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環境史與多物種正義工作坊（下篇）

2023-11-07

地點｜#陽明交大客家學院 HK-115教室
時間｜2023/9/27（三） 13:30–17:00
工作坊手冊（含議程）｜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j91JeivjmvHKxNze_9cjQeWb9Dsl9aL8IkeabbwJ6U/edit?fbclid=IwAR0a7ggoQ_PvBUz_SNEshXwEhEAUUR8V3c7yQJ-IZNrxaf8gmgkOI-rHjr0

Panel 2｜食農與環境的現代權力脈絡
主持｜朱華瑄

公民食物網絡的社會基礎設施：食物民主的觀點
#萬尹亮｜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從實驗室到生產線——近代中國的農業化學事業與國家權力
#侯嘉星｜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日本帝國米穀貿易下台灣與東南亞的社會生態動態連結
#朱華瑄｜陽明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側記／ 張琦昀（陽明交大族文所碩士生）

第二場｜食農與環境的現代權利脈絡

公民食物網絡的社會基礎設施:食物民主的觀點｜萬尹亮（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萬尹亮教授從觀察東亞食物運動和獨立媒體的發展出發，提問不同食物網絡怎麼發展食物跟農業公共論壇? 他回顧過去另類食物網絡的研究，指出有別於舊概念「另類食物網絡」強調的生產端和消費端的連接，新的概念「公民食物網絡」(civic food network)試圖去探討這類公民組織如何建立更廣泛的社會網絡及公共參與。

接著萬教授整理公民食物網絡三種公共參與的方向，包括食物民主（food democracy）形塑食物系統的平等機會、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挑戰食農體系的權力關係、以及食物公民（food citizenship）將被動的消費者轉為主動的社群組織者。講者將食農公共論壇概念化為促進公共參與的社會基礎設施。這些社會基礎設施來自一系列的公共活動，形成論述、社會網絡和空間的特定組合方式（assemblages）。這樣的組合使得多個公民組織能夠批判食物體系、擁有交流的空間，建設出鬆散但廣泛的行動社群，例如使公民食物網絡和其他利益團體以及政府互動，讓公民食物網絡的影響力超越個別生產者和消費者。

最後講者比較台灣的食農媒體「上下游新聞」和中國的「食通社」，對照不同公民社會脈絡下社會基礎設施的不同發展。在論述的焦點上，前者批判國家的農業政策；後者由於不能寫政策，所以介紹不同類型食物網絡在不同地方的實踐，將公民食物網絡和市場、技術的創新做對比。在社會基礎設施上，前者透過報導、podcast搭建公民和政府對話的橋樑；後者以共筆部落格將不同城市的公民食物網絡放在同一個虛擬想像的空間，擴大社會連結。以公共參與的形式來說，前者聚焦於食物民主，為農民和非政府組織發聲，促進多元的政策討論；後者聚焦於食物公民，將被動的消費者組織成集體學習社群，引導他們改變日常飲食習慣。

萬教授的結論指出公民食物網絡彼此之間和其他利益團體及政府互動的重要性，這樣的互動補充了單一團體內部的社會關係。由此，講者反思我們可以創造那樣的社會基礎設施，來促進食物民主和公民。

從實驗室到生產線――近代中國的農業化學事業與國家權力｜侯嘉星（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侯嘉星教授自《物種與人類世》選出具代表性的概念來分享，聚焦的講題為「農業化學」在近代中國的案例。首先談到農業化學的概念形成。19世紀中葉農業化學由無機化學轉向有機化學，有機化學服務的主要對象是物種。當傳教士開始翻譯書籍時，中國人開始接觸農業化學，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大量書籍從日本翻譯引入中國，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知識轉而由中國留歐、美農業知識分子帶入，引進知識的過程，國家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到了一九四〇年代戰爭體系下，國家力量更是主導著物種培育以及移植。

侯教授以近代中國案例來說明。農業化學初引進時，是具市場潛力的新興學科，當時廣州中山大學在雜誌放上實驗室照片，以新潮、能賺錢的學科宣傳來招生。學校培育的農業化學專才，以北京大學農學院農業化學組課表為例，學科核心為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為了推廣化學藥劑，傳統士紳及中介人會進行推銷，同時政府部門亦設立機構，親自到田裡示範施用化學藥劑的成效。新商品要進入市場，還需要有信用的保障，肥料出售時須刊登政府機關出售的合格檢驗證書，同時民間如上海化驗室也獨立經營實驗室，出現販售信用的現象。接著故事轉向國家的角色，國家接手對政策發展重要的產業，由國營製藥廠主導生產並將自己的產品推廣到田間實作區。

最後進入到物種的分享，可用於農藥的「魚藤」源自日本殖民時期在台灣的栽培，日本將其輸送到滿州、華北，中日戰爭結束後由中華民國接收所有的生產設備，魚藤生產線持續沿用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仍然是中國重要的原料，顯示物種在歷史經驗裡的跨域流動。

日本帝國米穀貿易下台灣與東南亞的社會生態動態連結｜朱華瑄（陽明交大人社系助理教授）

朱華瑄教授以日本在1890年無法生產足夠的米，而不得不尋求台灣和東南亞米的脈絡下，思考台灣跟東南亞在日本米市的競爭以及在全球米市的互動。

相對於西方，米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支撐勞動力很重要的作物，可是在亞洲許多米產社會，米的生產因為要消耗大量的勞動力，而消耗大量勞動力的米又被大量的人口自己吃掉，所以沒有產生農業剩餘可以投入到工業。在這個狀況下，社會停留在低度發展或貧困的狀況，是為文化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 （1926–2006）提出的「農業的內捲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此時日本學者提出東北亞模式，日本是透過高度密集勞動力和肥料的投入才沒有陷入亞洲的內捲模式。講者認為東南亞經驗亦可成為另一種模式，原因是其和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差別，而且在19世紀初到戰前，東南亞是全世界唯一有巨大出口餘力的米產地。另外，以環境來看，東南亞在天然環境的優惠下，相對粗放達到規模經濟來生產稻作，又因為人口稀少而產生巨大的剩餘。

台灣米和東南亞米的連結點在於當時台灣米在日本米市的競爭都劣於東南亞米，原因是台灣在來米種被日本認定品種過多，雖然多樣的米種對台灣各地不一樣的氣候及土地條件有利，例如：新竹因為風大，要挑選稻桿較低的品種，但是日本殖民論述以市場價值來評斷米種多樣性不利於商品化，形成台灣米標準化的起點。

1919年台灣成功培育出蓬萊米，由於東南亞米受歐洲帝國掌控，因此在日本帝國決定轉向自己自足的政策下，台灣又剛好可以量產蓬萊米，在來米也漸漸退出歷史舞台，但在來米到了戰後在來米竟成為解決世界糧荒最重要的米種，進入到東南亞甚至非洲，在世界發揚光大。台灣與東南亞的米及其社會生態，在日本帝國發展下存在著許多關聯，是理解東亞資本主義發展以台灣殖民歷史的不同角度。

第二場QA環節

問：社會基礎設施怎麼影響到中國跟台灣這兩邊呈現不同的傾向?

萬尹亮老師答：

兩邊想關懷的議題不同，因此呈現出不一樣的書寫內容，以及舉辦不一樣的活動。以中國的「食通社」來說，他們希望各個城市不同團體之間能夠互相認識，想創造一個跨團體生態農業圈，首先他們書寫共同的關懷，再來他們舉辦活動，例如：線上／實體讀書會，線上可以跨越地理、時間，讓不同城市的人可以參與，這個跨團體的連結是希望培養食物公民（food citizenship），因此討論聚焦在怎麼從種植、買菜、料理的過程認識食物系統。不同的設計是在地團體一方面面臨某些發展上的缺口想要去突破，另一方面和他們想試著去創造公共參與的模式有關係。

問：一般理解上中國和民主的關聯較低，但是反而在中國「食通社」的內容上，培養食物公民（food citizenship）。台灣是否因為有一些中國沒有的社會基礎設施，所以台灣更多關注食物民主（food democracy）?

萬尹亮老師答：

公民食物網絡並不是扁平的理想，其實要強調的是體制的公平或是多方的參與，像是台灣的「上下游」對政策的批評，或是中國的「食通社」要求消費者在日常生活的實踐，是著重點不同的行動方向。我沒有要評價任一基礎設施的優劣，而是要看到特定的基礎會讓他們去追求某些公共的行動。以中國的「食通社」的例子來說明，他們太過於強調日常生活的行動，而從不批評政策，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不能批評政策，他們的社會基礎設施就讓他們只能聚焦在食物公民（food citizenship）反省消費者的生活實踐面向上。而台灣食農教育和運動多年來已在日常實踐和食物公民上做出長期的努力，反而缺乏的是對政策和制度的討論和行動。也就是說公民食物網絡的社會基礎設施，是建立在前期的努力之上，也為了解決過去沒有處理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