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重訪中國數位民族主義：敘事、科技與實踐

2025-05-07

Topic｜Revisiting Digital Nationalism in China: Narratives,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Time｜Wednesday, May 7, 2025, 13:30 – 16:30

Place｜Guangfu Campus, NYCU, R102, HC Building 3

Speaker｜Florian Schneider (Professor, University Lecturer for the Politics of Modern China,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 Leiden University)

Commentator｜

Allen Chun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Yuan-Horng Chu (Professor Emeritu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Liu, Tzu-k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oderator｜Joyce C.H. Liu (Director/Professor,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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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by｜陳妍均 (IACS Master Student, NYCU)

Sub-project｜The Chip Era and Digital Governance

Convener｜Joyce C.H. Liu

本次演講邀請荷蘭萊登大學的Florian Schneider教授，核心問題是：「民族主義在數位化之後發生了什麼變化？它仍是舊式的民族主義形式，或是進入了新的階段？」他提醒我們，不應將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簡化為單一線性的政權工具，而是從敘事策略、技術媒介與群體實踐層面重新理解其運作邏輯。透過實際案例，我們得以重訪數位民族主義的實踐場域，並思考這些變化如何動態、持續地重塑中國民族主義的地景。

過去人們理解的民族主義，多聚焦在像南京大屠殺或釣魚台主權爭議這類歷史創傷與領土爭端；如今，民族主義的實踐與再現深入日常生活，如同Michael Billig 提出的Banal Nationalism，隱而未顯地作用在網路文化、演算法引導，以及粉絲社群的日常互動中。Schneider以中日歷史記憶為例，回顧先前的研究如何分析「南京大屠殺」與「釣魚台爭議」在中國網路空間的情感動員。例如，2012年中國反日抗議爆發時，不僅出現街頭行動，也在社群平台上湧現大量仇日言論，這些敘事將主權焦慮與歷史創傷結合，形成強烈的民族情緒。這種情緒化的集體記憶並非自發產生，而是藉由平台操作、演算法排序與政府引導而被強化。例如，釣魚台在百度被標示為「福建某地的天氣資訊」，甚至出現「訂票到釣魚台」的虛擬選項，潛移默化地固化其主權屬性。這種操作方式對應了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國族的形成來自共享的敘事與符號，而數位技術則成為這些符號的流通媒介與感知空間。

「數位民族主義如何滲透日常文化？」Schneider以肖戰粉絲社群的內部衝突為例，指出「由下而上」的情感動員亦能影響政策。肖戰出演的古裝劇《陳情令》，以隱諱、耽美的方式描寫同性情愫，因未直接觸及性別議題，吸引了議題立場相左的粉絲。粉絲間因性別認同差異而引發衝突、檢舉同人衍生創作，最終引起政府關注並促使相關討論平台被封鎖，顯示民間壓力亦可驅動文化治理。除此之外，回顧COVID19的疫情期間，民族主義亦透過平台運作展現更細緻的情緒動員。藉由觀察 Bilibili 平台「彈幕」的設計，疫情新聞影片上充斥著「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等集體留言，形成並強化演算法的情感迴圈，進一步促成社群認同。這些動員並非全然來自國家主導，更是民間群體的參與和回應。在此，「民族主義」的話語策略不再局限於國家，而是可被模仿、操演的文化實踐。

由此可見，數位民族主義不僅體現在內容生產上，更深植於平台的技術與設計結構。透過搜尋排序、地理標示與留言機制等設計偏誤，國族認同被默認為「正常」視角。這些偏誤（bias）既是演算法的結果，也是國家、平台企業與社群共構的意識形態工程，使民族主義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隱而未顯的意識形態。這些偏誤不只是技術選擇，更是國家、企業與社群共構的價值排序和民族認同。由此可見，民族主義被轉化為日常操作邏輯，形成一種「無意識的常態」。這些現象說明了民族主義如何鑲嵌在日常生活的媒介技術之中。

Schneider以Manuel Castells的「網絡社會」理論總結，指出當代中國的治理邏輯已從單向地控制輿論轉向介入各種節點，行使「切換權」（switching power）與「編程權」（programming power）。這種權力形態允許國家不必全然控制言論，而是透過平台設計、語言慣例、文化預設等偏誤，引導人民「自願地」說出正確的話、想像正確的國族。數位民族主義不是新現象，但它正以新方式運作。要理解當代中國，不能忽視這場技術、情感與政治三者交織的權力重構。

最後，與談人從文化研究、政治經濟、技術治理等角度展開深入討論，進一步釐清數位民族主義的概念邊界與分析可能。劉子愷教授關注民族主義如何作為一種日常的數位實踐不斷再生產。他指出，網路用戶透過emoji、迷因、標籤與轉發等形式，參與了民族主義敘事的擴散與定型，而這些操作早已深嵌於平台運作與數位語言的慣習中。特別是在中國後社會主義語境下，民族主義與消費文化的結合形成一種新的矛盾結構：以雙十一購物節為例，商業平台經常動員社會主義與國族語彙，以激發消費慾望與國族情感的共振，構成一種消費民族主義。進一步地，他也援引Lisa Rofel的「慾望主體」概念，強調中國公共文化與視覺政治如何透過數位平台形構一種國族導向的主體性。此外，那些不被視為政治主體的數位勞動者（如粉絲、外送員等）也值得被關注，在日常操作中也可能成為推動民族主義的主體。Banal Nationalism的問題，正是在於它的潛移默化、難以察覺，卻能有效加深排他性，主體同質化的特性。Schneider對此表示認同，並指出這些複雜的參與關係，亦反映出行動者網絡理論（ANT）所揭示的非中心化權力結構：數位民族主義不是單一來源或純粹由國家主導的產物，而是平台設計、使用者實踐與語言習慣共同塑造的結果，其邏輯更近似一個分布式系統，而非垂直治理。

朱元鴻教授提出，當前中國政權日益依賴社群媒體上的數據作為「公共意見」的替代性指標，這與政策制定之間的互動關係值得進一步思考：這些網路上的「愛國聲量」是否能代表廣義的公民立場，抑或只是演算法所放大的回音室效應？中國近代曾有民族主義反噬政權的歷史先例，例如1919年五四青年愛國主義運動即曾因日本21條不平等條約的挫折而攻擊北洋政府官員，這種可能性向來引起黨內警戒。Schneider回應，他早年研究中國影視政策時亦留意到數據系統的自我循環與虛構性：即使收視率造假的現象眾所皆知，制度仍以此為依據來決策。因此，我們不應將社群媒體上的熱門話語等同於真實民意，而應思考這些聲量如何被平台架構、內容推薦與語言模版所共同生成。

陳奕麟教授追問「數位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概念的理論精確度：若這個詞僅指民族主義在形式上的數位轉換，其解釋力有限；若其意圖指涉的是數位技術對民族主義內容與實踐方式的根本重組，那應進一步界定其與愛國主義、文化排外、集體情緒等相似概念的邊界。有些現象實際上可能只是平台鼓勵的情緒反應，而未必涉及意識型態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對此，Schneider表示，他在著作中明確區分幾個相關概念：包括政策層次的techno-nationalism、以網路為行動場域的cyber-nationalism、與論壇語言實踐層次的online nationalism。而他所提出的digital nationalism，強調不僅僅是語言或內容層面的轉變，而是整個媒介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如何影響訊息流通、聲量生成與群體邊界的形成。這種關注數位環境與政治效應之間互構關係的視角，是他認為最需被關注的重點。

總結而言，數位時代的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發揮效力，並不僅因其內容本身，而在於它經由平台機制與日常互動，被塑造成一種隨處可見、理所當然的存在，淺移默化地使民族主義語言難以被辨識，並且使得意識形態的運作被大眾習以為常地接受。其實他們深受平台設計、用戶習慣與政策介入的影響。研究者必須警覺這場由技術結構、情緒動員與政治權力共同交織的治理工程，因為正是在這些無聲之處，數位民族主義的邏輯得以深植日常，並重構我們對「國族」、「公共」與「他者」的基本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