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 藍適齊：從熱戰到冷戰，在亞洲跨國遷徙中找回個體敘事
2022-01-05
轉載自思想空間https://www.linking.vision/?p=7244 BY 陳嘉鳴 ON 2021-12-15 | 專欄 AND 講座紀要
編按：2021年11月29日，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主辦的「2021秋 亞際文化研究演講系列」中，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藍適齊以「從歷史到當代的跨國連結：亞洲的跨國遷徙與戰爭」為主題，講述了19到20世紀在殖民和戰爭影響下亞洲的跨國遷移歷史，挖掘幾近被遺忘的家庭與個人經驗，並將移民史的影響延伸到台灣視角之中，看戰爭與戰後國際局勢及群體移動為台灣社會帶來的變化。
藍適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日本東京大學。主要研究興趣爲台灣史、近現代東亞史、民族主義╱歷史記憶╱認同建構，合著有《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等。
在本次講座中，藍教授講述了19到20世紀在殖民和戰爭影響下亞洲的跨國遷移歷史。他尤其將焦點放置在台灣，關注個體（individual）在歷史洪流裹挾下遷徙的生命故事，關心他們的人生如何被戰爭所改變。藍教授最後還特別談到這一段移民史對今天的台灣，甚至是今天台灣的大學產生了什麼影響。
戰爭時期的被動遷徙
在正式進入故事前，藍教授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歷史背景。19世紀到20世紀，在亞洲區域內進行遷移的有華人、日本人、韓國人、以及南亞大陸的群體等，他們從原居地出發，可能去到當時英國、荷蘭、法國、日本統治的殖民地定居。
在台灣，自17世紀起便有閩南（福建）和客家（廣東）的人遷移到台灣，到19世紀，這兩個族群成為島上人數最多的群體。對與台灣相關的移民歷史影響最大的戰爭，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第一次中日戰爭及一戰後，台灣成為日本殖民統治的一部分（1884-1945）。歷經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及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1945-）。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台灣則在冷戰時期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世界陣營。
這些戰爭及其結果，都影響了藍教授接下來分享的個人／家庭的遷移和生命軌跡。
藍教授分享的第一個故事，是一個姓江（Kang）的家庭，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從日治台灣遷移到荷屬爪哇，再到澳洲，然後又遷移到台灣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線索始於澳洲新南威爾士州考蘭鎮（Cowra）的一個日本戰爭墓園（Japanese War Cemetery）。
雖然被稱為日本戰爭墓園，事實上這個墓園裡埋葬的大部分人並不是日本軍人，而是平民。然而藍教授發現，這個墓園裡的一些墓碑上，有明顯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其中有兩個墓碑上都寫著Kang這個姓，更像是華人的姓氏。這是怎麼回事呢？藍教授在查詢了當地政府檔案後發現，這兩個人來自同一個姓Kang（江）的家庭。
父親Kang Liong Tjwan事實上於1902年出生於日治台灣（當時的福爾摩沙）的高雄（當時的打狗），是個果菜雜貨商人。因此，他在當時的身份登記上其實是日本人。 Kang Liong Tjwan在1930年從福爾摩沙移民到當時還在荷蘭殖民統治下的東印度（今印尼），娶了在當地土生土長的華人後代，也就是這個家庭的母親Kang Ong Lie Nio。也因此在澳洲政府的造冊上，母親的族裔一欄被劃去原來的「華人」（Chinsese），被認定為「婚後成為福爾摩沙人」（Formosan by marriage）。婚後，他們的兩個兒子Kang Kwie Tjioe和Kang Ping Hoo先後於1936年和1941年在東爪哇出生。
根據印尼的官方記錄，到1926年已經有近400名日治下的台灣人像Kang Liong Tiwan那樣從台灣移民到印尼，在當地生活（而未被官方記錄的人口則可能更多）。為什麼當時這麼多台灣人移民去印尼？藍教授解釋，這其實也跟戰爭（一戰）有關。一戰後，日本在東南亞擴張商業版圖，而台灣商人有著語言優勢（閩南話、客家話），可以與東南亞當地的華人打交道，再加上他們在日本統治下生活多年，非常了解日本，因此成為了日本在這些地方發展商業貿易最好的中介橋樑。
然而也是因為（在官方眼中）這些台灣人與日本的聯繫，使得他們在二戰爆發後經歷了多舛的命途。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也對荷蘭進行宣戰。荷蘭政府認為這些在東印度的台灣人以及其他日本公民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把他們都關起來。後來荷蘭政府因為怕東印度馬上淪陷，所以和澳洲政府合議，把這些人送去了澳洲，在那裡建造了勞動營關押他們。藍教授還提到當時類似的情況，日本對英國宣戰後，英國政府也把當時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台灣人／日本公民關起來，後來又把這些人送到了印度。
故事裡的Kang一家，於1941年12月被荷蘭政府關押在東印度一個叫Amboeloe Djember的地方，後來又在1942年1月被轉移到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在勞動營裡關押了超過4年，直到二戰結束，1946年3月才被釋放。而在此之前Kang家的小兒子Kang Ping Hoo於1942年5月在勞動營裡夭折，而他們的小女兒Kang Sioe Lian則於一年後在勞動營裡出生，成為「在勞動營誕生的嬰孩」（internment baby），不幸的是，這個家的父親5個月後也在勞動營裡過世了。
Kang家小兒子和父親的墓碑留在了今天澳洲的日本戰爭墓園裡，也就是講座一開始藍教授提到的那兩個Kang姓墓碑。
這些人在澳洲勞動營裡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藍教授後來又在台灣遇到另一個姓Ang的家庭的後人，在他們手上看到了保存下來的勞動營的歷史材料。雖然Ang家後人告訴藍教授，他們在勞動營裡沒有受到虐待，只是失去了自由，但從他們保存下來的「外國人登記證」來看，他們就像監獄囚犯一樣被編號，拍下那種囚犯掛著編號牌子的照片，然後還被記錄下眼睛、頭髮的顏色以及身高等詳細資料。Ang家後人還保存了一串從勞動營裡帶回來的衣服鈕扣，在勞動營裡，人們要工作（asked to work）例如做鈕扣來賺取工資，購買額外的食物。
我們從中可窺見這段移民史、以及冷戰意識形態競爭，對今天台灣以及台灣高校體系有一定影響。
戰後的身份危機與再遷徙
二戰後，這些人也不是馬上被送回原來的地方，澳洲政府一開始不知道拿這些人怎麼辦，因為之前這些人被認為是日本人，但二戰後，台灣結束了日本的殖民統治。而由於二戰後直至1950年後才有國際雙邊協議，所以當時是由地主國決定這些人的國籍和去留。最終澳洲政府決定將這些人用一艘日本的運輸船運回台灣。
但是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像我們之前提到的Kang家剩下的家庭成員中，母親與大兒子均出生於東爪哇，小女兒則在澳洲勞動營裡出生，對他們而言，他們從來沒有去過台灣，台灣也沒有他們的家，但是在澳洲政府的安排下，他們在1946年3月釋放後被迫踏上了去台灣的路程。
據統計，勞動營裡有不少這樣的兒童婦女以及在勞動營裡出生的小孩。藍教授採訪的Ang家後人還保留著當時人們被安排上運輸船的照片。照片裡澳洲政府要動用到拿長槍的士兵在悉尼港維持回「鄉」的秩序，不少照片中的人帶著愁苦和茫然的表情，也有不願登船的人被士兵架著阻止離開。像Kang家那樣，勞動營裡有相當一部分人的家其實不在台灣，但最後仍然被逼著再次遷移到一個對他們而言陌生的地方。
藍教授在比較視野下總結了這些人的命運和經歷：
1. 台灣人作為客家人或閩南人，後來又作為日本統治下的國民，語言的優勢讓他們的移動變得可能，這跟帝國時期不同地方語言群體之間的連結以及跨國貿易的網絡是類似的。
2. 戰爭把人們帶離原居地，特別是戰爭爆發後變得生活在「敵人的土壤上」的人，除了在荷蘭或英國殖民地上生活的台灣／日本人，還有二戰期間在英屬香港的意大利人、在美國西海岸的美籍日人、在日本／中國／東南亞的英國人或美國人等等。
3. 作為個體，移民或遷移本應是自願和基於個人選擇的，但在戰時，這些移動是被迫發生的。
藍教授最後把焦點放回戰後的台灣。戰後台灣除了接收這些勞動營的人「回」台灣，還有兩次值得注意的人口（向內）移動。一次是1945年國共內戰後，國民黨退守台灣，帶來了一百萬人口的遷移。而1950年代後，在冷戰的拉鋸中，不少東南亞僑生來台。
後一遷移與冷戰格局息息相關。一方面反共和反華的社會背景讓東南亞地區缺乏給華人的高等教育，成為僑生離開這些地方到別的地方求學的驅動力（push）。另一方面，為了與共產中國競逐在海外華人心目中的正當性和吸引力，中華民國政府大力支持這些學生來台，成為這一遷移的牽引力（pull）。
當然，這一切離不開美國的資金援助（aid）。在冷戰格局下，為了防止海外華人因為東南亞地區缺少華文學校、而把他們的孩子送去共產中國學習，美國從1954年開始，便用資金援助中華民國政府招募海外僑生來台入學。
海外僑生的遷移為台灣帶來的「遺產」，遠不止他們留在台灣，成為建設台灣的人才。事實上隨著他們來台，美國大量注資在台灣的高校體系，為今天許多學校建造了像教學樓、宿舍、圖書館等基礎設施，特別是對那些從中國搬到台灣進行重建的大學，如1954年政大、1956年清大、1958年交大以及1962年中央大學的建立，幾乎建設起了整個台灣的大學系統。
藍教授舉例：比如今天政大校園裡最古老的建築之一四維堂，還可以發現當時紀念美國協助建造的鐫石誌，以及現在政大的新聞系還保留著1962年肯尼迪總統寫的一封信，上面有恭喜政大新聞學院新樓建成，讚揚他們代表了自由世界的新聞前線等內容。我們從中可窺見這段移民史、以及冷戰意識形態競爭，對今天台灣以及台灣高校體系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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