砲戰〉，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頁633-658。
[66] 《蔣介石日記》，1958年8月26日，引自張淑雅前引文，頁642。
[67] 「對美最近感想千萬，受人輕侮，悲憤無已」，「殘忍」、「不平等」、「不人道」。《蔣介石日記》，1957年8月31日；1958年8月29-31日。參考張淑雅前引文，頁639、645。
[68] 「故反攻無期，實無法赧顏居位，否則將徒為個人權位計也。」《蔣介石日記》，1957年7月4日；引自張淑雅前引文，頁638。
[69] 此外，蔣介石也寫道：「如必須仰賴美國政策之轉變，則復國絕望。」「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與自由，而不能坐待宰割與滅亡。」「革命事業只有冒險，決不可以國際環境，尤其不能以外國政策為轉移。」《蔣介石日記》，1959年 「本月大事預定表」，「民國四十八年大事表」；引自張淑雅前引文，頁655。
[70] 張淑雅前引文，頁656-657。
[71] 幾個關於臺灣海峽危機以及中美關係的重要研究呈現了過去所沒有公開的資料，包括：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London,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Norman Graebner, 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1945-1960. New York, 1986; Gordon H. Chang（張少書）,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Friends and Enemies.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譯本：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臺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 John W. Garver,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 Armonk & London: M.E. Sharpe, 1997;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Tucker, Nancy Bernkopf. “Strategic Ambiguity Or Strategic Clarity?”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Ed. Nancy Bernkopf Tuck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6-211；張淑雅：〈擴大衝突、操控美國、放棄反攻？從〈蔣介石日記〉看八二三砲戰〉，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頁633-658。
[72] 美國駐印度大使韓德森(Loy Henderson)當時曾說：「美國的外交政策，迫於形勢，其性格已變成全球性的。」引自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70。
[73] 見John W. Garver,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 Armonk & London: M.E. Sharpe, 1997. pp. 1-8, 112-147.
[74]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tegic Ambiguity Or Strategic Clarity?” in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p. 190.
[75]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1949年機密記錄第37號第九卷第21-262頁。引自蔡鍾雄：《剖視臺獨》，（臺北：中央日報，1987年），頁9。
[76] 杜魯門於1950年1月5日的公開宣言。Truman papers, PSD, box 173, Foreign File (China 1945-52)。引自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64。當時美國政策是企圖拉攏中共，使其成為鐵托，而脫離蘇聯的勢力範圍。可參考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tegic Ambiguity Or Strategic Clarity?”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77] 第一次是盟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第二次是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第三次是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辦史特朗和當時美國駐臺總領事克倫茲(Kenneth Krentz)，但是都被孫立人拒絕。沈克勤：《孫立人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頁693-703。
[78] 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68。
[79] 杜勒斯致魯斯克(David Dean Rusk)、尼茲(Paul Nitze)及韋布備忘錄（1950年5月18日）。引自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73。
[80] 國家檔案局，「美國對臺灣的一般政策」，記錄檔59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第18箱，臺灣8/50-12/28/50, p.13；引自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80。
[81] 由於中華民國最終無法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因此美國與中華民國在1954年底另外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協定共同維護締約國之領土的安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記者會發表聲明，指出臺灣與澎湖不會被作為國際祕密協議中交換的籌碼，以及韓戰之後第七艦隊仍舊可基於中美防禦條約而作為長期使用的軍事安排。
[82] 見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117-130。
[83] 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起因包括了赫魯曉夫於1956年2月共黨第二十屆大會「祕密講話」對於斯大林罪行的譴責，以及蘇聯可以與資本主義和平競爭的修正路線，莫斯科與華盛頓所展開的貿易與文化交流。毛澤東承認斯大林需要被批判，但是他的「功大於過」，「要有全面估價」，他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見毛澤東：〈關於斯大林問題〉，收入《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195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88。另外，1956年也是中共開始對於修正主義提出批判的時期。關於這段時間毛澤東的態度，可見特里爾（Ross Terrill）著，胡為雄、鄭玉臣譯：《毛澤東》（臺北：博雅書屋，2007年），頁353-377.
[84]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tegic Ambiguity Or Strategic Clarity?” in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189-190；Jessup, The Birth of Nations. New York, 1974. 引自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53。
[85] 毛澤東在1959年10月5日關於台灣問題上的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的講話中表示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也反對「兩個中國」。
[86] 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121、136-145；亦可參考Garver, John W.,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 London &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pp. 112-114.
[87]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Non-recogni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備忘錄大致內容包括：蘇俄集團意圖摧毀自由世界，中共是此集團的重要分子之一；東亞面對共產黨攻勢有實質的危險。美國不承認中共，因為合法的中國政府繼續存在於台灣，美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有助於駁斥中共代表整個中國人民的說法，也能維持大陸人民抗暴與追求自由的希望。美國如果承認中國，將使遠東地區國家以為美國將從遠東撤退，與中共妥協，而危害整個自由世界。此外，美國如果承認中國，東南亞華僑亦將轉向中共，甚至導致中共進入聯合國，取得代表權，以及安理會的否決權，則更會嚴重影響國際和平與安全。見林正義：《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51-52。
[88] 見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156-157、176-187；Garver, pp.133-139。
[8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臺灣同胞書〉
[90]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96；引自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180。
[91] 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649-656。
[92] 埃及總統納賽爾阻止以色列船隻使用蘇彝士運河，並且將通過運河的收入用作修建亞斯文水壩。由於蘇彝士運河是歐洲國家到東方貿易的重要航道，而原本殖民統治埃及的英國更擁有運河的高額股份，因此納賽爾的舉動引起英法高度反彈。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London,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pp. 45-69.
[93]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88，189。
[94] 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London,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pp. 70-71.
[95] Shichor指出，在具有關鍵轉折意義的萬隆會議中，周恩來所堅持的立場並不是支持阿拉伯世界而反對以色列。中共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外力介入，並且認為中東地區國家應該以和平方式自行解決內部矛盾。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pp.40-55；劉中民，〈中國中東外交三十年〉（上），《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頁8-9。
[96] Chou En-lai,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NCNA, 11 February 1958, in CB, no. 492 (14 February), p. 3;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delivered by Liu Shao-ch’I on 5 May 1958, in PR, no. 14 (# June 1958), p. 7. Qtd. In Yitzhak Shichor, p. 78.
[97] 當1958年春天黎巴嫩與約旦內部局勢緊張，伊拉克發生革命，美國與英國的軍隊出兵支援伊拉克政府，並進駐黎巴嫩與約旦，中共原本也認為這是內部問題，不應由國外勢力介入解決，但是當英美軍力介入，中共便期待蘇俄可以出面制止。蘇俄模棱兩可的立場，令中共不滿。Yitzhak Shichor, pp.76-79.
[98] 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會上的講話〉（1957年11月6日），《人民日報》，1957年11月7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316。
[99] Yitzhak Shichor, “Emerging conflict with Moscow”, pp. 89-96.
[100]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pp. 185-186; 沈衛平：《8/23金門大炮戰：1958年臺海國共炮戰全解密》)（濟南：黃河出版社，2007年），頁27-37；葉飛，《葉飛回憶錄》，頁649-656。
[101] 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式問題〉（原〈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國際形式〉）（1958年9月5日、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407、413。
[102] 1958年大躍進以及全國公社化，是超英趕美的現代化計畫。1957年底訪蘇後，毛澤東提出了十五年內趕上英國，後來改為七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不久又修正為三年趕上英國，十年趕上美國的口號。
[103] 陳兼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在冷戰時期美蘇對峙之下，中共於1958年發動的第二次台海危機，除了延續韓戰中抗美援朝以及中東地區問題而箝制美國軍事部署之外，其實更大的因素是為了進行不斷革命，而推動國內的大躍進以及全面公社化，因此需要全國動員所採取的策略。可參考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pp. 172-181。另可參考林正義：《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頁35-48。
[104] 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式問題〉，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416。
[105] 參考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二版（臺北：聯經，2001年），頁685-706。
[106] 陳兼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在冷戰時期美蘇對峙之下，中共於1958年發動的第二次臺海危機，除了延續韓戰中抗美援朝以及中東地區問題而箝制美國軍事部署之外，其實更大的因素是為了進行不斷革命，而推動國內的大躍進以及全面公社化，因此需要全國動員所採取的策略。可參考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p. 172-181. 陳兼也指出，雖然人民成功地被動員了，中國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中美關係更趨緊張，北京與莫斯科之間嫌隙加劇，大躍進之後帶來的三年飢荒與兩百到三百萬非自然死亡人數，以及這個「持續革命」通往文化大革命的一條「更大災難的道路」。p. 204。另可參考林正義：《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頁35-48。
[107] 毛澤東：〈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1959年3月3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0。
[108] 同前註，頁19。
[109]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 204.
[110] 張少書著，梅寅生譯：《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207。
[111] 參考金春明：〈批判楊獻珍「合二而一」親歷記〉，《各界》2009年第7期，頁26-28。根據當時中央黨校機關黨委秘書科工作的金春明所記載，1964年5月29日艾恆武與林青山合寫的〈「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在《光明日報》發表後，康生為了「引蛇出洞」，讓全國報刊針對這個問題進行學術討論。當時，金春明便被機關黨委主任以及林楓校長要求負責匯集這次運動資料並且整理工作簡報，簡報出了10多期，上送的名單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中央書記處彭真、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康生、中央組織總部部長安子文，以及校內的林楓校長與五位副校長賈震、李一非、龔逢春、艾思奇、范若愚。學術性討論前後大約50天，便開始轉變為針對楊獻珍以及「合二而一」論點支持者的公開批判。1965年8月下旬，《紅旗》一篇〈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提出了「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是「無產階級世界觀與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論戰雙方的陣線分明，針鋒相對」，是「當前國際國內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上的一種反映」。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同黨大唱對臺戲」，「有意識地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給他們提供理論武器，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頁28。
[112] 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六卷》（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頁83。
[113] 楊獻珍。《我的哲學『罪案』》，頁226-273。關於「合二而一」案件的緣起雨過程，可參見左煒良：《論六○年代『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的哲學論爭》（南京：東南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1-9。
[114] 王若水：〈辯證法和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9年第27期，頁43-68。
[115] 〔清〕方以智著，龐樸注釋：《東西均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57，198，40。
[116] 引自蕭島泉：《一代哲人楊獻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 9。
[117] 楊獻珍：《我的哲學『罪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98。
[118] 楊獻珍：《我的哲學『罪案』》，頁299。
[119] 楊獻珍指出在過渡時期存在的五種經濟成分，包括國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合作社經濟的半社會主義所有制；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個體農民所有制；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今日人民大學哲學系馬俊峰以及北京大學黃楠森都提出了多種所有制共存以及共同發展的說法，並提出應該對於「綜合經濟基礎論」重新評價，以否定單一經濟基礎論。見蕭島泉：《一代哲人楊獻珍》，頁21-38。1955年8月，艾思奇便已經撰寫〈對楊獻珍通知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基礎與上層建築》一文的意見〉，與楊獻珍針對此問題進行辯論。此文後來在開始批鬥楊獻珍時，於1964年11月1日正式在《人民日報》出版。艾思奇提出的批評楊獻珍所提出的過渡時期的四種所有制的綜合經濟基礎，而強調「我們的政權依以建立的經濟基礎，只能是正在建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它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人民的集體所有制。」「不能同時以互相敵對的兩種經濟制度作為自己的基礎。」艾思奇強調，「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是「工人階級專政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通過自己的黨和國家政權來領導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和消滅資本主義」。艾思奇指出，個體農民經濟不能夠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不應該被視為經濟基礎：「總之，我們的國家政權，對於資本主義和產生資本主義經濟的個體經濟，是要『採取一切辦法』來加以根除和消滅的」。至於上層階級，艾思奇則強調是由馬列主義思想以及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所構成。艾思奇將生長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與衰退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視為「生死鬥爭」。〈對楊獻珍通知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基礎與上層建築》一文的意見〉，收入氏著：《艾思奇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95-305。胡為雄針對1950年代楊獻珍的「綜合經濟基礎論」與艾思奇的「單一經濟基礎論」所引發的一系列哲學界爭論，有相當清晰的梳理與評估。見胡為雄：〈1950年代中國哲學界有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爭論〉，《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年第1期，頁56-64，86。
[120] 1958年11月19日以〈關於規律的客觀性和主觀能動性作用問題〉，分析推行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過程所暴露的問題，是針對大躍進進行批判的最早文獻。此後楊獻珍另外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大躍進的檢討文字，包括〈堅持實事求是作風，狠狠批判唯心主義〉（1959.6.12）〈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1959.6.19），〈離開唯物主義是危險的〉（1959.7.19），〈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是辯證法的核心〉（1959），〈關於群眾路線的理論基礎〉（1959.10.13），〈要好好學習唯物主義〉（1961.8.8），〈怎樣總結歷史經驗，教育幹部、提高幹部〉（1961.11.7）等，指出除了共產風之外，當時另有浮誇風，瞎指揮風，唯心論的主觀能動作用，如同奴隸主封建制度的強迫命令風的幹部特殊風等問題。楊獻珍：《楊獻珍文集Ⅱ》（北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27-153，185-196，197-211，212-216，217-233，234-257，258-262，263-332。
[121] 關於蘇聯對於中共的影響，可見陳伯達：《斯大林與中國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此外，楊奎松於是1997年發表的文章〈毛澤東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關於俄國模式的影響問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四期，也引發大量討論。見胡其柱：〈中共提前放棄新民主主義問題研究評述〉，《湖湘論壇》2007年第5期，頁21-23。
[122] 當時這些包括《資本論》、《列寧全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及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階級》。印紅標：《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失蹤的足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93－296。
[123] 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收入鄧力群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印，1998年），頁18。
[124] 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頁38-39。
[125] 彭德懷：〈彭德懷的信〉，轉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頁119。
[126]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405。
[127] 這些被牽連的「右傾」分子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更為嚴厲的鬥爭。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09-120, 121-139, 148-183, 402-413.
[128] 「用「『一分為二』的武器向反動的『合二而一』論猛烈開火」，李長茂，（天津市第二毛紡織廠老工人）；原載1970年4月7日《天津日報》，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编：《徹底批判劉少奇、楊獻珍的反動哲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1年），頁29-33。
[129] 江山縣勤儉大隊老貧農姜祥福，原載1970年11月11日《浙江日報》。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编：《徹底批判劉少奇、楊獻珍的反動哲學》，頁37-38。
[130] 「『綜合經濟基礎論』是妄圖保存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謬論」，施關耀，原刊載於《文匯報》，1970年11月8日，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编：《徹底批判劉少奇、楊獻珍的反動哲學》，頁59-62。
[131] Étienne Balibar, “Preface,” Politics and the Other Scene. Trans. by Christine Jones, James Swenson,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xi.
[132] 林孝庭，〈美擬借國軍反攻，牽制韓戰〉，《世界新聞網》（2011年6月12日）（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news/14123786/article-%E7%BE%8E%E6%93%AC%E5%80%9F%E5%9C%8B%E8%BB%8D%E5%8F%8D%E6%94%BB-%E7%89%BD%E5%88%B6%E9%9F%93%E6%88%B0?instance=news_pics），2012年7月 28日下載。〈離島突襲，西方公司主導〉，《世界新聞網》（2011年6月5日）（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aTaiwannews/13822690/article-%E9%9B%A2%E5%B3%B6%E7%AA%81%E8%A5%B2-%E8%A5%BF%E6%96%B9%E5%85%AC%E5%8F%B8%E4%B8%BB%E5%B0%8E?instance=topics），2012年7月 28日下載。
[133] 翁台生：《CIA在臺活動秘辛：西方公司的故事》（臺北：聯合報社出版，1991年）
[134] 同前註125。
[135] 《行政院函》，1958年3月28日，1958年4月18日；引自王良卿，〈蔣介石和1958年出版法修正案的審議風潮〉，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頁673。
[136] 〈國民黨當局還不懸崖勒馬〉，《自由中國》18卷12期（1958年6月16日），頁5；引自薛化元、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新聞管制體制之形成：以一九五○、六○年代為中心的探討〉，收入許雪姬等作，許雪姬等訪問，黃美滋、薛化元紀錄：《「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臺北：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3年），頁60。
[137] 見薛元化 1966；楊碧川 1997，頁405。
[138] 參考臺大校友雙月刊網站（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29&sn=594&check=），2012年7月28日下載。
[139] 我曾經在《孤兒女神負面書寫》一書中的第一章、第七章以及第九章討論過五六○年代的超現實書寫如何呈現了戒嚴時期的思想檢查造成的時代性壓抑氛圍。見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臺北：立緒出版社，2000年），頁18－27, 224－259, 317－324。
[140] 例如〈聖母院〉(“Notre-Dame”,1900)，中的聖母院教堂、〈舞蹈〉(“Dance”,1910) 中如同漂浮空中、雙臂伸展、可以被膈肢的赤裸舞者、〈音樂〉(“Music”, 1939) 或是 〈國王的哀傷〉(“The Sorrows of the King”, 1952) 中的吉他、〈睡夢〉(“Dream”,1935) 中睡在不知什麼夢的危險邊陲的女子，〈奧黛麗克〉(“Odalisque”) 中蹲踞桌下的斑豹，馬蒂斯無數畫作中黃金色肌膚的女子，以及〈沈睡中的裸女〉(“Sleeping Nude”,1916) 中橫臥綴有薔薇花朵的被褥上的女子。
[141] 林亨泰：「我仍不要 ／ 溼了的 白 ／ 我仍不要 ／ 軟了的 白 ／我仍不要 ／滑過的 白／我仍不要 ／烤過的 白 ／我仍不要 ／枯了的 白 ／我仍不要 ／皺了的 白 ／我仍不要 ／濾過的 白／我仍不要 ／刷過的 白。」（《非情之歌》作品第七）「我仍不要 ／埋了的 黑／我仍不要 ／銹了的 黑／我仍不要 ／塗過的 黑 ／我仍不要／鍍過的 黑／我仍不要／淹了的 黑／我仍不要／腫了的 黑／我仍不要 ／洗過的 黑 ／我仍不要 ／燙過的 黑。」（《非情之歌》作品第八）。「黑膝頭 ／站穩世界 ／於是 巨大過去 ／踉蹌躲避 ／黑眼睛 ／對準世界／於是 巨大現在 ／伏地屏息 ／黑筆尖 ／貫穿世界 ／於是 巨大未來 ／輾轉反側。」（《非情之歌》作品第四十九）
[142]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9-50.
[143] 1998年由法務部邀集司法院、國家安全局、行政院第一組、法規會，國防部、軍管區司令部等機關研擬完成「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草案」，經立法院於1998年五月廿八日完成三讀，同年六月十七日總統公布，並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同年行政院設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協助針對各種冤案、錯判以及假案，辦理補償事宜。截至2011年底，處理了7526件案子，其中死刑案有801件。可參考此基金會網站（http://www.cf.org.tw/news.php），2012年7月28日下載。另可參考「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網站（http://www.taiwantrc.org/experience.php?index=11），2012年7月28日下載。此外，也有不少相關研討會以及口述歷史，例如許雪姬、黃美滋、薛化元：〈滿洲經驗與白色恐怖──「滿洲建大等案」的實與虛〉，收入許雪姬等作，許雪姬等訪問，黃美滋、薛化元紀錄：《「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頁1-40；劉金獅等口述：《白色跫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1年）
[144] Balibar,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Reflections on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p 110.
[145] 東亞地區具有爭議性的邊界，例如釣魚島、獨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西沙群島、黃岩島等，僅舉幾例，都顯示出上個世紀以來尚未解決的領土與主權的國與國問題。其餘還有更多中印、日俄、日韓、中韓、中國與藏南邊界等仍舊引發爭議的邊界問題。
[146] 林毅夫是1979年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海峽兩岸停止單打雙不打的炮擊模式，而以現役軍官的身分從金門游泳到廈門。林毅夫當年是抱著希望回歸中華文化的理想：「我們臺灣人應有一個志氣，不但要做臺灣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國的主人。」林毅夫：〈臺灣人也要做中國的主人——給表兄李建興的信〉（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667.html），2012年7月 28日下載。但是，直到今日，臺灣在大陸投資定居不斷上揚，已經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仍舊無法返臺，甚至無法為其父親奔喪。2011年4月18日，中華民國國防部在立法院報告時仍舊表示，根據「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林毅夫的投敵犯行沒有追訴期限屆滿的問題，依法仍舊可以判處死刑。
[147] 2011年5月臺灣文學前輩作家黃春明受邀至國家文學館演講，長年推動「白話字」(POJ) 臺語文運動的成功大學臺文系蔣為文當場舉起海報，指責黃春明：「臺灣作家不用臺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見http://zh.wikipedia.org/wiki/黃春明，2012年7月 28日下載。
[148] 見Balibar, “What is a border?” Politics and the Other Scene. (1998) trans. by Christine Jones, James Swenson,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79-85; Étienne Balibar, “Violence, Ideality and Cruelty,” Politics and the Other Scene. (1998) trans. by Christine Jones, James Swenson,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pp. 138-140; Étienne Balibar, “Outline of a Topography of Cruelty: Citizenship and Civility in the Era of Global Violence,”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Reflections on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Trans. by James Swens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pp. 131-132.
[149] Balibar, “Preface,” Politics and the Other Scene. xii-xiv.
[150] Badiou, Rational Kernel of Hegelian Dialectic,pp. 3-4.
[151] Badiou, “One Divides into Two,” The Century. (Cambridge & Malden: Polity, 2007), pp.58-67.
[152] Althusser, “The Underground Current of the 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87. Trans. by G. M. Goshgaria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163-207, esp. 169-177, 185-187.
[153] 章太炎：〈國家論〉，《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57－465。
[154] 本人在〈莊子、畢來德與章太炎的「無」：去政治化的退隱或是政治性的解放〉一文中，曾經分析章太炎以「無」的概念提出關於國家的基進觀點。見劉紀蕙：〈莊子、畢來德與章太炎的「無」：去政治化的退隱，或是政治性的解放〉，《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卷3期(2012年9月)。出版中。
[155] 見本人文章之討論：〈「計算為一」與「一分為二」：論洪席耶與巴迪烏關於「空」與政治性主體之歧義〉討論過此問題。《中外文學》42卷1期（2013.3）（出版中）。
[156] 海上通商港口主要集中在廣州、交州、揚州、泉州等地。北宋開始設置市舶司，並征收關稅。南宋時期各通商港口更為繁華，尤以泉州為盛。可參考：桑原隲藏著，馮攸譯述：《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原書名：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之事蹟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20年）；藍達居：《喧鬧的海市：閔東南港市興衰與海洋人文》（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
[157] Julia Kristeva, 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 (1990)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