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側記香港電影導演在内地：中國崛起年代的失與得

2023-11-07

〈香港電影導演在内地：中國崛起年代的失與得〉

日期：2023/09/27（三）

時間：2:00-4:00pm

地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 106A（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講者：朱耀偉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主持人：陳奕麟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學程教授）

側記／葉寶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四年級）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朱耀偉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邀請，於2023年9月27日（三）以「香港電影導演在内地：中國崛起年代的失與得」為題進行演講。朱耀偉的研究領域包括香港文化、全球化及後殖民論述等等，並於2018年出版Found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Studies in the Age of China，討論香港研究在中港融合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脈絡裡何去何從，思考香港文化的消失、承傳和轉化，後來於2022年出版Main Melody Films in the 2010s: Hong Kong Directors in Mainland China一書，討論香港導演拍攝的「主旋律電影」（亦即一般意義上合符中國共產黨政治意識形態的電影）。

演講的開端，朱耀偉教授簡介了中港合拍片的歷史發展。2003年中國和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開啟了合拍片的時代。至2006年，香港52部上映的電影裡，已經有39部合拍片，影評人方平甚至指出「今後香港電影就是中國電影」，周星馳的北上發展，也象徵著一些具代表性的香港影人積極融入中國市場。與此同時，兩地電影產業也出現了新的發展：香港電影工業出現了兩極的情況——只有中港合拍的大型製作和半獨立的小型製作，香港電影幾乎沒有自己的中型製作；後來2009年商業大片《風聲》的上映和2012年中外合拍片（主要是美國）簽訂協議，代表著中國電影的崛起。

朱耀偉教授接著引導觀眾重新思考、甚至挑戰關於中港合拍片的預設——進入中國市場的香港電影漸漸失去香港本地和其作者特色。他以「銀河映像」為主要的例子，說明香港導演如何周旋在兩地市場。例如鄭保瑞執導融入中國市場的大製作《西遊記》系列後，近年重新回到香港市場，製作接近他原來港片風格的《智齒》(2021)和《命案》(2023)。另一個例子是杜琪峰，朱耀偉教授引述著名電影學者David Bordwell的論文"Mixing Business with Pleasure"，指出杜琪峰和其電影公司「銀河映像」一方面融入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仍然顧及香港市場。朱耀偉教授引用了杜琪峰執導的《單身男女》(2011)，電影裡兩位男主角追女主角（中國演員高圓圓），一種論調視之為對於中國市場的競逐，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不過是銀河映像「兩條腿走路」的一貫風格。從這些例子看來，我們無法一錘定音，指出合拍片時代的香港導演完全放棄本來的作者和在地特色，而應該更細緻地看待在地／跨地電影的複雜性。

朱耀偉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市場帶來的條件未必只是局限，亦有機會讓部份香港導演的作品更上層樓。他在其專著Main Melody Films in the 2010s以徐克、許鞍華、陳可辛、劉偉強、林超賢、吳宇森、麥兆輝和邱禮濤等導演作為案例，提問主旋律電影跟香港風格是不是只能兩擇其一？他以徐克為例，作為香港新浪潮的重要導演，徐克早於1981年拿下金馬獎最佳電影。他在2014年執導的經典樣版戲新編《智取威虎山》，一般被視為一部呼應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主旋律電影而已，朱耀偉教授則認為此片延續著他的舊作，如與程小東於1990年執導的《財叔之橫掃千軍》的技巧。朱耀偉教授借用解構主義理論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話，主張香港電影導演在主旋律電影留下蹤跡(trace)與塗抹。對此，有現場聽眾把中港合拍片的辯論放在西方電影史的脈絡討論，認為主旋律電影的爭論與法國新浪潮關於作者電影與好萊塢電影的爭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引用巴贊(Andre Bazin)的觀點，指出作者特色和電影工業化不必然對立。

最後朱耀偉教授以中港合拍片研究為菱鏡，反思現時香港研究及其不滿。他引用香港著名社會學學者呂大樂《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2020)一書的觀點：主流群眾希望冷藏主權移交前的香港，被「一國兩制」的「兩制」束縛著，並沒有思考香港主權移交以後的未來發展，以及中港兩地存在的互動關係。受到呂大樂啟發，朱耀偉教授認為香港電影也需要發展新的模式，而目前香港和中國的流行文化觀眾把兩地的流行文化和工業視同楚河漢界，往往未能正視跨地合作和多元混雜的真實情況。

再者，他認為「香港研究」不一定只是社會運動的產物，例如「香港研究中心」的構思早於2012年出現。接著他再對比兩個時代的香港研究：九〇年代以降的香港研究有著比較文學、民族誌、社會學、政治學等等不同學科和角度，範圍包括所有與香港社會和文化相關的議題，朱耀偉教授形容為「零敲碎打」的研究取徑。他認為二〇一〇年代的香港研究傾向以政治議程作為前提，有很清楚的理論議題，卻同時可能成為一種局限，阻礙了香港研究的多元發展。

回到香港電影工業，朱耀偉教授強調，多元性對於香港電影生態同樣極其重要。他認為現時香港電影產業呈現一個兩極情況——主要是大型商業合拍片製作和獨立藝術片製作，缺少類型片的中型製作。以往的類型片製作並沒有完全犧牲藝術性，例如杜棋峰《槍火》裡角色把紙摺成球，踢來踢去，運用了藝術片的手法。朱耀偉教授認為，這種多元性就是過往香港電影工業可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