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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衣櫃的骷髏 Henry D. Abelove「暗櫃政治」座談場邊側記

2018-12-11

打開衣櫃的骷髏
Henry D. Abelove「暗櫃政治」座談場邊側記
宋玉雯（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Henry D. Abelove：「重訪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政治與文化」系列講座III
講題：暗櫃政治
時間：2018年9月22日（六）下午2:00-5:00
地點：台北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綜合館地下室1樓小型演講廳
主持人：何春蕤（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與談人：朱偉誠（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黃道明（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主辦：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中央大學高教深耕計畫、交通大學＆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暗櫃政治」為Henry D. Abelove教授九月來台「重訪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政治與文化」系列講座的第三場，採座談形式進行，由中央性／別研究室何春蕤教授主持，並預先中譯Abelove教授的發言稿、即席口譯Abelove教授的現場回應供與會者參考；在Abelove教授以英語進行的演講後，續由台大外文系朱偉誠教授和中央大學英美系黃道明教授，環繞「暗櫃政治」此一主題加以回應，丁乃非教授則在現場英譯予Abelove教授，和與會者進一步互動討論。

「暗櫃」「出場」

Abelove在演講中，首先釐清美國運動脈絡裡「出櫃」（coming out of the closet）一詞的說法，指出1960年美國同性戀詩人Frank O’Hara在詩作中以「暗櫃」（closet）作為同性戀緘默的表徵之後，先前的語詞「出場」（coming out）結合「暗櫃」意象，成為新的語彙「出櫃」進入一般口語，用以描述同性戀含蓄緘默的狀態。其時美國的中產階級文化，對任何形式的性實踐都含蓄以對，對於實踐同性性愛的中產階級來說，含蓄緘默不僅是必要的謹慎，同時也是一種正當且高貴的態度，而工人階級在實踐同性性愛時，所可能面臨的各種社會、刑事和醫療懲罰，則往往較中產階級更為嚴重。
Abelove繼續勾勒1966年Frank O’Hara過世後的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當時的成員多為年輕人，並以「出櫃」作為主要政治綱領，講求成員資格全面開放，不受限制且拒絕固定領導，而直到1970年代中期所謂「解放的年代」期間，以「出櫃」作為主要政治綱領的作法，也遭受了各種批評。1990年代理論導向的學者也批評「每個人都有一個真實的內在自我需要被滋養、被認可」的「出櫃」設想，是「天真幼稚的實踐」，但Abelove認為：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參與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分子，實際上並不相信所謂的「本真性」，對真實自我亦不感興趣，那時的「出櫃」，「不是為了活出什麼真實自我，而只是一種拋卻假裝、誠懇面對世界的態度而已」（本篇側記引述均採用何春蕤中譯之發言稿）。

運動，今昔之別

Abelove繼而論說當下美國的同志運動和昔日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巨大差異。當年的同性戀解放運動，以粗野傲慢、違法犯禁的年輕烏合之眾為基礎，如今的同志運動則由各種號稱代表同志人群的NGO組成，多半由主要捐款單位所指定的專業經理人任執行長，其目光總是朝向執政黨、司法院和國家政府尋求肯認，相對於昔日喧鬧的解放分子訴求重新打造、徹底改變既有體制，今時世故的NGO雖同樣主張「出櫃」作為關鍵原則，卻希冀透過符應強勢準則，被納入既有的社會建制之中（如婚姻）。
最後，Abelove談到，「出櫃」所展現的政治效應，在美國也被爭取移民權益的團體指認為社會政治行動的典範，如非法的年輕移民，受到同性戀運動的「出櫃」行動啟發，將自身命名為「追夢者」，不憚面對即刻被遣返的凶險，仍公開現身，公開表明自身的非法狀態，以對抗政府。而Abelove將這類援用「出櫃」實踐的非法移民，辨識為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真正的繼承者，並期許同性戀群體也能受到「追夢者」的激勵：即使尋求接納，但不屈從權威，要求按照自己所要的方式被接納。

台灣同運再思考

朱偉誠從Stephanie D. Clare在《Social Text》第131期（2017年6月）發表的〈「終於，她接受了自己！」：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出櫃現身〉（“Finally, She’s Accepted Herself!”: Coming Out in Neoliberal Times）一文開啟與談，討論「他人能否認同」與「自己能否認同」二者之別的出櫃政治，追溯台灣往日曾巧妙以「集體現身」因應「不出櫃如何做運動」的問題，而面對如今台灣同志運動內部的論述和運動路線差異，朱偉誠認為，「同志對於平權的爭取就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論調，是對於過往同志歷史發展的改寫，並提醒不應將幾十年的運動成果如此拱手讓人，「正常化」和去病態化仍是當前值得繼續努力的途徑。
黃道明以〈同運早年的現身與慾望政治〉（Coming Out as What？）為題，返回台灣九十年代中期討論當時的現身和慾望政治，具體如《孽子》與暗櫃想像，以及《島嶼邊緣》雜誌所刊載的平非〈出櫃（軌）之必要〉和斜左派〈姓「性」名「別」，叫做「邪」〉等文章，繼之聚焦於「劇場爛逼田啟元」的創作和運動，田啟元的劇場探針般敏銳地揭示了「人權」對於老兵、農、工、妓的排除，而其「爛逼性」是一種「出於自我要求的倫理而自覺向下探底的自我作賤」，是一種忠於良心的自我追求。

競逐？平等與平權

Abelove的回應辨明美國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同性戀解放運動所探尋的「平等」，並非現今同志運動所追求的「平權」，前者的「平等」強調一種國際連帶的關係，反對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行動，更多關切的是反殖民和反（越）戰，就其選擇「同性戀解放陣線」作為組織名稱即可見一斑，而後者的「平權」則是爭取公民身分，乃至於只在全球化的經緯中看同志能否擁有公民平權。再者，相對於現今同志運動企求鮮明同志身分的本真性，昔年的同性戀解放運動追求的是一種坦承／坦誠：「我肏男人，你最好習慣。」亦即，Abelove著重指出：出櫃並非當時運動的終點，而是為了要彼此連結；運動是有衝撞性的行動，而非溫文儒雅的倡議言說。
現場與會的學者和運動分子，也就各自的觀察發言回應。如洪凌一針見血地指出：「正常化」之間也會有競逐關係，否則也不會有運動；王顥中談到：不僅端視內部運動者的主觀意願，也要考慮外部結構因素的制約，與其說是運動內部轉趨保守，同時思考外部的變化或可尋求到其他的解套方法。卡維波則指出：「我愛滋，我濫交」是無法出櫃的，而如果作為同性戀，你永遠就是覺得「感動」，你是不會上街頭的，必須要對現狀有所不滿，才是上街頭的動力；基進必要存在，並且，不僅關乎同性戀，社會要被改變需各方面同時並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