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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後》vol.2 《洄游頭前溪》─2024.夏季|六燃小誌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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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兩岸之間:新世代觀點」工作坊

2024-06-07

主題|「兩岸之間:新世代觀點」中國當代研究工作坊


日期|2024年6月7日(10:00-18:00)
地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三館 HC201
主持人&主辦人|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活動連結|https://iccs.chss.nycu.edu.tw/zh/activity.php?USN=1476
所屬子計畫|中國當代:精神問題、情感教育與歷史敘述
子計畫主持人|王智明

  


【第一場:社會脈動】

《統⼀戰線下的冼夫⼈信俗與跨國信仰圈 》
唐子超,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講者回顧,⾃明代中期起,由「官府、地⽅宗族、信眾」以民間宗教作為載體,曾經構築了帝國時代的宗教社會系統。當中國的發展進⼊現代民族國家時代伊始,宗教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功能,在世俗化與無神論的主導下發展步⼊低潮。1993年由最⾼領導⼈定調,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中國宗教完成了結構化轉型,在統⼀戰線的主導下有了發展的空間。

 冼夫⼈信俗就是如此的案例。冼夫⼈信俗在中國的信仰圈(粵西與海南)實現了振興,尤其是獲得了國家級⾮物質⽂化遺產的新⾝份,  以及冼夫⼈⾒載於史書的話語「唯⽤⼀好⼼」成為了新宗教教義。隨著近年⼀帶⼀路的⽂化交流與互訪,東南亞的華⼈社團、海外信眾加⼊跨國信仰圈中,中國政府及本國的地⽅精英開始與之對話, 冼夫⼈信俗成為了新的對話平臺基礎。由此,以冼夫⼈信俗為載體,國家意識形態、地⽅精英資本運作以及信眾⽂化想像三要素構築了現代民族國家時代的新宗教社會系統。 

余芬妮評論,該研究將地方歷史上的小眾宗教放入到中國當代的「走出去」與「一帶一路」政治版圖中,思考民間宗教表相背後的政治局勢意義,可追溯至隋朝時期在中國粵西與海南一帶興起的的冼夫人祖先崇拜,其現代化之路頗為多舛:  近代以來卻屢遭民族國家政治精英的打壓而趨於消亡;然而,在八十年代後,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全球化的治國策略,地方民間信俗反被國家外交部納入而「重獲新生」——在跨出國界的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中, 今天的冼夫人信俗成為中國與馬來西亞兩國外交政治上「宗教咽喉點」……講者在諸多歷史偶然性中,立基中國當代,思考兩國間華人民間信俗如何重新受到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收編、召喚的這一事件背後的政治意涵,  及其可能給地方信俗、信眾帶來什麼樣的潛在影響。由此,她進一步發問,在中國政府希 望海外華僑回家鄉投資的發展期望下,冼夫人在馬來西亞所承載的祖先、家國想像是否會有變化?此宗教統一戰線所開啟的國際合作, 潛藏著中國什麼樣的全球化野心或第三世界想像?地方民間團體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又有什麼樣的空間打開官方之外的協作、情感紐帶?我們期待講者細細雕琢、更深入的探究……

 
《流行文化輿兩岸想像:論21世紀初的流行音樂「中國風」現象》
陳冉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講者的分析基於她在2000年代初的民樂(國樂)學習經驗和同時期的「中國風」歌曲聽覺經驗的融合之上。她認為「中國風」流行音樂是兩岸商業音樂市場構建的文化商品類別,是台灣去中國化的輿論、政治環境與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商業市場綜合作用下的產物。而該指涉過於寬泛而不夠明確的概念及相關音樂作品在中國大陸2000年代初的流行,反映的是兩岸相互認知的商業迎合和現實錯位,其中暗含的後殖民性是冷戰分斷歷史效應的延長。

余芬妮評論,該研究從自身學習國樂(中國音樂)而與「中國風」遭逢的經歷中出發,將2000年後流行音樂產業所建構的「中國風」曲風樂理、歌詞符號加以問題化,試圖從集體聽覺的變動中分析中國當代的消費主義統治下麵臨的文化同質化問題。「中國風」此美學可追溯自17-18世紀(清朝),西方世界在開拓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進程中,與東方世界遭逢而投射出的東方主義異域想像;而此美學在中國當代又再度復甦,成為中國流行樂壇進軍國際市場的身份標籤。冉湧以一批台灣歌手如周傑倫、S.H.E、王力宏等人為例,從多元、獨立的次流行音樂到被市場收編為主流流行音樂的時尚符碼,「中國風」成為同質化的國族標籤而失去其「當代」視野,更進一步被兩岸政治意識形態收編,成為文化政治角逐之棋。冉涌洞察敏銳,立意新穎,以此挑戰了殖民主義批判研究中的以民族主義為主的單一聲道,即「民族主義」為歷史動態時間之果,我們更應回歸歷史動態之因,在歷史的延續性中思考「中國風」聽覺感官背後的國家、市場合謀關係,看見分割、他者化的具體複製機制……


《「殺馬特」的青春進行時:在不確定中尋找混亂》
余芬妮,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博士生

講者回顧,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沿海城市逐漸過渡至「脫實向虛」的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產業鏈條重組進程中,至2016年,網紅、MCN仲介公司與電商合作的經營模式愈加成熟。當代中國底層新生代農民工如何在此流量變現的熱潮中尋找著他們的夢想?實踐出一套什麼樣的希望道德地景?青年們在市場化的青春想像中,如何持續地實踐代際延續的「吃苦」與「娛樂」的希望話語,從而在充滿不確定的未來中為夢想孤注一擲,也在青春、夢想的道德經濟實踐中試圖尋獲一方「家」的歸屬。

該研究建立在在對一位「殺馬特」新生代農民工E自2021年末至今歷時兩年半的田野工作基礎上,主要地點位於廣東省東莞市石排鎮。採用微觀民族誌敘事策略,以近距離地走入「殺馬特」網紅E的生命歷程。如何持續地以「夢想」為自身在飽含流動性的生命歷程賦予個人歷史意義,建構起自身的道德宇宙E的希望的形而上學如何以「娛樂」與「吃苦」並行的形式,試圖協調自身在家與網絡社會中的資本轉化——但卻始終在希望與絕望之間擺蕩——這又給我們(we)「市場化青春」帶來什麼樣的省思與啟示?

對此唐子超回應,余芬妮的「殺馬特」民族志研究讓人耳目一新。並提到,他⼀直很佩服⼈類學的執著研究,在處理宗教⼈類學與宗教社會學的理論之時便早有此感。從殺⾺特青年的人生軌跡來觀察中國青年⼀代及社會的發展脈絡,是很有趣的視⾓。但他對芬妮所提及的中國社會在新世紀初期由「世界⼯廠」向「網絡社會」轉型的說法不是很認同。

他認為,殺⾺特所出現的中國社會背景,正好處在以國債拉動投資解決九十年代末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之後深度融⼊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期,當然在2009年前後由於次貸危機造成的第二次生產過剩之時,又以投資農村及全民加槓桿促銷費來度過危機。因此,至少在疫情之前,中國⼀直都是世界工廠加基建狂魔。所以文中提及的E才會有回老家務工的經歷,因為這時候中國的鄉鎮地區已經得到了國家投資的機會。如今的殺⾺特已不再流行,網絡直播成為了「後殺馬特」時代博眼球的主要方式,加之後疫情時代的中國進入第三次過剩危機,這些新變化是否會是以後研究的重點?

 

【第二場:跨境實踐】

《兩岸跨界展演:以陸生參訪旅行為例》
朱春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講者在報告中提到,兩岸邊界不僅通過官方宣稱的民族—國家框架得以建構,更通過邊界的日常生活實踐得以展演。赴台陸生作為一種政治化的教育移動技術,呈現了兩岸博弈與邊界建構的過程。陸生政策與兩岸關係展演裹挾在一起,成為邊界展演的一部分,同時陸生自身也展演並重構兩岸邊界。報告特別提到,成為陸生之後,會不斷接收到來自台辦、陸委會、海基會、海協會、學校兩岸事務組承辦的旅行參訪邀約。參與特定機構組織的小旅行的過程,便是接受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性展演過程。邊界內外的參訪旅行中的兩岸意識型態展演,陸生成為被規訓的對象,也成為謹言慎行的劇場演出者。同時,對陸生而言,這種參訪旅行未必是失敗的。面對兩岸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宣稱,陸生會慢慢形成自身的日常生活實踐戰術。應對的過程,是其主體性不斷萌發的過程,也完成了自身對於兩岸宣稱之外的邊界建構。

對此,艾可評論,參訪旅行是非常特殊的跨兩岸現場,研究者敏銳地捕捉到「陸生」與「展演」二者之間結合所產生的張力,角度獨到。如果說過往關於陸生的研究更多關注觀念、認同與日常生活的「落地」感,那麼「展演」則將「陸生」在多方權力、力量絞纏中被調用的「脫離」感推到台前。一次次參訪旅行的現場成為了一個個跨岸的政治劇場,在劇場中的「展演」如何與「日常」相鏈接,則期待春聰有更多的分析與論述,因為這才是「建構」與「主體」之真義。


《走出家庭:陸配的多元形象與主體性困境》
龔摘,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

講者認為,在台灣,陸配被由上至下的建構為具有政治嫌疑的性別化他者。一方面,透過一套性別化的立法,將陸配塑造為妻子和母親的性別主體,強調其配性。另一方面,則透過主權的論述,將陸配塑造為具有匪牒潛質的政治主體,強調其陸性。而陸配的陸性和配性,在家庭場域透過血緣糾纏在了一起,造成了由非完備主權和血緣親緣聯繫所形構的特殊主體困境。

具體而言,如果把陸配放置在家庭中,其實就是從婚姻和生育層面來確立陸配在台灣社會的地位。在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裡,妻子/母親-血緣-親緣-主權的聯繫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兩岸之間,在非完備主權下,強調陸配的配性(婚姻和生育)也是在強調陸配對台灣社會血緣的影響。這種主權與血緣之間的聯繫,從根本上質疑了台灣建立自身主權的可能性。而陸配主體就是鑲嵌在兩岸主權和血緣的矛盾中,難以突破的困境。因此,講者鼓勵陸配走出家庭,去探索自身更多元、更鮮活的樣貌。

本文以1980年代有打工經驗的陸配為研究對象,她們透過跨境婚姻來台。但來台後,受到性別化法律法規、社會歧視、學歷限制等因素影響,她們往往只能在在家庭場域擔任家庭主婦,履行照顧職能。即令工作,也是從事補充性工作。來台前的欲望主體與來台後的照護主體在陸配身上發生衝撞,那麼,她們要如何突破困境呢?在突破自身困境的過程中,又能為我們理解兩岸關係帶來何種啟發?研究大致關照到陸配所實施的兩種能動性項目,一種是透過教育積累文化資本,一種是透過直銷積累經濟資本。在這兩種項目中,陸配的身份都需要成為一個問題。只有出現問題時,陸配身份才會作為一種解釋出現。亦即當你的技術低於一定的層次時,陸配在台灣的能力、不適應、特立獨行不會被歸結於她的技術不足(語言、文化差異),而是被歸結於她是一個大陸人。而但是當她們的技術達到了一定層次的時候,她們的陸配身份就不會被歸結為一個問題了。

那麼,陸配的陸性作為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它的限度?台灣社會的確把陸配的陸性問題化了,但是並沒有把它徹底的政治化,而是放在了一個相對安全的邏輯,即如果你不適應台灣社會,那麼其「陸性」就不被接受。這裡的要求並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技術上,要掌握一系列的技術,生存技術、社會技術等等。當她們沒有掌握的時候,其「陸性」不被接受。而當她們掌握了這些技術之後,陸性就沒有太大問題了。那麼,陸配與台灣人在日常生活層面相處的這種技術與身份之間的關係,是否為兩岸的相處在某種意義上留下了某種空間呢?它並不是如政治上所表現的那般衝撞和對立,它是有一定的彈性空間的。

艾可評論,與很多關於陸配的政策、遷移研究不同,研究者作為「陸配」與「陸生」的位置關係,兼具自反性,以及與研究群體之間的彈性距離,在智識場域實現了對個案的精彩深描。兩個「走出家庭」的故事都非常打動人心,在主體性與生命治理背後的,是對作為人的尊嚴的不懈追求。誠如現場與談人提出的,「家庭」作為起點的視角是否存在問題,在「進入家庭」之前,於對岸的生命歷程鏈接著每個人的遷移軌跡,或許是「兩岸之間」的另外一半,決定了何以進入,何以家庭,決定了身分的翻轉和成長的起點。


《年輕一代台灣人移居中國大陸的身分策略(identity tactics)與話術認同(tactical identity)》
艾可,波蘭華沙大學民族志與文化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台商赴陸投資移民潮,在2008年前後,由於中國大陸人力成本的提高,台商投資規模和長居大陸的人口規模都在限縮,也是在同一時期,不以經濟投資為目的,而以「自我投資」——教育及工作——為目的的台灣年輕一代移居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潮開始慢慢成形。在無論何種目的的跨境限制事實上都不存在的前提下,我們如何理解自2008年前後開始,台灣年輕一代赴中國大陸尋求教育和就業機會的遷移「新浪潮」?除了相牴牾的國族主義這一基礎結構外,我們可以回到全球化和人才競爭的架構來理解這一移民潮嗎?從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出發,如何理解「台灣人在中國」這一介於國內與跨國移民、介於親緣/熟悉與可疑/陌生之間的移民群體?在敵對政體的社會場域中,我們如何發現和講述個體遷移者建構新的自我身分和跨國身分的故事?講者分別於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在北京,2024年3月在上海和昆山,2024年4月至6月在台灣,展開田野研究。本次報告即分享田野研究中已經有部分結論和仍待分析與理解的問題,以及研究者自身的關係定位(positionality)在田野中的自反性。

和台商一代相比,年輕一代台灣移民的國族認同、遷移動力、移民社群性等都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國族認同更偏向排他的「台灣人」身分,同時,由於社會經濟地位的優勢不再、社會區隔減弱,他們與遷移目的地城市各階層的當地人也有了更多的日常社會接觸,身分認同便在跨國場位的人際接觸中浮現出來。因此,其日常生活實踐、主體性與認同協商策略便成為文化人類學進入這一移民群體和個體故事的鑰匙。

「台灣人」這一認同/身分/表達,在跨國環境中,是如何被識別出的?遷移者如何應對日常生活中被逼到牆角(being cornered)的質詢?在這個過程中,「口音」/「腔調」在遷移者的日常故事中顯現出來,一種「可聽出的」的身分(audible identity)凝結了宏大歷史變遷和身體化的細微面向,其中的協商性與不可協商性,讓我們對個體自我「身分」的表演(performing)和意欲達成的來自他者的「認為」(uptake)有了更多樣化的認知,對抵抗性的策略與話術也展現出主體性或能動性之即興、聰穎與情境偶發性的一面。

 

【第三場:兩岸媒體文化】

《重塑現實的權力: 「超級剪輯」在當代中國的批判性探索》
鄭南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生

講者認為,討論當代中國,若以康得以降的思想家對於「現代性」的論述為參考的話,很難說中國是經由啟蒙與批判進入當代的。清王朝結束以來,中國歷經殖民、威權、極權多重擠壓,未能實現康得意義上個體經由「發問」而走向「成熟」的自治,而被反殖民鬥爭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反噬,將一種綿延與複雜的文化主體性讓位於非常西方的革命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乃至進一步形成如今的極權專政國家。

如今,在高度數位化加持下的極權中國,個體更被「數據-權力-知識-法律-監控」閉環圍擋,一切現實及對現實的關切都被權力的天眼注視。被數位化的個體因失去與現實的關聯而變得異常脆弱,也更易受政治意識形態與消費主義的雙重擠壓與擺弄。個體的數據被帝制、意識形態、資本操縱,亦反過來繼續餵養它們的共犯結構。在這樣的「當代」語境下,如拉圖爾所言,如果可以回到「關切現實事物」的「事物世界」中,批判的空間便得以生成。在這個意義上,重塑現實本身即是批判。

以網絡媒體為主流的數位當下,「超級剪輯」在生產、生成快速流變、拼貼混雜、近乎失控的視聽景觀時,也提供了在極權體制下重構和審視日常生活中數據和資訊的可能性。「超級剪輯」是一種將一系列具有共同主題的短片段彙集在一起的剪輯技術,它通常用於突出一部作品中的重複元素或主題。在網絡視頻文化中,這種技術很受歡迎,創作者用它來強調電影、電視節目或其他媒體中的特定模式、套路。通常結構化地表達一個觀點或通過重複相似的場景或片段來創造幽默效果,對原始材料進行批判或評論。通過「神農氏力架」等網絡創作者的案例,本文展示了個體如何利用「超級剪輯」從直播等大數據中提取自身關切的資訊碎片,並通過重組這些短視頻數據碎片來掀起其背後覆雜現實的一角。這一過程不僅實現了個人層面與庶民形式的參與及批判,而且借助於二人稱視角轉變觀眾與內容及其創作者的關系,從而將批判嵌入重構行為中。

通過這種方法,超級剪輯可被塑造為數位時代的一種新型啟蒙,鼓勵著私領域持續發生的批評與建構。它渴望以肉身的、情感的、記憶的現實為磚瓦,搭建一個見證脆弱的、無法被型構而只能被感知的現實場域,並在其中呈現一種複雜、複合的中國當代主體,以和康得式啟蒙、 自治的「當代」對話。畢竟,正如福柯在重新梳理「啟蒙」之演化時論述的那樣,我們所共用的那個「啟蒙」,當是「自我批判之本體」(critical ontology ofourselves),亦即,不懈地對自己發問 ——我們是誰?我們與當下的關係為何?我們在想什麼?

唐子超回應,南溪的「超級剪輯」批判讓他受益匪淺。他在研究宗教社會學之前是電影電視方向,聽到巴贊的「攝影影像本體論」很有熟悉之感。但他認為南溪有的說法值得商榷。例如中國是否真的沒有⾃發的「啟蒙運動」?須知道,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是舶來語,是西⽅針對他們⾃⾝的經濟社會條件所提出的⽤語。他認為,在研究中國問題之時,以西⽅中⼼主義所定義的名詞不完全適⽤於中國的語境。猶如⾱伯曾認為中國沒有宗教,因為中國的儒與道並不能像西⽅的新教那般為西⽅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理性化的思
維,所以儒與道不是宗教。那麼,中國的新⽂化運動、五四運動,乃⾄於七⼗年 代末的真理標準⼤討論,能不能成為中國版的「啟蒙運動」?

岳詩傑回應,南溪的題目試圖處理「超級剪輯」這一類型在當代中國的批判性可能,考慮到中國當前過剩的短視頻生產,這一切入點十分有趣,令人期待。南溪在報告中花去較多比重介紹西方啟蒙以來的批判性概念,如康德、傅科、拉圖爾等人,隨即轉到「批判性缺位」的當代中國,並似乎將這一現實歸結為「五四」以來激進主義政治之後果。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言,這一略顯簡化的敘述似乎忽略了中國近代至當代內部複雜的思想衝突嬗變以及同政治、社會、媒介的相互作用。南溪將「超級剪輯」的批判性與二十世紀早期的前衛電影實驗以及蘇聯蒙太奇理論等相聯繫,然而猛然轉到當代中國之際,只是羅列出一些似乎在她看來具有批判潛力的作品案例,而未見對作品「如何批判」之具體分析,從電影/媒介史的角度來看,似乎也缺乏對中國二十世紀左翼電影運動以至當代獨立紀錄片實踐及新興的影像行動主義等批判性影像生產的回應,顯得有些斷裂。期待看到這一研究的發展。

 

《自印作為方法?中國當代自出版關鍵詞》
岳詩傑,陽明交大亞際文化研究碩士生

「散颼颼小組」對近五年來浮現於中國大陸的自出版實踐進行考察,並嘗試從亞際視野以多重形式的知識生產進行回應。小組用「自出版」囊括那些自發與(出版)體制形成協商、以自我組織和分散協作為主要形態的替代性出版實踐,試描繪其中對中國當代之文化政治、技術治理以及情感結構形成回應的「自出版行動者網絡」。小組試以「關鍵詞共寫」打開當代自出版實踐所蘊含的問題潛力,以期在一種蒙太奇式的參差對照中展開研究想像。本場報告列出小組現階段集體書寫的十二枚關鍵詞,梗概如下:

小組用頗具草根氣質的〈做文化〉一詞歸結自出版的「自主實踐」屬性,強調實作、手藝、DIY等行動面向,又以〈具身性〉探問數位時代實體媒介自出版的肉身經驗;〈類比/模擬(analog)〉試從媒介特性切入自出版尤其是手工混成的自印實踐的美學意義,〈速度〉則注意到自出版在當代媒介環境中所打開的關於媒介效率的辯證;對體制的動態回應是小組考察自出版的關鍵著眼點,因此我們觀察到〈審查〉作為一種內於文化生產者的治理方式的複雜效果,「既限制了自出版,也促成不一樣的媒介環境和美學實踐」;〈交朋友〉試圖看到自印實踐中「關於差異的他者倫理」,點出自出版實踐者頻繁串連的政治性;;合作強調自出版作為一種集體實踐其間人與人、人與非人動態協作的過程性,而非單純目的導向的出版物生產;〈商品與禮物經濟〉一方面肯定小誌文化中常見的以物換物、按情境定價等靈活交換的模式,另一方面也點出商品性和小生意在中國當代脈絡特殊的策略意義;凸顯自出版中由語言翻譯、共寫、生產協作等帶來的超出語言的深層「翻譯」問題;〈情感〉試圖從政治憂鬱、數位倦怠等症候探問自出版實踐的情感動機,揭示一種「同柔共弱」的情感照護/互運動;自印基礎設施;強調自印實踐者對國家基建的靈活使用,通過協作互動以及社群性基礎設施的搭建,創造出具有一定自出性的「自印基礎設施」;〈都市文化〉試圖看到自出版聚集作為都市文化所反映出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抵抗實踐的「文化策略」。

以上關鍵詞的書寫立足於中國當代自出版實踐的現場,同時具備一定普遍性,因而或可作為切口,與其他脈絡、其他媒介的當代文化實踐形成對話。


《滿洲國時期美術活動研究》
郭晴柔,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講者認為,在對滿洲國的研究中,普遍認為應把這段歷史放置在更廣泛的時空向度中進行理解。它也是跨地域的,可以作為一個視窗,切入對東亞近代史的觀察。即便是放在一系列日本在東亞的殖民地中,滿洲國有其特殊的地方。首先,它在文化理念及日本投注的心情上沒有那麼消極。日本在滿洲國實施的一系列行動,都具有實驗的性質。比如,一些新經濟形式和社區政策會在這裡展開檢驗,再反向輸入日本本土。

其次,是它在政治及文化構成上的「奇美拉」現象,比方說,政治上的多元構造和文化理念上「傳統」與「現代」的並存。這也使「東亞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成為認識滿洲國文化的重要概念。通過這些表述,使我們得以觀察區域史如何成為該地文化主張的核心。

岳詩傑評論,该研究踩在他的知識盲區上,卻也令他倍感好奇:作為軍國主義帝國遠大圖景的試驗田,同時在當代中國是遙遠而禁忌的屈辱歷史,滿洲國的視覺生產會呈現怎樣的面貌?講者引述了許多書目來介紹滿洲國研究的關鍵概念,但似乎尚未對滿洲國的圖像生產或視覺體制進行展開?期待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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