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ort｜「日常生活如此結實：以《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為例」
2025-11-21
日期： 2025年11月21日（10：00－12：00）
地點： 線上 Zoom 座談
主持人： 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所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中國當代研究群召集人）
主講人： 黃燈（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作家）
側記作者： 麥智軒（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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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中國當代研究群活動，由王智明老師邀請廣州中山大學黃燈老師來線上演講，其作品《我的二本學生》與《去家訪》不僅具學術知性，更展現生動的觀察與豐富的情感，透過「非虛構書寫」的形式，將田野經驗與散文筆觸結合，帶領讀者看見講台下那些被遮蔽的生命史。
演講一開始，黃燈老師謙遜地分享了自己的生命歷程。她出生於1974年，親身經歷了中國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劇烈變化；1992年考上大專，畢業後曾進廠打工，卻因國企改革而面臨「下崗」。這段失業的經歷迫使她重返校園，從武漢大學碩士一路讀到中山大學博士。
黃老師認為，這段「波折」的生命經驗是她與學生建立情感連結的基礎。她在二本院校（註：非重點大學）與職業院校任教長達19年、長期處於非名校的教育現場，讓她對年輕人的命運有種「在場感」。她反思過去學術界過於依賴西方的「二手經驗」，往往會產生侷限；而假如回到日常生活，反而能刺激研究主體的內在生命力。對她而言，非虛構寫作正是要求作者具備直面自身真實面貌與「不堪」經驗的勇氣，若無法清理自己的思緒並坦誠面對個人經驗，寫作便可能流於偽命題。
非虛構寫作與小說最大的不同在於「信任關係」。寫作者必須老實並建立在事實基礎上，一旦讀者發現細節存在虛構，這種信任關係就會崩塌，非虛構寫作也隨之失去意義。此外她特別重視被寫者的知情權與寫作倫理。在撰寫學生故事時，她會讓學生完全知情，徵得其同意後才動筆，並允許學生自行取化名或刪除不願公開的內容，以尊重對方生命經驗。
黃老師亦認為當代的非虛構寫作深受新媒體傳播的影響。她提到如「返鄉書寫」等熱潮，讓寫作不再侷限於傳統文學圈，而是透過網路平台與社會產生直接且廣泛的介入。她提醒，在文字輸出變得日益容易的數位時代，寫作者更應保有對文字的「敬畏感」，不應因追求效率而犧牲語言的質感與事實的深度。
接著黃老師詳盡地剖析了中國社會近四十年來的代際差異，不僅是經濟數據的變動，更是生命質感的全面轉向：她以自身所處的「七零後」世代作為對照組，指出這一代大學生雖然經歷過物資匱乏，卻實質享有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紅利；在他們的青年時期，社會充滿了向上流動的縫隙，房價處於低位，就業環境則展現出「工作找人」的光景。這種環境賦予了七零後世代一種對未來的確定感，彷彿搭上了一列穩定前行的列車，只要努力便能順利完成買房、成家等社會期待。
當視角轉向八零後、九零後甚至零零後的學生時，黃老師敏銳地察覺到這種「滋潤感」已然乾涸。她對比了自己擔任班主任的兩個班級：2006級學生身處市場經濟景氣期，文憑的價值效益極高，多數人能在珠三角地區找到立足之地，呈現出強烈的「活人感」與創業熱情。然而到了2015級學生，僅僅相隔九年，就業質量卻大幅下滑，學生的精神狀態也發生了質變。這一代的年輕人變得更為安靜、守規矩，但在課堂上更依賴手機，且明顯減少了與老師的私下交流。這種代際差異在數位溝通上表現得特別鮮明。黃老師觀察到，零零後學生普遍存在一種對即時語音通訊的恐懼，他們偏好使用微信文字，而非效率更高的電話，甚至將打電話視為一種對他人隱私的冒犯。
其中最令黃老師憂慮的代際變化，在於年輕人命運敘事的內縮。在個人奮鬥與成功學盛行的二十年間，年輕人習慣將結構性的困境內化為個人的失敗。當他們面臨就業難、收入低與房價高漲的現實時，往往不會像過往世代那樣尋求集體的抗爭或外部的改變，而是認為自己「不夠努力、不夠聰明」。這種向內的自我消耗，導致了當代青年普遍的原子化與精神內耗。他們在數位平台上獲取資訊，卻在現實生活中愈發孤立，不婚不育的選擇背後，是對未來極度不確定的防禦心理。
在《我的二本學生》出版後，黃老師意識到，若要理解年輕人的命運，不能僅僅停留在講台之上——每當她站在講台上，看著台下的學生時，總會聯想到這些孩子背後其實都拖著長長的一段故事，若老師不問、學生不說，那段與家鄉密不可分的生命經歷在學校語境中是完全被遮蔽的。為了打破這種隔閡，並探尋「講台之外發生了什麼」，她於 2017 年至 2022 年間展開了為期五年的家訪計畫。
她走訪了許多基層家庭，這些學生的家長多為在時代邊緣拼盡全力勞動的群體，職業涵蓋了工廠打工者、修船工、修補單車的匠人，乃至在菜市場殺魚的小販。黃老師發現，儘管在當代文憑貶值的洪流下，學校教育的翻身功能日益受限，甚至有時會轉化為對學生生命能量的消耗，但「家庭」依然提供了某種托底的力量。這種力量並非來自於物質優渥與否，而是來自於一種與生活週遭連結的生命韌性。
以學生羅早亮為例，他在求職初期雖遇挫折，但他在農村家庭中習得的價值觀成為了關鍵的競爭力。早亮的母親雖然是從四川遠嫁廣東的打工者，卻極度重視「勞動教育」，要求孩子從小學、中學起就必須學會做飯、收割紅薯。黃老師憶及前往早亮家作客時，田裡跑跳的鴨子能在兩小時內變成桌上的佳餚，全由孩子親手操持。正是這種「勞動本色」、對體力的耐受度，以及從傳統家庭中承襲的責任感與靠譜品質，讓羅早亮在職場中展現出不同於一般畢業生的穩健，最終站穩腳跟。
黃老師觀察到，許多基層家長其實比焦慮的中產階級更為樂觀，他們對孩子考上大學抱持著喜悅，這種心理支持有時比學歷本身更能幫助年輕人安身立命。她藉此強調，社會與家庭應給予年輕人更多「緩衝」的空間。當前的就業市場往往抱持極端的「市場邏輯」，要求學生一畢業就要有即戰力與經濟效益，卻不容忍一個生命在成長過程中所必然經歷的「無知」與「犯錯」。因此教育不應將大學僅視作勞動力訓練場，而應致力於維持學生原初的「生命力」，在年輕人被捲入體制之前，能有一段自由舒展、甚至「蹉跎歲月」的成長餘裕。
在討論環節中，來自香港的社文所博士生麥智軒提出關於方言溝通與人工智慧（AI）工具對教學衝擊的疑問。黃老師坦言自己語言能力較弱，雖在廣東生活多年仍受湖南方言影響，難以流利使用粵語跟學生溝通。然而在教學實務上，她對技術介入持有高度警惕，明確禁止研究生使用AI進行寫作，強調學術訓練本質上是忍受枯燥、釐清邏輯的深度思考過程，過度依賴技術會剝奪這種關鍵的實踐能力。
隨後，心理諮商師李御儂分享了她在潮汕地區訪談農民工子弟的經驗，並將黃老師的作品與台灣教育界前輩夏林清老師進行對照。她指出兩者皆關注底層學生的生命路徑，並試圖從家庭勞動經驗中發展出草根的知識生產。問題是，什麼樣的環境培養出如黃老師般寬容的教師？黃老師回應道，這或許源於她七零年代成長背景中那種「佛系」且充滿空間的家庭教育。她認為當時的父母因生活忙碌、鮮少干預子女，反而賦予了孩子原初的生命能量與自覺；反觀當代社會，家長對子女的過度管束與不信任，其實極大地壓縮了年輕人自然成長的空間。
社文所博士生胡巧玲表示自己也是大學講師，面對到教育現場「學生情緒不穩與教師溝通壓力」問題不知所措。黃老師提出了一種更為灑脫的應對之道：教師不應指望單次溝通就能改變學生的生命狀態，許多成長必須由學生親身經歷生活場景後才能發生。她建議老師在保持熱情的同時也要小心翼翼，不要過度介入學生的成就或隱私，尊重學生的沉默與不回應。
馬來西亞學生劉存全則關注學生對結構性不平等的感知能力，好奇學生是否會對社會分化感到憤怒。黃老師觀察到，由於過去二十年個人奮鬥敘事的盛行，年輕一代傾向於將困境歸因於個人的不夠努力或不夠聰明，而非結構性的不平等。這種向內的自我歸因導致了年輕人個性上的平和，卻也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內耗與原子化傾向，使他們在面對困境時缺乏向外尋求改變的動力。
最後，在台灣就讀碩士的陸生尹翼龍分享了他在高考體制下缺乏真實生活經歷的苦悶，並對黃老師提供的寬容空間表示感謝。黃老師以此為契機，為這場講座留下了最精確的總結。她鼓勵年輕人不要過度計較效率，應容許自己在生命中「蹉跎歲月」，在社會上晃蕩以獲取真實的體感經驗。她堅信，儘管現實艱難，但建立具體的人際連結——如相信愛情、承擔家庭責任——雖然會帶來麻煩，卻是讓人與社會保持結實連結、對抗虛無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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