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傑出學者講座：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2014-11-01 - 2014-11-01
簡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2014年度講座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講題：思想與運動：日本戰後到當代的左翼狀況反思
2014年11月12日（三）下午2:00-5:00
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110室
主持人：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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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柄谷行人（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
講者簡介：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
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思想家、哲學家、文學評論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康乃爾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2006年退休。
柄谷行人出身學運世代，1960年代就參加反安保運動。1969年以討論夏目漱石的〈意識與自然〉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賞。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
活動網址：連結
講座活動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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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2014講座評析
唐慧宇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交通大學兼任講師
柄谷行人繼2012年首度來台之後，於今年再次來台，發表兩場演說。第一場於台北耕莘文教院，由龔卓軍主持，由林暉均、劉紀蕙、王丹與吳叡人擔任回應，講題為「超越民主的關鍵途徑：從《哲學的起源》談起」，主要針對民主政治形態進行哲學性探源，以批判並進而超越當代民主的困局。另一場於新竹交通大學，由劉紀蕙主持，汪宏倫與陳光興回應，演講內容主要探討戰後的左翼日本運動，以及如何在當代重新思考學生運動的意義。這兩場演講所涉及的問題，包含對於民主政治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對於學生、勞工和消費者運動在當代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意義，無論從思想、歷史、政治經濟學或是具體實踐的抗爭策略上，都是思想含量飽滿且極具啓發性的理論資源，對於剛剛經歷了三月太陽花學運的台灣，的確有著極為密切的參照意義。
在交大場的演說中，柄谷行人主要探討了六〇年代以前的日本左翼運動史中各種不同的發展路線，而其中尤以一九四八年武井昭夫創立的「全學連」組織，為日本左翼運動史上最為關鍵之思想和實踐意義上的運動。日本左翼運動史上，二〇年代的共產黨運動方針錯誤，未獲得民眾支持。三〇年代的共產黨立場則在美國的民主化政策和蘇聯的指導原則之間搖擺不定。而到了朝鮮戰爭開始後，共產黨以毛澤東的戰略方法透過佃農發動革命，然而卻以失敗收場。正是在此時期，武井昭夫提出一種不同的運動理論，其理論基礎一方面受到共產黨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卻是由黨所獨立出來的運動。武井昭夫提出，學生應作為一種特殊的「層」的概念，一方面超越自己的出身階級，以普遍性的方式思考和行動。而另一方面從共產黨體制中獨立出來，形成一種自律性的學生運動。武井昭夫所組織的「全學連」，又稱「自治會」所成立的「生活合作社」（「生協」），正是此自律性學生運動的具體實踐。
柄谷行人所投身參與運動的時間，正是在於一九六〇年，時值其剛進入東京大學就讀的時間，也是安保鬥爭的最高峰。在安保鬥爭開始的一九五九年，發生了國會園區的集會事件，在此集會中，學生們進入了國會園區，而國會議員們也在園區內發表演說。日本在一九五九年的國會園區事件，和台灣今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有著形式上極為相似的參照。柄谷行人指出，日本的學生運動，正是在此時開始大規模開展，而引領學運的「全學連」亦開始受到社會的全面關注。
到了六〇年代後半，所謂的學生運動出現了一個關鍵意義的轉折。由於六〇年代後半的日本，開始進入經濟高度成長時期，此時大學入學率倍增，而學生人數也極速上升。學生因此不再是武井昭夫「全學連」時期那樣作為一個小眾的菁英階層，而漸漸地和一般社會大眾沒有明顯區隔。而更為關鍵的轉變在於，自六〇年代後半之後，大學不再是探究知識真理的場所，而日漸成為了養成勞動力的工廠。因此，這段時間學生所對抗大學的學費上漲，以及教育機制的商品化，在本質上已經和勞工對抗資方這樣的鬥爭行動產生了一致性。自此，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變得沒有顯著區別。
在今日，教育機制的商品化當然不僅僅是日本自六〇年代末以來的問題，而更是全球所面對的不斷惡化的當前處境。柄谷行人在此所指出的，日本學生運動在性質上的轉折，即學生如何從一種菁英式的、特殊的階層，轉變為一種和社會大眾以及工廠勞工沒有分別的群體，這種學生運動即勞工運動，其實是對於當代全球青年貧窮化的普遍現象，一個極為關鍵的根本提示。
此外，柄谷更提出，勞工這一身份事實上也與消費者是一體兩面，而勞工運動即是消費者運動。柄谷提出的New Association Movement，簡稱NAM，即是勞工如何以消費者身份進行鬥爭的一個積極實踐理論。NAM的理論基礎，源於舊有的革命運動關注的是「生產」過程，因此所謂的勞工運動，會透過罷工運動的激進性來提高勞工的主體意識。然而，柄谷認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商品的增值是透過最終的消費來完成，因為如果生產的商品賣不出去，剩餘價值是不會產生的。而最終購買這些商品的人，其實還是勞動者。近代資本主義系統，基本上就是以勞動力製造出來的商品，最終再賣給勞動者本身。以生產過程來看，勞動者販賣自身勞力，但同時也作為消費者購回自己所生產的商品。因此，柄谷認為，勞工不應該以其最弱的，即作為生產者的立場戰鬥，而應該以消費者的立場進行鬥爭。但是，柄谷行人在演講中也強調，他並非是在說只要有消費者運動就足夠了，他認為要同時進行內在的鬥爭和超越的鬥爭。所謂內在的鬥爭，就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戰鬥，如工會組織或是政治鬥爭。而超越的鬥爭則是在現有體制外，自己創造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例如合作社模式。
在交大場的演說回應中，汪宏倫教授對於柄谷行人提出了挑戰。他認為在柄谷的論述中，始終未觸及當代東亞愈發高漲的民族主義情感問題。對他來說，柄谷的經濟交換模式理論，即使到了他所期待的交換模式D，也只是對於資本國族國家支配性經濟結構的打破，但對於當代東亞高漲民族主義所造成的衝突，並無著力之處。針對汪宏倫的挑戰，柄谷簡短釐清幾個民族主義的歷史環節，企圖突破某種單一的民族主義理解。首先在東亞殖民時期，當時只有左翼在談民族主義。而到了甲午戰爭後，日本開始發展大亞洲主義，而產生右翼資助孫文的革命，但此時仍不是帝國主義。到了三〇年代，則是帝國擴張式的大東亞主義。最後到了戰後日本，民族則不再被使用。汪宏倫所指出的今日日本右翼民族主義的高漲，對柄谷來說，只是當代日本經濟沒落所產生的一個現象，而此現象，或許並非是柄谷企圖以具體的實踐模式打破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有效入口。柄谷更進一步激昂地指出，他並非沒有處理民族問題，而是以徹底否定的方式在談論民族。
在陳光興教授的回應中，清晰地點出了台灣、中國和日本各自不同的狀況。他指出，將日共和中共在知識結構上進行比較的話，中國內部企圖處理自身的歷史矛盾，而日本內部則是歐化程度更強的知識狀況。而日共的失敗，則讓日本左翼運動逐漸零散化。中國的問題則是是黨國體制吞噬掉了民間左翼。相較於中國和日本，台灣在六〇年代並沒有可以對照的運動。台灣七〇年代的海外保釣運動改造了大批理工科學生，而九〇年代的三月學運份子則被吸納到民進黨陣營裡。台灣的狀況是看不出來有左右路線之爭，整體上來說是左翼的弱化。陳光興更提示，台灣今年的秋鬥是首次有大批年輕學生投入並且喊出向左轉的口號，但是學生與工人運動是否能夠一體化，還有待觀察。
柄谷在演講最終提到，日本在今日已經沒有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但是台灣和韓國在今天還是不斷有運動的發生。他在最後提及韓國在近年大量興起的合作社組織，正是以小型的生活協力和經濟互助模式，以有效開展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以外的生活方式。
柄谷行人此次來台的講座，從對於民主制度的哲學性探源和批判，到學生運動之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意義，以及對於具體戰鬥策略的提出，我認為，恰好能夠為甫經歷了三一八學運熱潮，而此刻又被代議民主選舉全面籠罩的台灣社會，釐清出諸多在民粹情感集結之外的，在思想方法上以及具體實踐上極為關鍵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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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交通大學新興文化研究中心、交通大學人社中心
協辦單位：心靈工坊文化公司
[科普專欄]Karatani Kojin Lectures on Leftwing Thoughts and Student Movements
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content.php?id=2649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