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中國再認識──馬華青年視角」線上論壇

2023-12-14

主題｜「中國再認識──馬華青年視角」線上論壇
日期時間｜2023年11月25日（週六）9:00～12:30
地點｜線上舉辦
主持人｜魏月萍（馬來西亞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副教授）
發言人｜黃康偉（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鄧世軒（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曾麗萍（台大政研所博士生）
主辦人｜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活動資訊｜https://iccs.chss.nycu.edu.tw/zh/activity.php?USN=1378
側記作者｜Jun 輔仁大學大傳所碩士生
所屬子計畫｜中國當代：精神問題、情感教育與歷史敘述
子計畫主持人｜王智明

講者：黃康偉

　　若輕易地以「民族」作為一個集體，（或多或少）消除了「個人」，那麼「個人」、「公民」將安放在何處？「民族」又意味著什麼？「個人的生命很短暫，民族的生命卻很長久。在這個（雙手指腦袋）緊繃的時刻，（我們）要思考民族的命運。」一位七旬老人如此講到的話引發後續思考。在中國崛起的當下，「中國因素」成為兩岸三地局勢的緊張導火線，並在馬來西亞爆發衝突，當中世界觀的差異有多大？

　　回顧馬來西亞及兩岸三地的政局發展，可以將2011年視為開端。馬來西亞爆發BERSIH 2.0遊行，引來納吉（Najib）政府的不滿，以催淚彈和水砲車鎮壓。與此同時中國也告別過去的溫和政策，轉為一個殺氣騰騰的「戰狼外交」。隨著蔡英文政府上台，兩岸關係日益緊張，加上BERSIH 5.0遊行，馬來西亞華人開始從2013年政黨輪替失敗中的疲憊，回到政治冷感。
我們看到「中國因素」在馬來西亞發酵的消長。其以習近平上台為開端，在馬來西亞社運衰弱時期成為出口，並在2019年，馬來西亞陷入民主轉型的混亂期後達到高潮，再因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而衰弱。

　　筆者將約20年劃分為一個世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算起，基本歸納三個世代，即：1950至1970出生者歸納為「嬰兒潮世代」、1971至1990為「烈火莫熄世代」、及1991至2000為「BERSIH世代」。「BERSIH世代」是一種變體，即政治歸屬上是馬來西亞人，也認同建立公民運動。華裔馬來西亞人的認同較複雜，歷史上也長期與中國保持聯繫。在社交媒體的年代，輿論經常出現極端值，人（權）在當中反而難被體現出來。

　　當「民族」與「公民」理念發生碰撞，也是不同世代引發衝突的導火線。尤其當「中華民族」與「馬來西亞公民」作為不同的共同體，彼此更難在同一個平台上討論與對話。

　　其背後隱含的核心矛盾，是不同世代社會經濟地位的落差，年輕人面對全球經濟衰退苦無出路，在輿論上又無法掌握話語權。當中國正在崛起，其釋放各種資源，必然改變各地區的經濟現況，也造成資源分配上的衝突，自然牽動周圍國家的政經文教發展。如今，全球都在發生因社會階段不同產生的世代衝突問題，不同時代之間正在爭奪資源與話語權，表現出世代之間的衝突。

講者：鄧世軒

　　關於留學生如何反思自己的定位，從文化親緣性想像，與國族意識的形塑來切入。
　　由於馬來西亞華人在當地屬於多元族群中不佔主導地位的那一部分人。又在廣泛的華文教育與華商影響下，華語使用密度高，有充足華文教育（原先有中國歷史課本，現已併入東亞史），對於中華文化、文學了解頗深。又有大的政治環境下華裔身份的焦慮，各種言論疊加，會無形中會增強對中國的認知與好感，對於中華文化的想象會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放大版。

　　當留學生到達中國後，首先卻會透過當地政策顯示出與當地人的不同，扁平化的留學生管理造成了這些問題。在被動接受的方面，例如住宿政策不與當地學生住在一起，會缺失第一時間的交流。教學制度從課表上明確被分為外國人，與西方留學生一致。在課外活動方面，留學生與國際文化節等等，一直強化留學生身份的認同，從而符合學校國際化形象需求。官方設置外國人通道的身份識別等等，較難與當地社交圈接軌。以上皆無形中強化非本地而是外國人的意識。
　　主動接受方面，例如固打制獎學金，專門給留學生的獎學金配額，國別交流方面的中外交流論壇會，各國學生會管理，以馬來西亞身分對話會鞏固身份認同意識。大使館與學生會活動亦是在強化國族意識。

　　由此而引發思考，到其他國家留學或許也有相似狀況，這是否是很特殊的個案？以講者感受而言，馬來西亞華人到中國，理應文化親緣性相近。而事實上，這樣的留學經驗反而是在不斷訓練建構和反思自己對馬來西亞的論述，強化了國族認同。過程中定位和中國、馬來西亞的關係，發現和中國的文化差異性大於親緣性。馬來西亞作為多元族群社會，生活得相對分離而孤立。到北京留學，反而是把馬來西亞和東南亞壓縮到一個更小的場域，交流與碰撞的機會變多了,置身在當地身為少數群體的身分被凸顯出來。

講者：曾麗萍

　　從歷史及制度化演變探討關於馬中關係制度化與「親中」意識的形成，透過論述整理及分析架構，剖析馬來西亞與中國外交關係發展，與親中意識的形成與演變。

　　筆者大致將其分為四個關鍵期，1957年─1973年（對立期），1974年─1989年（建交觀察期），1990年─2012年（外交緊密期），2013年至今（一帶一路期）。後在一帶一路政策下緊密合作，使往來從緊密到更熱絡。
　　其中馬國與華社的關係，從內部對立至內部衝突與合作，但馬共問題至後期才獲得解決。而後對中合作持續至今。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從兩「中」分裂各有支持，到一中確認，到經貿、文化往來緊密，華社2004年後出現反台獨派別。與今紅色資本進入，滲透社團、教育、媒體、商貿、政治等領域，有密切關係。馬華「親中」的意識演變，由90年開始，「中」＝大中華文化+文化中國、經濟中國，2004年開始，「中」＝承上，加入政治中國，親「中」逐漸往親中（共）國轉移。2013年之後，文化、經濟及政治整合，親「中」意識成為三合一的混合體，全面的親中（共）國具體成形。

　　從文化、政治、經濟角度關於馬華「親中」論述，首先是大中華情結：華人視中華文化為基石，視母語教育為不可退讓的族群權利。隨著中國崛起，其以銳實力在經濟、教育、文化各層面滲透華社，中華文化與中國的界線就變得模糊了。
其次關於民族尊嚴論：長期以來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至上的族群政治下被視為二等公民，華社對不平等政策感到不滿，過去以偉大的五千年中華文化，現以中國崛起作為民族尊嚴的補償。
　　最後由於功利論：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視親中者為逐利者。總體而言馬華親中意識的形成必須放在多層級關係去理解。例如華社與國家不一定放在對立面，共同文化認同之下也可以是夥伴的關係。而當中的親中亦有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