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slogo
Activities

近期影音 Recent Video


2025六燃文件展:洄游六燃,洄游頭前溪|展場花絮

more

近期出版 Recent Publication


Flora & Fauna: Domestic Nature and Private Collecting in Reform Era Beijing

more

側記|台島西部「流域改」論壇【上午場】

2024-11-29

 

活動名稱|台島西部「流域改」論壇

日期時間|2024年11月29日(10:00 – 17:00)

地點|陽明交大客家學院HK-207

講者|

  • 顧雅文(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 何俊頤(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 黃麗玲(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 林彥翔(「空城現場」藝術團體成員)
  • 許博任(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副執行長)
  • 戴唯峻(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理事)
  • 柳志昀(《城中一座島》作者之一)
  • 徐孟平(《城中一座島》作者之一)

主持人|

  • 莊雅仲(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 謝一誼(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博士級研究員/兼任助理教授)

活動連結|連結

活動相片|連結

側記作者|徐彩勻(陽明交通大學族民所碩士生)

所屬子計畫|21世紀環境危機與多物種正義:邁向多於人的解殖

子計畫主持人|蔡晏霖


專題演講丨水歷史與水文化 

講者|顧雅文(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時間|10:00 – 11:00
 

圖 1 從「水利史」到「水歷史」,中研院臺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顧雅文強調重拾人與水的親密與張力,讓水成為多元對話與歷史想像的起點。

 

本次論壇首先由中研院臺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顧雅文老師帶來主題演講,講題為「水歷史與水文化」。 

 

顧雅文副研究員,是日本橫濱國立大學社會學博士,早期研究領域為環境史,「水歷史與水文化」正是她近年來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顧老師首先從一種較宏觀、廣泛的視角出發,討論台灣史學界既有的看待研究 「水」與流域的範式。本次演講一方面回顧過去三十年來台灣歷史研究中, 關於「水」在外部環境與內部議題的變化;更進一步介紹她的近年研究。

 

顧老師表示,台灣早期對於「水」的研究,大多被歸類在「水利史」。作為一位環境史研究者,顧老師分享她得到了哪些啟發以及發展出相關的研究與著作的新方向,並特別著重曾文溪相關研究,以闡釋「水文化」作為一個研究課題的內涵與意義;透過這些討論進一步說明,她為何不再使用「水利史」,而以「水歷史」(water history)的概念,開展討論。 

 

 

從環境史到水研究

 

顧老師詳細介紹了研究發展歷程。她從三十年前開始進入「水」的研究領域,並提到環境史作為一門學科,興起於 1970 年代,而她的指導教授則在 1990 年代將此環境史取徑介紹至台灣學術界。顧老師分享,自己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八堡圳,實因母親的施氏家族是八堡圳之主圳後代,有個人情感上的連結。因此,她試圖從環境史的視角切入當時仍以「水利社會史」(或「水利開發史」)為主的研究領域,探索拓墾過程中水資源如何被利用與分配。

 

當時,地理資訊系統(GIS) 技術【註1】的運用剛在史學界萌芽,研究環境還有很多限制,顧老師便採用語言史與圖資結合的方式,嘗試以很原始的的製圖技術,呈現清代彰化平原的水圳分布情形;並從中探討濁水溪流域因水圳開發,環境與人的關係有何變動。當時的結論主張人與水的關係曾經是緊密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疏離。這樣的觀點在早期環境史中十分常見,往往帶有濃厚的悲觀色彩,認為人工建設破壞環境,天災則是人類自作自受。但這個結論在現在看來似乎顯得過於單薄與空洞。

 

顧老師接著分享,在博論寫作時時候曾一度轉換跑道研究疾病史,但從日本回台繼續博士後研究,又因緣際會參與了瑠公圳的研究。時隔六年再回到水研究領域,她深切感受到研究環境的巨大變化。其一,台灣數位典藏系統日漸完善,地方歷史資料(如瑠公圳清代地契)已被有效挖掘並保存;其二,歷史 GIS 的研究也有長足的進展,讓質性描述的空間資訊得以具象化為地圖(如土地契約的資訊能空間化地圖),這些都讓研究的歷史舞臺更加具體,可以確定歷史時期的水圳自何處引水,如何分布又如何變化。另一方面,顧老師對水研究議題有了更多思考,並試圖將環境史與「水利共同體」、「水利秩序」等分析概念結合。 

 

顧老師簡單介紹了應用這些工具與概念的瑠公圳研究內容。瑠公圳在清代其實包含三條獨立的水圳,三者的開發型態各有不同。研究除探討水圳的完整的歷史過程、流經的環境條件等,最重要的是探討:這些水圳它如何串起內部的人群關係?。顧老師指出,為使水圳順利運作,圳長與引水人間需要有一個共同遵守的「水利秩序」,而這恰恰體現「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水利倫理。而水利秩序的維持,表面上是看似制度性契約關係,底層則是更深層的社會關係;水圳串連起來自各方的人群,形成「水利共同體」。

 

然而「關係」並非單一形式,而是多層存在。為此,顧老師比較了瑠公圳與霧裡薛圳。前者開發後不久即由不在地的資本家取得經營權,管理也交由外地人士執行,社會連結較為薄弱;後者則較前者多了宗族關係及在地性的地主關係。關係層次的多寡與水利秩序是否穩固是正相關的,換言之,霧裡薛圳的社會關係更為緊密。這樣的差異,也反映在面對 19 世紀後半面臨外部災害等環境變化時的應對能力,不同程度的社會關係影響了其命運——霧裡薛圳的水利秩序因挑戰而更趨穩固;而瑠公圳則日漸瓦解。 

 

 

河川治理圖資出土與科學語言展現

 

顧老師接著分享,自己在完成瑠公圳研究後,曾一度再次離開水領域研究。然而到了 2012 年,她再度投入水研究,契機是因一批極具歷史價值的河川治理地圖出土而帶來的解讀工作。顧老師指出,早期關於水歷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灌溉水圳方面,較少涉及防洪與河川治理。其原因除了材料稀少難尋、也因為相關文獻難以解讀。直到她接觸到由水利署轄下的研究龍頭——水利規劃試驗所(今水利規劃分署),所中典藏了一批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留存的河川治理地圖,才開啟了這段研究的新篇章。

 

這批史料的身世頗為曲折。顧老師追溯發現,這些圖資在 1990 年代政府在完成建置大型防洪設施的階段性任務後,就被收入了水規所的倉庫。直到 2004 年,有地方文史學者帶領臺史所的老師,才挖掘出這份寶藏並完成數位化掃描,存入 GIS 中心資料庫中。然而,由於資料來源不明、圖資內容複雜,即便已被數位化,仍鮮少人加以運用。顧老師的任務,就是解讀並活用這批珍貴材料,釐清其脈絡與價值。她也以研究出版專書,揭開這些圖資如何見證了台灣河川治理的歷史軌跡。

 

對顧老師而言,這批地圖的重要性在於:它們呈現了第一代接受科學訓練的工程師們,如何用數據、地圖或圖像等 「科學語言」,將複雜的自然環境記錄下來(相較於清代方志,地圖對河川「本身」 有了更仔細的描述)。這展現了「科學語言」表述下的河川紀錄,是將複雜自然環境簡化、清晰化、系統化的過程。這些技術性表述不僅讓河川得以被分類(如緩流、急流),也使不同地區的工程經驗得以相互借鏡、移植,創造多元動態的交流,形成一套可比較、可再現的治理模式。顧老師進一步指出,這批地圖一方面是治水政策的具體產物,也是決策制定的技術工具;某種程度上,也映照出一段殖民時期的治水歷史。 

 

 

水文化的概念化與台灣的在地實踐

 

同一時期,顧老師注意到「水文化」(water culture)作為一個新興概念。「水文化」並非僅是泛泛之而談的口號,而是在 20 世紀末被水利界與文化界概念化的一個術語。進入 21 世紀後,隨著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的升溫,國際間開始出現對「水文化」的高度關注與具體倡議。顧老師指出,這些倡議已取得一系列明確的成果,例如:建立「世界水文化遺產系統」、創辦《國際水歷史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History)、以及出版多本由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 ICOMOS)主導的專書——其中包括介紹台灣八堡圳、二峰圳的水文化的案例,台灣地方水文化自此納入全球視野。這些趨勢也促使台灣政府也開始思考搭上這波浪潮,希望將本地的水文化推向國際舞台,讓世界認識台灣。 

 

接著,顧老師從學術視角回應當前水治理研究的理論轉變。她認為,可以將水治理研究視為一條光譜:一端是以英雄敘事為主、著重工程建設成就的讚頌性書寫;另一端則為早期環境史強調人類如何改造環境、導致環境反撲自食惡果的批判性論述。如今,這兩種立場都有往中間驅動的現象,皆面臨是否過於偏頗的反思。 在此背景下,顧老師介紹了她近年的著作之一《尋溯——與曾文溪的百年對話》,便是以「水文化」與「水歷史」為關鍵字。她表示,在每一條重要水圳幾乎都有人研究後,水利史研究領域的師生似乎越來越少,但她也樂觀看待這一轉變,認為正因如此, 「水歷史」(water history)可以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涵括新的研究內涵,重新拓展其學術生命力。

 

圖 2 顧雅文老師近年著作《尋溯——與曾文溪的百年對話》封面。顧老師認為,水利史研究看似走到瓶頸,但這正是重思水與人、環境關係的時刻,水利史或許能夠以「水歷史」面貌轉向或重生。 

資料來源:政府出版品資訊網,https://gpi.culture.tw/books/1011101690

 

 

解構英雄敘事與殖民災害論述

 

接續對「水文化」與「水歷史」的討論,顧老師以 2022 年出版的書作《尋溯》的內容,具體說明她的想法。書中開場是一幅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的漫畫史料。這幅漫畫帶出了一個長久流行且至今仍是主流的災害論述——災害是自然事件,是老天給的。這助長了英雄敘事的出現:居民只能束手無策,等待政府帶來近代技術解救受害者。結合日治時期來看,這是殖民政府最喜歡的論調。顧老師認為,針對殖民時期的研究,若一昧地接受這樣的論調,某種程度上是複製了殖民者(他者)的觀點,固化台灣的環境之惡的刻板印象。

 

圖 3 從《臺灣日日新報》漫畫史料出發,揭示殖民敘事如何透過英雄式救援故事,掩蓋結構性問題,並重申檢視災害論述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講者提供簡報

 

接著,顧老師進一步回顧日治時期政府對於台灣水治理的態度轉變:從消極到積極,並透過活躍在台灣的日本土木技師高橋辰次郎在不同時代接受《臺灣日日新報》採訪的言論,呈現這一轉變的歷史軌跡。 1901 年,高橋的說法,仍顯示政府尚未開始積極治水,未將其視為迫切的政策目標。然而到了 1912 年,其言論則展現出顯著變化,也展示了社會經濟背景與水利的連結,政府已不得不樹立根本的治水方針。

 

顧老師進一步指出,殖民者對河流的控制已經超越保護的意義。日本政府的治水政策轉向動機,不僅是為了保護人民免受災害,更是殖民政府看見了治水帶來的「利益」,即「新生的土地」。而台灣河流的「原始」特性(支流多等),過去曾是總督府不治水的理由,但在 1910 年代卻成為治水的原因——透過整理原始的河流,能去除無用的支流,讓河床變成新生土地,帶來經濟效益。 這裡充分展現了日本政府在不同時期對河流「原始性」前後不一的詮釋:早期視其為治水困難的藉口,後期則轉而作為推動治理與土地開發的正當理由。

 

圖 4 從日治時期治水大事紀和在台日本土木技師高橋辰次郎 1901 年及 1912 年的的訪談史料,剖析日治時期台灣治水政策的轉變——從消極防災到積極開發,揭露殖民政府藉水利之名行土地控制之實。

資料來源:講者提供簡報

 

 

河川調查與治水政策背後的經濟邏輯

 

顧老師接著提到,1920 年代進行的第二次全台河川調查,本質上也是一項「經濟性的調查」。她以調查地圖上的顏色標示為例,說明殖民政府會如何依據可開發「新生地」的多寡,來決定河川治理的優先順序。換言之,是否進行治水,並不單純取決於災害頻率或流域規模,而是看該河川是否具備轉化為經濟利益的潛力。

 

在這個邏輯下,顧老師提出一個歷史疑問:「為何日治時期九大河川調查中,唯獨缺少災害頻繁的曾文溪呢?」。她指出,這並非因為曾文溪的災害風險較低或流域規模不足,而是因為其沿岸地形不利於開發,能夠產出的「新生地」有限,進而難以帶來預期的「利益」。 因此,在殖民政府眼中,曾文溪一度被排除在優先治理的名單之外。

 

然而,曾文溪最終仍被納入了治水體系,轉折點則與嘉南大圳的興建密切相關。嘉南大圳作為當時台灣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扮演著殖民地經濟脈門的角色。若上游的曾文溪流域發生變化,勢必影響整個灌溉系統的穩定,進而損害殖民地政權所依賴的帝國經濟結構。因此,曾文溪雖然原本「利益」有限,卻因其與既有大型水利設施的相互依存關係,因而被納入治水治理的版圖之中。而以上例子都展示了,日本政府對於治水的興利前提。

 

圖 5 講者講解地圖中不同顏色標示代表的意義。粉色為築提防後不會再流失的地;黃色為河流築提防後,可變為「新生地」

資料來源:講者提供簡報

 

圖 6 1910 年代第一次河川調查顯示的九大河川並未包含曾文溪,顧老師指出,並非因為風險小,而是「新生地」不足,無法創造足夠的「利益」。然而,嘉南大圳的興建改變了一切——為保護台灣的經濟命脈,日本政府才將曾文溪納入治理體系,反映出殖民政府「有條件治水」的邏輯。 

資料來源:講者提供簡報

 

 

災害的調適知識與民間文化回應

 

接著,顧老師提出:「既然清代漢人積極從事水利開發,展現出企業家精神,為何面對水災卻似乎束手無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她引用日本作家中川蕃的散文,指出其中描繪漢人對洪水「逆來順受」、不設防的無抵抗主義。但顧老師強調,這樣的觀察僅止於表象,背後實則隱含著更深層的文化與知識體系。

 

她認為,那些長期與災害共存的居民,並非完全消極地接受自然威脅,而是發展出一套有別於官方治水體系的調適機制,這是一種知識與文化的回應。相對於純粹的受害者, 他們其實已經發展出調適手段。這些機制既體現於日常實踐,也展現在信仰與集體記憶之中。例如,他們對洪水並非全然畏懼,反而意識到其可能帶來肥沃的沖積土壤;在洪水到來臨前​​,已有憂患意識,並作預先遷居、分散風險的「超前部署」。

 

更重要的是,這種調適文化並非單向防禦,更具有積極面。顧老師指出,洪氾信仰和祭典儀式,是社群面對自然風險的一種集體回應。,藉由每年的儀式不僅安撫自然神靈,也形塑了庄民一體的認同感,也是先民災難記憶的代際傳承,對後代每年的警示。這些儀式不只是宗教行為,更是先民團結自救的社會資本, 讓他們在面對災害時降低自身的脆弱性,提高安全與秩序的韌性。

 

 

小題:從治理思維到多元敘事:水歷史的當代意義

 

在演講的最後,顧老師帶出總結性的反思,回顧「水利史」如何轉向更具批判與包容性的「水歷史」研究路徑,這一轉變不僅反映在學術工具與材料的豐富化——GIS 的輔助、史料的重新整理與挖掘,也展現研究對象和視角的拓展,例如將水議題納入更廣義的社會經濟與環境史脈絡之中。

 

顧老師指出,在「水歷史」研究的轉向下,環境史帶來自身更多的啟發。她認為,要避免以往研究中得出「緊密到疏離」的淺層論述,有兩項重要的研究取徑:

 

一、從環境層面:不應將「環境」視為一成不變的固定背景或條件,環境本身是人為與自然的共同創造、互動下的產物,是變動的。甚至,它會隨著社會條件變動和不同人為的影響而被不同地定義與建構,因此以上種種都要納入考量。

 

二、從人類層面:不應把人類視為單一整體,而要注意內部的差異與不平等關係,包括如種族、階級、性別等。不同的人群對水的經驗與理解是差異性的,因此,水歷史的書寫應容納多重敘事的討論,包括政府官員、工程師、地方仕紳、居民、農民等不同主體的觀點。

 

透過上述兩點,顧老師回顧前述史料時指出,在歷史中展現出兩種主流敘事軸線:一是以治理為主導的統治者的治理思維觀點;二是來自地方居民,面對洪水災害孕育出的知識與生活策略。這兩者並非完全對立,反而從時間軸來看這兩者,兩者間互相關連:當控制河流的力量不強,地方因為水太多、太少等特色,會孕育出豐富的在地水文化、災害文化、缺水文化;但當科技進展,河流被強力控制,這也意味著地域特異性消失,地方長出的水文化逐漸式微,水歷史則被遺忘。

 

這樣的遺忘帶來多重後果,當我們忘記這些與水糾葛的過去:一方面,公共討論中很容易只把河流當作單純的「天災」;或是一但淹水就怪罪政府「治理失靈」、工程不夠,促使政府又加高治水工程經費,進而陷入「科技萬能」、「工程至上」的惡性循環,卻無法從根本提升社會對水環境的理解與調適能力。

 

因此,顧老師強調,在當前氣候變遷日益加劇,自然環境不安定的年代,「水歷史」與「水文化」的研究,更應重新「找回歷史中與水共存的緊張感與親密感」。這正是她選擇不再使用「水利史」一詞的原因——「水」不應只以開發與利用的語言被談論,希望透過「水歷史」,能讓「水」以一種新面貌出現。她相信,不論在材料運用、方法論或與觀點上,這個領域仍擁有廣大的拓展空間。

 


 

專題演講丨規劃、監測與未竟的控制之夢:戰後台灣地下水體制的建立與崩壞

講者丨何俊頤(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時間丨11:00 – 12:00

 

圖 7 地下水曾是豐沛資源,卻在制度與歷史中變成災害。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何俊頤透過地下水政策的轉折,揭示國家治理、技術官僚與民間水權之間的角力與矛盾,帶我們重新思考水與資源的真正意義。

 

講者何俊頤為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長年耕耘於台灣「地下水」研究領域。本次演講聚焦於台灣地下水體制的建立與崩壞,以及政府對地下水政策的態度轉變過程等。 

 

何老師說明,今日的演講將從自身對地下水的研究出發,並延續前場次講者顧雅文老師的議題——「水不僅是資源」——進一步探討水的意義不僅關涉水本身,也牽涉到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與環境層面。

 

何老師提出:「為何前人研究會一直執著於水『利』,為何一提到水,就會聯想到資源?資源又是如何被形塑出來的?」這些都是關鍵性的提問。他指出,地下水在初期常被視為豐沛且極待開發的資源,但隨著時間演變,其角色逐漸轉變,甚至成為災害的根源之一。政府對地下水的論述呈現出一種矛盾的位置:「政府想把它當成資源,但沒事不要去動用,直到最後一步才會開發」。也就是說,地下水「不是不能利用,但也不是可以隨意利用」。因此,地下水的「資源性」無法簡單地以「是/不是」的二元分類加以界定。 

 

何老師進一步分享,每次來到新竹,都會想起 2021 年的旱災。當時時任經濟部長王美花的「要不要往下鑿井」言論,引起很多社會爭論,對此水利署強調國家對地下水有一定的規劃與思考;然而,因其屬於「最後才會開發」的資源,因此需要預先做大量的準備與部署。此外,地下水與地層下陷之間具有高度關聯,因而國家傾向將地下水納入國家治理,避免民間隨意抽用。對此何老師舉出 2023 年再次發生旱災期間,人民對地下水使用權益的抗爭案例,藉此揭示台灣不同群體對地下水「作為資源」的認知與立場都不太一樣。

 

圖8 2023 年 3 月旱災再次出現,政府為因應缺水而想在高屏溪沿岸挖掘備援井,在地居民認為使用權益受到侵害,兩者進而產生衝突。 

資料來源:講者提供簡報

 

 

從積極開發到備而不用:政策的轉折

 

何老師說明,接下來的分享將著重探討:「國家如何把地下水如何當成資源?以及又是如何使其成為一種不可恣意開發與使用的資源?」。他認為,水利工程師所處的時代,在這樣的歷程中,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換言之,「水」——或更廣義的水——是否被視為環境資源,以及資源的使用程度,皆與當下之時代脈絡與歷史發展息息相關。

 

何老師進一步指出,國家對地下水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從積極利用到備而不用」。接著,他利用表列式呈現國家對地下水治理計畫的歷程,並加以分析。他指出,1990 年代前期,地下水仍被視為可積極利用的資源;;然而自 1990 年代後,政府轉以「保育管理」、「防治災害」、「監測」等中性字眼進行政策表述。這樣的語言轉變與態度轉折,引發他進一步探討:這個轉折是如何發生的? 

 

圖 9 國家對地下水治理計畫大事記(綠色時期:積極利用時期,開發與利用年代),何老師指出,政府對地下水的態度轉變,反映資源性質的重新界定,亦是其關注重點。

資料來源:講者提供簡報

 

何老師指出,尤其在 1990 年代後,「為什麼地下水要開發?」的論調,會出現以下現象:「除因當時缺乏保護意識、不知會地層下陷的說法;當言及政府政策,則會有:因早期並無嚴格管理濫墾問題」。這些觀點,可作為說明為何政府不主張開發地下水的解釋之一。就此,他認為,政府也非全盤皆錯,只是這些說法背後應有更深層的原因。他補充,若論管理不當,那麼「管理」本身就需要投入資源及政治條件,這背後除了純粹的政治體制問題,還存在其他更深層因素。同理,若論政策規劃有誤,那麼更需進一步思考,當時的人為何提出這樣的政策? 

 

接著何老師說明本次分享會涉及的時代背景,主要為 1949 年至 1970 年代,並觸及部分 1980 年代。然而,地下水的開發並非 1949 年才開始,早至日治時期就已有開發實例。何老師認為,政府真正投入大規模、有系統且長期的地下水開發,實際上是自 1949 年後開始,並大約持續至 1966 年之間。1966 年後,地下水開發的政策的開始出現轉變,而這樣的轉變正是他所關注的核心議題:「資源性質如何被重新建構與界定」。 

 

 

戰後地下水開發的起點與脈絡

 

何老師表示,二戰結束後,美國對其他鄰近地區的戰勝國進行經濟援助,援助內容涵蓋產業及農業。其中,農業援助又包含農業機械化設備的引進。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接受了這項援助,其中包括水利開發所需的鑿井設備。他提到,隨國民黨政府一同來台的「機械農墾處」機構,是國民黨最早的官方的鑿井團隊。儘管該團隊規模不大,卻已展現出機械化技術與國際政治的密切關聯。

 

1949 年時,台糖在國家的協調下,與美國專門鑿深井的莊士頓公司簽約。在戰後農地遭到破壞、農業需改良且面臨生產的壓力的背景下,台糖急於尋找新的水源。此種水源開發方式成本較低、施工時間短,也成為簽約合作的重要原因。這類的水井,與台灣早期的民間水井形式大相徑庭,屬於以超大型機械進行大規模向下鑿掘的方式,對此,何老師指出幾個他認為頗具意義的觀察: 

 

一、台糖表面上是一家公司,實際上也作為連結中華國民政府與美援機構的橋樑,可視為地緣政治的產物。

 

二、這種有別於過去傳統民間的鑿井設備,不僅影響當時的技術選擇,也深刻形塑了日後地下水開發的歷程。 

 

 

區域開發與中央集權體系的建構

 

延續前述內容,何老師表示,台糖開發地下水的背後動力,除了農地破壞、需要尋求新增水源,也展現戰後初期台灣農業與水利的運作形式。但他也強調,這並非代表政府已全面推動台灣各地的開發地下水。此外,美援對台灣「水」的開發支援也並非一蹴可幾,而是在觀察中逐步推進。1952 年,地下水專家 C.E. Jacob 以聯合國名義調查台灣糖業,實則是觀察台糖地下水開發的狀況:據生產管理委員會建議水利局成立專門開發地下水的小組,將地下水開發推升為全島的規模。然而,由於 Jacob 並未繳交報告書,聯合國對台灣地下水開發的評估因此延宕了三年。在此期間,國民黨政府因面臨人口增長壓力,一直向國際援助單位爭取「非個案式」而是「全島性」的水資源整體開發。這個脈絡也致使「水資源統一開發委員會」的出現。 雖然幾經波折,政府仍於 1955 年成功爭取大量經費與支持,展開調查自然資源(包括水資源及地下水)的全島性前導調查。

 

圖 10 聯合國派遣之地下水專家 C.E. Jacob 調查台糖地下水,報告延遲使援助評估拖延,促使政府推動全島性開發,成立「水資源統一開發委員會」。

資料來源:講者提供簡報

 

然而,地下水的開發利用在日治時期即已出現,民間早已發展出有關的產業及互動模式 (如地主收水租)。這使得政府引進的大口徑深水井設備常引發地方反彈,展現「政府跟人民搶水」的現象。 

 

進一步地,何老師延伸到嘉南大圳的案例,指出其非通體皆有豐沛的水源。這展現八田與一在圳道尾端設計「三年輪作」制度的智慧:透過不同需水量的作物(如水稻、甘蔗、雜糧)解決水資源問題。此體制雖沿用至戰後,卻隨即受到地下水開發與民間出現電動抽水馬達所挑戰。主要原因在於利益分配問題——有資本者可依作物價格決定種植什麼,影響到全島產業結構。對此,中央政府以提高抽水設備價格作為因應;而地方與民間雖有反彈,仍遭中央駁回。

 

中央的駁回,實可回應到 1955 年的歷史脈絡——政府爭取大量經費進行「全島性」調查,展現「區域」與「整體」的發展論調。糧食產量的規劃也須配合區域規劃與科學調查的方法,營造「總體發展」的目標。此外,中央也表示水資源開發應集中統籌,地方水利會需配合,又要可為政府所控制。

 

1955 年同年,政府著手打造中央集權的水資源開發體制(含地下水),並透過法律修訂(如續修《水利法》等)回應這一治理目標。何老師指出,當時修法的核心精神即為:「水的開發必須由要國家賦予,其預設為國家資源而非私人所有」。 

 

 

糧食、安全與地下水的價值轉譯

 

何老師接著指出,當時的資源開發有一非常重要的關鍵:是否能帶來正面的經濟收益(因美援貸款最終需要償還)。對此,他援引一句話作為呼應:「水井抽出來的是水、是糖、也是新台幣」。這也意味著,各種看似理想且理性的開發過程(集中式水資源管理等),其實都被置於借貸與還款的框架裡,並埋下潛在的結構問題——這套集中開發系統不只需對抽水有效、對糧食發展有幫助、也要確保還款(包括本金與利息)的穩定性。 

 

而政府當時如何設想取得穩定的還款金額?何老師指出,政府原本預設水的開發會帶來其他額外收益(例如經水灌溉帶來的作物收益),然而,這同時也突顯出:水的開發需要讓農民實質受益,因為還款金來源實際上仍來自向農民徵收。在此脈絡下何老師補充,政府對地下水開發所可能出現的風險,也早有考量。當時政府設想出一套控制機制: 即「安全出水量」的控制。為此,不僅有法律依據,建立集中化的開發系統,也透過科學調查方法與各種制度來避免過度開發工,一切看似完美無虞。然而,歷史證明,這套制度最終徹底失敗。這揭示了開發體制是鑲嵌在特定社會制度與時代發展條件下的產物,其侷限與崩解,也反映出後發展的變化與挑戰。 

 

 

體制的失敗與民間水權的興起

 

何老師進一步說明失敗的原因。集中式的水資源開發,看似現代而新穎,實際上卻是高成本的投資。結合前述內容,這暗示政府需要確保「美援借款 → 農民繳水費 → 償還貸款」一整套過程能順利運作。然而,不到十年間,該體系在還款機制上就出現問題。

 

他指出,無法如期償還的原因,首先是援助單位質疑台灣地下水的開發並未依照合約誠實執行。其次,政府忽略了一個關鍵面向:民間其實發展出另一套動力與地景,創造出屬於自身的地下水開發模式,不必經由政府鋪設的大規模深水井與管道(即賣水管道) 系統即可取得水資源。

 

這使得預期收益不如理想,導致水利署被降編,進一步造成制度性後果:缺乏專業單位支撐的行政框架、技術人才流失,以及水文資料的準確性下降。也因此,何老師認為,地下水之所以在  1970、80 年代逐漸被污名化為災害源頭,部分原因正是當時政府限制地下水開發時,缺乏具說服力的專業技術官僚與延續性的規劃、管制體系失靈所致;最終也形塑出政府「不願輕易碰觸地下水議題」的消極治理態度。同時,當代論及地下水治理,也容易先入為主地將其與地層下陷等刻板印象聯繫起來。

 

最後,何老師表示,此次演講亦希望揭示一點:1950 年代看似完美的地下水治理體制,其實是鑲嵌在當代社會各種條件中的暫時性產物,而這些條件會隨時代而改變。 因此,無論是治理體制還是治理實踐,都難以穩定長存;所謂的「完美」,往往是是脆弱且短暫的。他也再度強調,討論「水」不只是資源的問題,技術官僚也的角色亦至關重要。

 


 

【註1】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一種用以收集、儲存、分析與呈現地理空間資料的電腦系統。在歷史研究中,GIS 可協助學者將質性資料(如地契、水圳路線、聚落分布等)具體空間化,透過地圖形式呈現過去的地理變化與人地互動關係,近年成為環境史與歷史地理學重要的數位工具之一。

近期新聞 Recent News


【徵求】2025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學生研究小組計畫

2025-09-30

more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子計畫二 – 晶片時代與數位治理|春季學術活動行事曆

2025-06-21

more

側記|Film Screening & Discussion|The Ethics of Human and Artistic Resistance II: THE MAN WHO COULD NOT REMAIN SILENT

2025-06-03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