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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漢藏邊界蒙古性的重新發明

2024-03-25

講者:Ute Wallenböck(捷克馬薩里克大學中國研究系助理教授)
主持:陳奕麟(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專任研究員)
側記撰文:盧俊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及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講者Ute Wallenböck是捷克馬薩里克大學中國研究系助理教授,其研究興趣在內亞(Inner Asia)、絲綢之路、少數民族、身分認同等題目。她在陽明交大舉辦的講座題目為「漢藏邊界蒙古性的重新發明」,內容蛻變自她2019年在Vien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論文“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men- sion of the ‘New Silk Road’: The Re-invention of Mongolness at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講座聚焦在河南蒙古族自治縣的「蒙古性」(Mongolness)如何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和戰略倡議,以及與藏族互動而產生變化。研究材料源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在河南縣的黨內資料、地方史料和官方紀錄,以及講者截止2017年在當地所做的訪談和民族誌研究。有關「蒙古性」官方呈現的例子,講者亦引用了部分於2017年7月舉行的「蒙藏歷史與文化交流」國際會議期間,她看到各類「文化表演」參觀當地博物館,當中的經驗佐證了官方塑造文化認同的行動。本篇側記的目的不在概述講座全部內容,而是希望聚焦在「官方塑造/民間認同」和「歷史與傳統的再發明」兩部分,透過Wallenböck助理教授研究蒙古性和漢藏邊界的例子,繼續發想有關身分認同(identity)、國族主義(nationalism),以至是邊界(border)的問題。

 

官方塑造/民間認同
講者先以一系列的歷史資料,從十三世紀的蒙古帝國的崛起與分裂談起,講到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蒙古族自治區,述說當中蒙古族與藏族的長期宗教、文化、經濟、通婚等交流,點出蒙藏共享某些特徵而形成新的獨特文化。惟於十八世紀,清朝制定蒙藏分治的政策成蒙藏身分塑造的轉捩點,其影響力甚至讓中共政府延續此種分而治之的方向,這不僅僅是「行政」策略,更是某種「確保內陸政治穩定的戰略」(Wallenböck, 2019)。但事實上,這種官方塑造的「身分認同」對該區人民而言也僅僅是「行政上」(administratively)的意義。從Wallenböck助理教授引用的訪談資料看來,人民的認知與其官方「賦予」的身分(透過身分證)總有落差:如,有受訪者說「在共產黨到達此地並設立了青海省河南縣開始,我的身分證便寫着是蒙古族,儘管我是藏人」;又有人說「我『被告知』(it is said that)父親的家族是蒙古人」。而最能呈現此種身分認同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的,則是這一句話:「我『打從心底』(in my heart)是蒙古人」。「心底」大概是指模糊的個人選擇,而這種選擇大概也與中共官方主導的民族識別工作(minzu-classification)沒有直接關係。確實,講座前部分的歷史資料已然明確告知,蒙藏之間的互動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文化,同時也呈現了文化身分認同作為「形成中」(becoming)的狀態。

 

歷史與傳統的「再發明」
講座後半部聚焦在中共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文明化計畫」(civilizing projects),如出版官方歷史和地方誌、利用蒙古的語言和文化符號等融入河南縣的縣城景觀設計、推動「傳統活動」以作政治宣傳、利用政府資金興建地區博物館等。藏傳佛教、蒙古親王的名字、蒙古包等成為建構蒙古性的文化「素材」,甚至於千禧年代江澤民主導的「西部大開發」推動遊牧民定居政策,這段時間建造的房子也是模仿蒙古包的外型。同樣,如今被視為「蒙古奧運」的「那達慕」(Naadam Festival),雖然被官方論述是為「傳統復興」的象徵,但講者追溯歷史,卻發現次節日在1989年的「河南縣自治縣條例」中有了首次官方紀錄,並將那達慕節定在八月一日,與解放軍建軍紀念日一樣。講者亦分享了她在2017年參與「一帶一路視野下的蒙藏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的經歷,除了學術交流,研討會期間亦有多項文化活動,包括河南縣當地已然失傳的「呼麥」泛音詠唱和馬頭琴演奏等,強調蒙古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一環,藉此展示中國在「新絲路」中崛起的「軟實力」。在此文化論述下,蒙古帝國統治者成吉思汗同樣成為「第一個打敗歐洲的中國人」,意將蒙古帝國完全併入「大中國」的歷史版圖之中。

以上種種,大概能從英國歷史學者Eric Hobsbawm「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觀察,當權者透過儀式化(ritualization)、重複(repetition)等步驟,發明出能夠凝聚社會、有利國家建構的「傳統文化」(Hobsbawm, 1983)。在問答環節,陳奕麟教授追問有關蒙古性再發明與中國一帶一路提倡的關聯性,講者亦以那達慕節作為例子,形容此官方推動的傳統節日為連結歐亞大陸各蒙古族群(Mongolic groups)的重要節日,並同時將「泛蒙古主義」(Pan-Mongolism)與「大中國」的國族建構掛鉤。陳奕麟教授亦於講座尾聲總結,指出這一系列的國家論述,旨在營造「蒙古」作為中國認同的一部分:「只要你是中國人,你就允許擁有個別的身分認同。(You allow to have your separate identity as long as you are Chinese.)」

 

 

參考資料:
Hobsbawm, E. J. (Eric J. ), & Ranger, T. O. (Terence O. ).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lenböck, Ute. 2019.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New Silk Road’: The Re-invention of Mongolness at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Vien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1, pp. 31–59. https://doi.org/10.2478/vjeas-2019-0002

Wallenböck, Ute. 2019. Die Bevölkerung am Sino-Tibetischen Grenzgebiet. Identitätskonstruktion der Tibet- Mongolen. (Globalgeschichte und Global Studies, Vol. 1), Münster: Aschendorff 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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