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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環境史與多物種正義工作坊(上篇)

2023-11-07

主題|環境史與多物種正義工作坊
時間|2023/9/27(三) 13:30–17:00
地點|陽明交大客家學院 HK-115教室
活動資訊|https://iccs.chss.nycu.edu.tw/zh/activity.php?USN=1372
所屬子計畫|21世紀環境危機與多物種正義:邁向多於人的解殖
子計畫主持人|蔡晏霖 教授


工作坊手冊( 含議程)|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j91JeivjmvHKxNze_9cjQeWb9Dsl9aL8IkeabbwJ6U/edit?fbclid=IwAR0a7ggoQ_PvBUz_SNEshXwEhEAUUR8V3c7yQJ-IZNrxaf8gmgkOI-rHjr0

Panel 1|人與非人的纏繞關係
主持|蔡晏霖

傷痛地景的驅力:氣候變遷下的水與茶山社會
#洪伯邑|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維與圍.滬與互:海洋環境史視野下的清代與日治時期石滬與地方社會
#盧正恒|陽明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該如何解殖死亡?一個關於遊蕩犬爭議的多物種正義思考
#蔡晏霖|陽明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側記/郭曜軒(陽明交大客家學院院博士生)

 

2023年9月27日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與文化研究國際中心「21世紀環境危機與多物種正義:邁向多於人的解殖」研究群主辦,並由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及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協辦的「環境史與多物種正義工作坊」,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20 週年系慶活動揭開序幕。

 

本次工作坊邀請到人類學、地理學、歷史學與社會學等四個領域學者共同參與,以跨學科的角度,重新理解人與非人互相纏繞共構的過程,以及食農與環境間的權力脈絡。

 

 

第一場人與非人的纏繞關係

 

傷痛地景的驅力:氣候變遷下的水與茶山社會|洪伯邑(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洪伯邑教授以嘉義阿里山茶區,梅山鄉的太和村為個案,討論氣候變遷下人與水以及茶產業三者的交織關係。洪教授認為研究全球極端「氣候變遷」帶來的傷害不只是新聞報導遠在北極的融冰問題,而是要回到地方日常的脈絡之中,以更小的尺度:社區作為觀察對象。過去氣候變遷研究及報導也多聚焦在災害後的應對策略:減少(mitigation)與適應(adaptation),卻忽略人在經歷災害時受到的傷害(suffering),以及重建社會韌性(resilience)的過程。

 

洪教授的研究發現「氣候變遷」對阿里山茶區的太和村民而言是水的問題。因此,洪教授以地理學中的「地景」(landscape)為分析架構,探討茶農面對水的問題時,與茶樹之間共構出「傷痛地景」(landscape of suffering)。而「傷痛地景」會成為人群處理危機時重建社會韌性的驅力,水的問題(洪災與旱災)造成兩種不同對象的傷痛地景。洪災讓茶農產生情緒與身體共同受傷的記憶,形成茶農的傷痛地景。災害後,當水保局的防護措施:擋土牆保護力不如早年茶農自建的石岸時,讓茶農們進一步重新思考政府進入茶山之前的互助網絡,更影響太和村的茶業經營模式,並進一步形成太和村的社區感。然而,當旱災發生時,缺水讓茶樹乾枯形成茶樹的「傷痛地景」。水從人的身體記憶轉化為茶農們彼此競爭的私有財(personal property)。當太和村民因沒有應對嚴重缺水的災害經驗,導致當下尚未找到重建社會回復力方式,使得剛建立的「社區感」(sense of community)面臨崩解危機。因此,洪教授發現「傷痛地景」是人群應對環境變遷之下應對的策略之外,也反省「氣候變遷」下的環境議題並非將自然、社會與市場經濟視為獨立議題,而是互相纏繞的關係。

 

 

維與圍.滬與互:海洋環境史視野下的清代與日治時期石滬與地方社會|盧正恒(陽明交大人社系助理教授)

 

盧正恒教授以苗栗後龍石滬研究為開端,目前擴展至新竹南端區域。盧老師先回顧海洋史與環境史的知識史,提出不同於台灣傳統漢人的農村研究,試圖以濱海社會(littoral society)概念重新理解台灣沿海區域,人與石滬互相共構的沿海社會。

 

一九五年代,西方歷史學脈絡下以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年鑑學派為代表的社會史研究興起,其中也包含海洋史領域。「海洋史」也自1960年開始於歷史學形成新領域,更至一九八〇至一九九年代更走向研究高峰。研究主題也從船隻與航海技術史轉移至海洋與人群之間互動關係。然而,2000 年「全球史」研究的興起,將海洋史納入其範疇之中,也促使西方海洋史研究者反思其研究議題的主體性及典範,並與同樣被全球史納入範疇的環境史合作。同時間,台灣海洋史領域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國棟也提出海洋環境史的新研究取徑。海洋環境史強調海洋具有時間性,且並非只是被介入的場域,而是主動參與人與環境的歷史。

 

西方海洋史研究者開始關注廣泛性的海洋人群(maritime people),但研究對象卻過於龐雜,從殖民者到漁村的漁民等全部涵蓋於研究範疇之中。另外,海洋人群也備受批評研究視角過於以西方為中心,因此需要進一步釐清定義等研究方法論。再回到台灣的海洋史研究脈絡之中,除了日治政府在戰爭後期於帝國大學成立南洋講座研究海洋史之外,清代與戰後國民黨政府則強調陸地史觀。此也影響台灣地域研究討論平地到淺山地區研究時,將沿海地帶全納入平原研究之中。但此研究視角卻忽略兩種不同的地域與人群的生計模式。

 

盧教授從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玉茹的〈清末北臺灣漁村社會的搶船習慣:以《淡新檔案》為中心的討論〉研究為發想,重新思索新竹地區的海域地權、人群與地方之關係,並整理出日治時期的北台灣的石滬登記許可證。從石滬地景的角度理解人群在沿海地區如何重新自我組織的方式。同時,盧教授也透過後龍石滬的研究發現,石滬只能建於礫灘而非散佈在台灣的西海岸,且不同區域的石滬都有不同的建造目的與形制。另外,應理解石滬為立體結構,且由多數人互助與交錯所有及共同管理。這發展出滬主、滬角與滬工的社會組織與契約關係,成為分配維護責任、石滬收益的股權以及捕魚權等利益與權力關係。然而,日治時期因常有輪船因撞擊石滬沈船事件,導致政府視此為阻礙現代化發展而實施拆除政策。但當地人因熟悉沿海地區的地景,反而將石滬視為走私貿易的掩護。盧教授想以歷史學家Michael N. Pearson提出的濱海社會(littoral society)概念為架構,強調人群定居於海陸之間,並發展出多元生計模式的概念,理解台灣沿海人群的社會模式。

 

該如何解殖死亡?一個關於遊蕩犬爭議的多物種正義思考|蔡晏霖(陽明交大學人社系副教授)

 

蔡晏霖教授討論近年來,遊蕩犬危及台灣淺山地區的野生物種的爭議,引發動保與野保團體在此議題上產生對立的辯論與道德困境。蔡晏霖首先請大家在遊蕩犬相關議題討論上參考清大通識中心的顏士清老師的研究、長期專注台灣遊蕩犬議題也曾參與安樂死政策制定的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副執行長陳玉敏的演講,以及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第1207集:遊蕩犬貓對野生動物造成哪些衝擊?》的相關報導。當今的爭議則緣起於紀錄片《十二夜》的上映,引發2017年安樂死政策的廢除。當「零安樂」替代安樂死政策後,迅速導致遊蕩犬的活動範圍與淺山地區的野生物種棲地重疊問題,進而引發國內動保與野保團體對外來本土生物生死權的對立辯論。

 

蔡晏霖則以遊蕩犬作為外來入侵物種角度,回顧生物科學界與社會人文研究對於外來入侵物種的論辯。生物學界對於外來入侵物種並非沒有爭議,但也反思外來物種議題並非只是生態科學的範疇,而需要結合人文社會科學,提出一個跨領域的入侵科學(invasion science)的新研究領域。人文學界的辯論中則聚焦於外來物種與外來移民的贊成與反對意見。然而,雙方都強調物種的「來源」(origin),並將此本質化,忽略物種跟隨人群的移動落地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他們也都忽略自然與人類社會之間具有非類比性與交織性的關係。蔡晏霖參考社會學家Tomaž Mastnak等人從美國加州本土植物復育運動者(native plant movement in California)中反思外來物種研究視角應聚焦於物種跟隨人群的移動落地的方式。當物種隨定居殖民者(settler colonialists)移動落地時,外來物種被帶入殖民的歷史與權力不對等的關係。這提醒我們應該思考物種移動的背後的多物種殖民關係。蔡也以女性主義人類學者Juno Salazar Parreñas研究馬來西亞沙勞越的紅毛猩猩復育中心為例,指出由北方國家主導,強調特定物種繁殖的復育範式,忽視紅毛猩猩的習性與個體權益,導致母紅毛猩猩在復育中心時常受到性剝奪等傷害。此過程仍複製北方國家殖民南方國家的殖民主義。因此,蔡晏霖認為應回到自然生物與人類社會互相交織與遷移歷程,書寫生態與人類共享的歷史(writing one biography),作為對於多物種正義的思考。回到遊蕩犬議題,蔡也認為應該反省政策配套措施的失靈,進一步超越物種之間的對立,反省人類更為複雜的權力關係。

 

 

第一場QA環節

 

本場次討論主要聚焦於前兩位講者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定義。

 

問:「perception」(感知)是傳統人文地理學指以視覺為主的第一重觀察描述嗎?個人與社群對「如何面對傷痛」的解釋是不是會有爭奪話語權的問題呢?

 

洪伯邑教授答:

地理學對地景(landscape)分為兩個層次的定義。第一層次是以政治經濟學定義地景作為一種觀看方式,批探資本主義社會下具有話語權者所主導的地景,以及其如何被觀看的方式。這同時影響生活在地景的人編織出資本社會預想觀看地景人群的樣子。

 

然而,此對人與地景關係的現象的討論有所侷限,也因此發展出第二個層次的地景定義,強調人在地景中的感知的交織關係。例如,John Wylie(《地景》,Landscape一書作者)發表在Culture Geography(《文化地理學》期刊)提到人與地景關係並非只是「被觀看的方式」而是為一種動態關係。但洪教授認為兩者的看法過於對立而難以互相對話。

 

他認為地景與人之間需要結構性的因子,例如水被人作為私有化的財產,但同時讓人的身體產生「perception」(感知),並與一同經歷災難者產生共感,形成社會力。但此社會力也相當脆弱,並反映在當水變成私有化財產時「共感」又不夠重要。這也反省研究社區遭受重大災害時過於強調「resilience」(社會韌性),容易忽略人必須透過市場邏輯下的產物生存。最後,必須回到結構性層面下人如何去感知「水」。同時,也能重新定義不同情境與地方尺度下的氣候變遷。


 

問:目前學界主流討論台灣沿海地區的人群的生計模式主要以原鄉生活論與地域社會論等傳統歷史地理學為主,但兩者均有所侷限。因此,該如何以濱海社會的概念會突破兩者的討論呢?
 

盧正恒教授答:

濱海社會(Littoral Society)的概念在一九八年代提出後並沒有相關延伸研究。另外,台灣的海洋史研究雖然有提出水域社會等類似的概念。因此,目前盧教授計畫先完成地方石滬的調查後,再重新以濱海社會的概念為基礎理解台灣沿海地區的人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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