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時期的被動遷徙

在正式進入故事前，藍教授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歷史背景。19世紀到20世紀，在亞洲區域內進行遷移的有華人、日本人、韓國人、以及南亞大陸的群體等，他們從原居地出發，可能去到當時英國、荷蘭、法國、日本統治的殖民地定居。

在台灣，自17世紀起便有閩南（福建）和客家（廣東）的人遷移到台灣，到19世紀，這兩個族群成為島上人數最多的群體。對與台灣相關的移民歷史影響最大的戰爭，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第一次中日戰爭及一戰後，台灣成為日本殖民統治的一部分（1884-1945）。歷經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及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1945-）。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台灣則在冷戰時期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世界陣營。

這些戰爭及其結果，都影響了藍教授接下來分享的個人／家庭的遷移和生命軌跡。

藍教授分享的第一個故事，是一個姓江（Kang）的家庭，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從日治台灣遷移到荷屬爪哇，再到澳洲，然後又遷移到台灣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線索始於澳洲新南威爾士州考蘭鎮（Cowra）的一個日本戰爭墓園（Japanese War Cemetery）。

雖然被稱為日本戰爭墓園，事實上這個墓園裡埋葬的大部分人並不是日本軍人，而是平民。然而藍教授發現，這個墓園裡的一些墓碑上，有明顯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其中有兩個墓碑上都寫著Kang這個姓，更像是華人的姓氏。這是怎麼回事呢？藍教授在查詢了當地政府檔案後發現，這兩個人來自同一個姓Kang（江）的家庭。

父親Kang Liong Tjwan事實上於1902年出生於日治台灣（當時的福爾摩沙）的高雄（當時的打狗），是個果菜雜貨商人。因此，他在當時的身份登記上其實是日本人。 Kang Liong Tjwan在1930年從福爾摩沙移民到當時還在荷蘭殖民統治下的東印度（今印尼），娶了在當地土生土長的華人後代，也就是這個家庭的母親Kang Ong Lie Nio。也因此在澳洲政府的造冊上，母親的族裔一欄被劃去原來的「華人」（Chinsese），被認定為「婚後成為福爾摩沙人」（Formosan by marriage）。婚後，他們的兩個兒子Kang Kwie Tjioe和Kang Ping Hoo先後於1936年和1941年在東爪哇出生。

根據印尼的官方記錄，到1926年已經有近400名日治下的台灣人像Kang Liong Tiwan那樣從台灣移民到印尼，在當地生活（而未被官方記錄的人口則可能更多）。為什麼當時這麼多台灣人移民去印尼？藍教授解釋，這其實也跟戰爭（一戰）有關。一戰後，日本在東南亞擴張商業版圖，而台灣商人有著語言優勢（閩南話、客家話），可以與東南亞當地的華人打交道，再加上他們在日本統治下生活多年，非常了解日本，因此成為了日本在這些地方發展商業貿易最好的中介橋樑。

然而也是因為（在官方眼中）這些台灣人與日本的聯繫，使得他們在二戰爆發後經歷了多舛的命途。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也對荷蘭進行宣戰。荷蘭政府認為這些在東印度的台灣人以及其他日本公民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把他們都關起來。後來荷蘭政府因為怕東印度馬上淪陷，所以和澳洲政府合議，把這些人送去了澳洲，在那裡建造了勞動營關押他們。藍教授還提到當時類似的情況，日本對英國宣戰後，英國政府也把當時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台灣人／日本公民關起來，後來又把這些人送到了印度。

故事裡的Kang一家，於1941年12月被荷蘭政府關押在東印度一個叫Amboeloe Djember的地方，後來又在1942年1月被轉移到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在勞動營裡關押了超過4年，直到二戰結束，1946年3月才被釋放。而在此之前Kang家的小兒子Kang Ping Hoo於1942年5月在勞動營裡夭折，而他們的小女兒Kang Sioe Lian則於一年後在勞動營裡出生，成為「在勞動營誕生的嬰孩」（internment baby），不幸的是，這個家的父親5個月後也在勞動營裡過世了。

Kang家小兒子和父親的墓碑留在了今天澳洲的日本戰爭墓園裡，也就是講座一開始藍教授提到的那兩個Kang姓墓碑。

這些人在澳洲勞動營裡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藍教授後來又在台灣遇到另一個姓Ang的家庭的後人，在他們手上看到了保存下來的勞動營的歷史材料。雖然Ang家後人告訴藍教授，他們在勞動營裡沒有受到虐待，只是失去了自由，但從他們保存下來的「外國人登記證」來看，他們就像監獄囚犯一樣被編號，拍下那種囚犯掛著編號牌子的照片，然後還被記錄下眼睛、頭髮的顏色以及身高等詳細資料。Ang家後人還保存了一串從勞動營裡帶回來的衣服鈕扣，在勞動營裡，人們要工作（asked to work）例如做鈕扣來賺取工資，購買額外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