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UAAT學者 Bohuslav Kuřík 系列演講一：ResisTerra：人類世下的多物種抵抗

2025-03-04

活動名稱｜UAAT學者 Bohuslav Kuřík 系列演講：ResisTerra：人類世下的多物種抵抗

時間｜2025年3月4日（14:30-16:20）

地點｜陽明交大客家學院HK-151

講者｜Bohuslav Kuřík （捷克查理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國家重點領域國際合作聯盟(UAAT) 2024年國際年輕學者短期訪問獎助人）

主持人｜莊雅仲（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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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作者｜廖芷瑩（台灣大學新聞所碩士）

所屬子計畫｜21世紀環境危機與多物種正義：邁向多於人的解殖

子計畫主持人｜蔡晏霖

抵抗、權力與政治：人類世下的多物種抵抗演講紀實

2025年3月4日，捷克Charles University學者Bohuslav Kuřík（以下簡稱Kuřík或講者）於交大客院發表了題為「人類世下的多物種抵抗（Conceptualizing More-than-human Resistance for the Anthropocene）」的演講。Kuřík長期從事政治與環境人類學研究，其博士論文為《革命變形蟲：德國的政治改造作為抵抗的藝術》（Revolutionary Amoebas: Political Versatility as an Art of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Germany）。他的研究領域廣泛，涵蓋網路人類學、民族誌理論，並特別關注政治與環境議題。近年來，他尤其致力於發展「多物種抵抗（more-than-human resistance）」的相關人類學研究。除了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外，Kuřík的作品還出現在自然科學、紀錄片、新聞報章等多種社會媒介中。本次演講正是基於他近年來對多物種抵抗議題的深入探討。

圖片 1 捷克Charles University學者Bohuslav Kuřík認為需要沿用與深入探討「多物種抵抗（more-than-human resistance）」的概念，以理解其背後的意義。

From Beetle to Battle：人類世下的蟲蟲危機是敵還是友？

Kuřík的演講以一個引人入勝的田野故事開場：「『這隻甲蟲既是保育者，也是反抗者。』捷克自然保育局的一名員工帶著微笑對我說道。」他回憶起在2021年夏天做田野調查時，到了捷克邊境西喀爾巴阡山脈（Western Carpathians）保護森林，遇到了雲杉八齒小蠹（European spruce bark beetle，學名：Ips typographus）。這隻小蟲對捷克森林公司（LČR）管理的針葉林造成了極大破壞，幾乎摧毀了公司長年的努力。工作人員笑著說：「它繞過了與LČR冗長艱難的談判，完全無視他們的規範，直接在保護區內大快朵頤，把他們的單一林啃得乾乾淨淨。」

這樣的現象讓講者不禁提出疑問：這些「奇異的甲蟲」如何成為Latour所提及的「人類目前的相當奇特的戰爭」的一部分？在當代的「戰爭」中，非人類物種不僅被視為食物、資源或象徵，它們更常被理解為盟友或敵人，並卷入超越人類的鬥爭之中，甚至成為衝突的積極參與者（Latour 2020: 6）。

為了解答這些疑問，講者認為，我們應該以「抵抗」的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並沿用與深入探討了「多物種抵抗（more-than-human resistance）」的概念。

他解釋道，「多物種抵抗」是一種實踐，指人類與非人存在建立聯盟、夥伴關係或聯合行動，並以政治方式對抗主導權力。因此，這一概念涉及三個方面：政治衝突的過程、挑戰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及需要情境化和過程化的紀錄來觀察「多物種抵抗」的具體過程。

而他強調，他並不認為這隻小蟲啃食杉木的行為，就必然構成對抗資本主義種植經濟的抵抗行為。雖然對於生態保育人員而言，這些蟲的確是幫助森林保護進程的勤奮盟友，但是我們需要仔細從抵抗（Resistance）思考起，以理解其背後的意義。

抵抗的再崛起：多物種人類學者與政治人類學者的交手

講者提到，「抵抗」在人類學中一直是一個棘手，也具爭議性的概念。在1980年代，它被過度使用，而在1990年代則遭到強烈批評（Abu-Lughod 1990；Ortner 1995；Brown 1996；Mahmood 2005），幾乎陷入消亡。然而，透過與組織性抗議和行動主義的更緊密結合，這一概念在過去十年間逐漸復甦，被稱為「新抵抗人類學」（new anthropology of resistance）（Alexandrakis ed. 2016），但這樣的學說，仍維持以「人類為中心」的研究取向（Kuřík 2016）。而現今，在人類世下發展的「多物種抵抗」會是我們必定的轉向，但它和政治人類學間還需踴躍對話，是我們要看重的部分，而這也是此次演講會回應的問題之一。

講者提到，近年的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ies）已開始使用抵抗的語彙描述不同的現象與過程。例如，研究涵蓋了各種案例，如害蟲與雜草如何介入對單一作物種植（monoculture plantations）的衝突（Beilin and Suryanarayanan, 2017）、靈體如何參與超人類對抗採礦的鬥爭（Whitaker, 2020）、多物種哀悼如何回應掠奪性開發（Chao, 2023a），以及地下水生動物如何顛覆科技知識與控制（Neimanis, 2023）等。然而講者認為，如果分析過程不夠嚴謹，則可能會「淪為一種概念的重新神聖化——僅透過將非人類納入討論，就視其為理所當然的理論進展。」

從抵抗到多物種抵抗：重新思考非人物種的抵抗

講者提到，論及抵抗，如果我們沿用過往「幾乎在哪裡都能發現抵抗」的政治與權力觀點，會讓概念意識形態化，而學術分析也無法有新的貢獻。意思是，如果我們將非人物種的行為，都化為抵抗人類的英勇行為，會失去辨識其差異的能力，例如，我們就無法知道對人類有害及無害的微生物之間的差別。因此，我們必須清楚的知道「不羈（Unruliness）和拒絕（refusal）並非抵抗」，並了解「多於人類」（more-than-human）並非「異於人類」（other-than-human）。

會提到「不羈（Unruliness）和拒絕（refusal）」，要源自Anna Tsing的《不羈的邊緣與縫隙》（Unruly Edges and Seams）（2012）後，學術界有許多「不羈」的論述，包括「不羈的環境」（Harvey and Knox, 2015）、「不羈的生命形態」（Kirksey, 2015）等。Anna Tsing等學者主張，「雜草式的拒絕」（weedy refusals）與「高強度的人類管理」（intensive human management）之間持續性的動態轉變，是斑駁人類世（Patchy Anthropocene）的重要特徵。

然而，講者強調，多物種抵抗（more-than-human resistance）不同於不羈的抗拒（unruly refusals）。他認為，後者描繪的是人類、物質與非人類在重組的過程中，展現無序、難以掌控且不受特定目標引導的現象。而多物種抵抗則更具體，指的是特定歷史情境下，這些不服從關係被動員、政治化，並與不同人類利益相關者互動。我們必須理解，這兩者雖然相關聯，但卻不可混為一談。

圖片 2 Kuřík強調，多物種抵抗（more-than-human resistance）與不羈的抗拒（unruly refusals）然是相關聯，但卻不可混為一談。多物種抵抗是更具體，指的是特定歷史情境下，這些不服從關係被動員、政治化，並與不同人類利益相關者互動。

找答案：從非人物種和人類的互動中看見政治

為了理解多物種如何進行抵抗，講者認為，我們必要考慮人類的參與。這並不是強調人類是抵抗行為中的唯一標準，而是基於政治人類學的傳統，我們需要問，這些行為和情境中是否存在政治關係。因為他認為，並非所有的抗拒或對立關係，自然就具有政治性。

要確認非人物種行為的政治性並不容易。例如，如何判斷屠宰場中反抗並反擊的牛，是出於堅持自身存在的生存策略，還是表現為額外的政治抗拒行為？講著在此引用James Scott的基層政治（infrapolitics）概念。當思考偷獵行為究竟是生存策略還是政治抗拒時，Scott的答案是：「若只是偷一隻兔子，那不算。但若能證明這與民間文化中對抗貴族財產主張的某種規範性信仰有關，那便極具政治性」（Holtzman, Hughes 和 Scott, 2010）。因此，當非人類行為在與人類參與者的互動中被動員為抵抗行為，並且這種抵抗，得以沿著超越人類的脈絡時，這些行為便構成了「多物種抵抗」。

重新理解政治：從「日常中的政治」到「多物種政治」

講者講道，這樣對政治的重新理解，除了回應多物種的課題外，也回應人類學過往的討論，也就是1960年代後的政治人類學，最後難以對政治有所定義的課題。在情境主義與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影響下，政治開始被視為「日常中的政治」，後加上福柯將權力與政治混為一談，讓「萬事皆政治」的概念隨處可見。

但講者認為，過去對於政治的態度——不論是獨立看待政治，或者生活處處皆政治，這兩種概念都不適合拿來理解「多物種政治」（more-than-human politics）的政治狀態——相對的，我們應該採用過程性與生成性（processual and emergent understanding）的政治理解，來分析多物種政治。

與此同時，講者也提醒，當我們以傳統政治概念理解多物種政治時，同時會延伸了以人類為中心的思考方式。他觀察，近期多物種正義的研究，延續了這一趨勢，因為這些研究針對的是「對醜陋不公正的反抗，同時也關注美麗的生物和多物種社群」。然而，講者指出，我們必須警惕「浪漫化的風險」就像是另位學者Coțofană近期警告我們，必須要避免「浪漫化的原住民形象」（Coțofană, 2023：2）。

講者言及，就像是使用政治概念時，我們也要看到Hoodfar（1997）或Mahmood（2005）等作者對「抵抗＝解放」質疑。在他們關於穆斯林女性的研究中發現，穆斯林國家中女性的抗爭，實際上可能看起來像是對規範的承襲、維護或順應，而非如自由主義者預設以爭取解放、自由、獨立與自主等路徑對抗規範。換言之，解放（liberation）並不是一個普遍超然的分析概念，且它並不總是內含於抵抗（resistance）之中。相反的，此類研究揭示著，解放本身屬於特定的政治宇宙觀——即西方現代進步主義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不僅可以說並非所有抵抗都是「政治性」的，而且，即便具有政治性，也未必必然具有「解放性」的意涵，而可能蘊含著截然不同的政治願景。多於人類的多物種轉向（more-than-human turn）不應僅被視為進步政治前線的延伸。同樣地，我們也應該警惕從「獨立」簡單轉向「相互依存」，也應該要反對將這種轉變，或當代西方多物種研究中的流行語，如「糾纏」（entangled），視為某種去政治化的普遍原則或多物種抵抗的方向。

講者認為，這才是多物種抵抗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多物種抵抗能夠維持對話的對象，不僅限於解放政治或原住民抗爭，還包括公民抗議以及各種形式的保守政治。

多物種抵抗：超越現有論述的權力分析

講者在分享最後提到：「將抵抗重新詮釋為多物種抵抗的概念，既有其承諾，也有其危險。我們認為，通過記錄抵抗的廣泛複雜性，並與過去的問題進行細緻的辯論，多物種抵抗的人類學這一新興領域可以獲得更清晰的輪廓。」

就如他在演講最前面所提到的，對於多物種抵抗的研究可以有五個貢獻，一是重新詮釋抵抗；二是帶聽者與讀者了解不羈（unruliness）不等於抵抗，而「多於人類」（more-than-huamn）也並非「異於人類」（other-than-human）；三為朝向「多物種政治」的過程性理解；四是多物種的政治分析不應僅止於政治的同情層面；最後，他強調必須要透過權力分析，診斷抵抗（Resistance diagnostics）。這五個貢獻，叩問著人類學的當代問題。

圖片3 蔡晏霖老師問及，「Plantationocene」（墾殖世）因可以被解讀為墾殖的受害者與非人物種「相提並論」，引發尤其是來自非裔研究學界的不滿，凸顯出較為限縮的「多物種抵抗」概念的必要性。Kuřík回應道，「政治關係」可能包含敵對和排斥，因此非人類與人類之間的互動而生成的關係非常複雜。

多物種抵抗的困境？方法學與複雜的互動關係

除了演講外，現場聽眾也問及，多物種抵抗是否需要新的民族誌方法？講者認為的確需要，但尚未有定論。目前有幾個方向，包括以民族誌為基礎，但是更強調非人物種的社會生活，以及與人類之間的互動關係，或者嘗試跨學科的合作，以了解非人物種的內外改變。

其次，聽眾也提起，非人物種之間，也會有競逐的關係，那這樣算不算權力？講者說，某些物種的確帶有更高的侵略性，但是我們要討論的應該是人為介入的部分，「當權力介入時，它通常以治理的形式出現——我們如何治理、我們如何管理自然。」

最後，蔡晏霖老師問及，Donna Haraway和Anna Tsing等人提出「Plantationocene」（墾殖世）引發尤其是來自非裔研究學界的不滿，或許也可以被解讀為墾殖的受害者（被奴役的非裔族群）覺得自己的能動性在與非人物種「相提並論」的過稱中被扁平化與他者化。這是否也凸顯出較為限縮的「多物種抵抗」概念的必要性，亦即人類並不一定總是願意將「非人生物」視為政治上的盟友，反而有可能在特定情境下希望排除與他們的共同歷史。針對此點，講者回應道，他認為「政治關係」可能包含敵對和排斥，因此非人類與人類之間的互動而生成的關係非常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