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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階級、國家的糾結：中蒙劃界始末 - 劉曉原教授演講側記

2019-03-27

民族、階級、國家的糾結：中蒙劃界始末
劉曉原教授演講（2019年3月13日）側記

延光錫

　　第三世界的歷史中，二十世紀歷史所內含的特殊意義，應該在於歐洲現代性所隱含的對內／對外的矛盾被置於具有悠久歷史的第三世界的基體（溝口雄三）上而形成的矛盾的複雜性以及對此的主體性對付。歐洲現代性的內在矛盾是階級矛盾所造成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對立，而對外的矛盾則以殖民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革命之間的矛盾得以具體化。第三世界透過超克資本主義、國民國家和國家間體系，而試圖建設另類經濟體制、國家形式和國際主義，以克服歐洲現代性的對外矛盾，即殖民帝國主義所造成的民族矛盾。
　　歐洲現代性在二十世紀政治領域中，貫徹了「國民國家」和「公民主體」如此這般的普遍主義。殖民／帝國主義以暴力貫徹如此普遍主義，以保障資本主義的超額利潤。此過程中，世界大體上根據自上而下的國民國家標準，重新被劃定疆界。而如同東亞各種分斷體制所呈現，多元歷史地理下積累的生活共同體所保持的民族性疆界被強迫重組。
　　不過，劉曉原教授的演講，從歷史學的角度，重新探討中國和外蒙古之間疆界有關爭論點，並提出不少論點，以複雜化東亞分斷體制認識。尤其，雖然屬於非歐洲世界，但外蒙古的歷史經驗不同於第三世界，沒有經歷過殖民，直接經歷了第二世界之延長的社會主義，因此外蒙古的歷史經驗成為透過反帝民族解放革命而成立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極為有效的參照點。
　　概括地講，劉曉原的基本認識是中國與外蒙古之間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得以解決邊界問題，意味著借助國內和國外因素而完成國家關係上的現代化。不過，此過程的歷史和現實背景因素格外複雜，包括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轉換、作為對外蒙古核心外部作用因素的蘇聯社會主義的演變、環繞如此過程的二戰過程中局勢轉變以及二戰後冷戰體制的展開等。
　　外蒙古曾經於一九二一年獲得俄羅斯的支持而獨立過。透過俄羅斯革命成為世界第一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在列寧領導的時期，站在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革命擴散立場，將外蒙古視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模式的根據地，而到斯大林時期認識到第三世界反帝民族解放的獨自性和相對性，而將外蒙古視為緩衝區。可以說，比起列寧時期，斯大林時期的外蒙古，借助蘇聯對於世界認識的深化，成為更具實質意義的存在。
　　另外，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五年簽訂中蘇條約承認外蒙古的獨立，不過經過國共內戰的勝利而掌握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比起國家間關係，更重視反映「階級解放」和「民族自決」等價值的革命黨之間的關係，即黨際關係，因此事實上延後「現代」國家間關係的建立。尤其，中國共產黨經由長征而深化了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後來也反映在對於外蒙古的政策。一九五〇年代毛澤東的思維反映當時的區域歷史特定性：中國正在進行建設另類社會主義國家模式的實驗，而同時認知意味著建立「國家」的「自決」隱含的危險，而將「自治」放在「自決」前面。一九五〇年代中國與外蒙古之間的特殊貿易關係，即對於外蒙古的優惠政策就是如此中國和外蒙古關係的歷史特定性之反映。
　　比起國家，更重視民族和階級的中國走向，也成為大中華和大蒙古互相不矛盾的條件。也就是說，中國和外蒙古基本上比起劃定國家間的疆界線，更重視民族和階級的生活的恢復和保障。
　　但是，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經歷了以一九五七年為轉折點的一個轉換，即在冷戰體制的封鎖之下，一邊對抗冷戰體制，一邊適應冷戰體制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外交的「國家化／現代化」路線（錢理群的「五七體制」）。尤其，在經歷中蘇論戰的過程中，毛澤東的思維從教條主義批判過渡到修正主義批判。解決與外蒙古的邊界問題的一九五七－一九六二年恰好重疊於如此時期。我們可以把如此解決邊界問題視為國家間關係的「現代化」而加以肯定。不過，從批判歐洲現代性自上而下的貫徹之視角來看，如此「現代化」可視為主體性的弱化，即便「國家」層次加強主體性。
　　不過，如此對於現代性的肯定或否定，事實上無法把握住歷史上重要的一個層面。在劉曉原的講稿最後段落的周恩來和澤登巴爾的對話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線索：

澤登巴爾：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人民唯一的目的，是要清除以往的人剝削人的舊社會遺留的邊界。這是我們人民的願望。［……］
周恩來：最後就要世界大同了。在大同以前，要先把邊界弄好，以利共同合作。這也是辯證關係。

關鍵可能是如何從歷史內在的視角認識新的邊界如何清除舊社會所遺留的邊界，以解決人間的剝削，而且需要歷史內在辯證關係中認識如此變化。為此，我們需要對於疆界的新認識：當下被視為國民國家間的疆界線之各種國境其實有質的差異，從中不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屬性，也存在根據區域歷史的主體性面向。而且，重新認識民眾生活社會史，應該成為如此區域性認識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